一、徽州文化在安徽文化中的地位

安徽文化包括两淮文化、皖江文化和徽州文化。

从实际说来，安徽三大地域文化之间的发展有不平衡的情况，有的出现在中华文化发展的早期和中期，如淮河文化；有的出现在中华文化的后期，如皖江文化和徽州文化。相比较来说，三大地域文化以徽州文化最为博大精深，也最具有中华文化后期阶段的典型性和代表性，它不仅是安徽文化的代表，而且是中华文化的标本和缩影，在今天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是安徽三大地域文化都属于中华文化，而徽州文化是中华文化后期发展的典型和代表，与今天的安徽发展具有特殊的紧密联系。

二是安徽最初建省时就已经融入了徽州文化，安徽的“徽”就来自于徽州，这本身就体现了徽州文化在安徽文化中的代表性，并已经被历史和现实广泛认同。

三是多年来安徽省委、省政府站在全省发展的战略高度，先后提出了“打好黄山牌，做好徽文章”和“打好徽字牌、唱响黄梅戏、建设文化强省”的文化发展战略，制定了徽文化发展规划和措施，依法保护徽州古民居，培养高素质徽学研究队伍，扩大徽学影响，打造“徽商”品牌，引领安徽发展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对宣传安徽、树立安徽美好形象，拉动安徽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重大作用。

四是安徽社会各界已经广泛使用“徽文化”概念，用它作为安徽文化的全称和代表，已经深入人心。现如今“徽商”已经成为“安徽商”的代表，已经成为激励安徽人发展商业经济的金字招牌。

用“徽文化”作为安徽文化的代表，是由徽文化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和代表性所决定的。

二、徽州文化在中华文化中的地位怎样

其实前面已经讲过的地方，像徽州文化与徽州学的典型性问题、标本性问题、全国性问题等等，已经直接间接地回答了这个问题，这里不再一一展开，简单地说，徽州社会和文化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社会与文化发展的一个典型代表和标本，它在中华民族社会与文化发展史中有着独特的和重要的地位。

三、徽州文化在国际上的地位

1、徽州文化成为多国史学界关注并致力研究的课题并取得了国际性成果

在日本，有藤井宏的专著《新安商人研究》等，还有秋贺多五郎《关于新安名族志》、仁井田陞《明代徽州的庄仆制——特别是劳役制》、斯波义信《宋代徽州的地域开发》、臼井佐知子《徽州文书与徽学研究》、《明代徽州族谱的编纂——宗族扩大组织化的样态》；山根直生《唐宋之间徽州同族结合的诸类型》等。

韩国有朴元熇的专著《明清宗族史研究》等，权仁溶《清初一个徽州生员的乡村生活——以詹元相的〈畏斋日记〉为中心》，以及一系列韩国安东学与徽州学的比较研究成果等。

美国居蜜教授有对徽州有关问题的探讨，宋汉理博士《〈新安大族志〉与中国士绅阶层的发展》、《徽州地区的发展和当地的宗族》；约瑟夫•麦克德谟特《徽州原始资料——研究中华帝国后期社会与经济史的关键》等都对徽州文化进行了专门研究。

2、徽学国际化研究与交流日益频繁

随着1994年11月首届国际徽学学术研讨会在黄山市召开，拉开了徽学研究的国际化序幕，有来自日本、美国、韩国和中国台湾、香港的专家学者参加。此后的国际徽学学术研讨会，都吸引了为数不少的国外学者参与交流，并取得了积极成果。与此同时，徽学交流走出国门，也取得了积极影响。像2003年11月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栾成显等应韩国国学振兴院邀请出席“韩国学与安东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作了《徽州文化遗存保护开发的经验与问题——作为安东地区文化遗存保护与开发的借鉴》等等，走出国门的学术交流，为徽学研究走向世界迈出了步伐。

3、徽州文化成为他国比较文化研究的对象

这主要体现在韩国兴起的安东学与徽州学的比较研究。在韩国国学振兴院出版的《安东与徽州文化比较研究》一书中，收入了安东学与徽州学的比较研究成果：郑义雨的《安东与徽州地区古文书的概况》、林鲁直的《安东和徽州的木版印刷比较》、金美荣的《韩国和中国宗族惯性的比较考察——以安东地区和徽州地区为中心》、刘明基的《中国徽州的古民宅和村落——兼与安东地区的比较》等。徽州文化在与他国文化的比较研究过程中，必将进一步扩大它在国际上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