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章 档案文献编纂思想及其代表人物
本章导引——先秦时期
一、夏商周三代史官制度和档案文献编纂
夏商周三代的文献编纂是与史官制度关系密切。
从夏、商至西周时期，文献编写、收藏、利用的权力主要集中在史官手里，政教不分，官师一体。
夏：《吕氏春秋·先识篇》载：“夏太史令终古出其 图法，执而泣之。夏桀迷惑，暴乱愈甚，太史 令终古乃奔如商。”
“终古”是最早见于记载的史官人名。
殷商：甲骨文中“乍（通‘作’）册”、“史”、“尹”等史官名，《尚书》中有“王命作册”、“命作册度”等语。巫史掌握着占卜、祭祀，还控制着军事、司法、教育 、历法、记事、保管档案等方面的大权。
西周：史官名目渐繁，职掌渐细。
《周礼·春官》载，周王室五史：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等。
二、秦汉时期的律法限制
“挟书律”：秦始皇进行焚书时实行的一项法令， 除了允许官府有关部门可以藏书外，民间和个人一律不得藏书，违者一律族诛。西汉王朝初期，制度基本继承秦朝，“挟书律”直至汉惠帝才废止。
商山四皓：东园公唐秉、夏黄公崔广、绮里季吴实、、甪（lù）里先生周术。秦始皇时七十名博士官中的四位，分别职掌：一曰通古今；二曰辨然否；三曰典教职。
三、古代档案编纂工作的特点
（一）政治目的明显
（二）编纂制度的依附性
（三）整体的间断性与相对的持续性
（四）编纂主客体选择之严谨
（五）编纂思想的继承性
第一节 古代档案文献编纂思想及其代表人物
一、孔子的编纂思想
（一）孔子简介
孔子为春秋末期思想家、教育家，儒学创始人，曾任鲁国司寇；后携弟子周游列国；最终返鲁，专心执教，弟子多达三千人，贤人72。
荣誉称号：“天纵之圣”、“天之木铎”“千古圣人”，被后世尊为至圣、万世师表。
主要成果：曾修《诗》、《书》，定《礼》、《乐》，序《周易》，作《春秋》。
《尚书》文体：记言体史书；
• 典、谟、训、诰、誓、命六体
• 《虞书》、《夏书》、《商书》、《周书》
《尚书》版本
• 真本（佚本）：
• 今文《尚书》—— 伏生本： 存28篇，亡10篇
• 古文《尚书》—— 孔子旧宅本：44篇
• 真伪合编本（存本）：梅赜《孔传古文尚书》
• 真：今文《尚书》33篇，由伏生28篇分析而成；
• 伪：古文《尚书》25篇和托孔安国之名作的
• 《序》和《传》。
（二）孔子的编纂思想
1.选题上，主旨鲜明，目的明确，政治性强——宣扬“仁”政，并要“克己复礼”为“仁政”；
2.搜集材料上，重柱下之所藏；
3.选材上，“不语怪、力、乱、神”，“信而好古，并“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强调“无徵不信”，“敏以求之”。
4.进行加工编写时“勿意、勿必、勿固、勿我”，要“述而不作”，“多闻阙疑”。
5.体例编排上讲究按分类并按时序排比材料；
6.强调言之有物，言之有序，重归纳、序赞，主张“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
（三）评价
1.中国古代正式编纂活动的开始；
2.第一次私人编纂活动，具有自发性；
3.孔子的编纂思想为以后中国档案编纂活动提供了宝贵经验；
4.其所编纂的主要是对当时的历史档案进行编纂。
5.编纂活动及其成果，无形反映着孔子本人的政治思想。
6.其编纂成果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珍宝。
二、刘向的档案文献编纂思想
（一）刘向、刘歆简介
刘向：约前77—前6，又名刘更生，字子政，西汉经学家、目录学家、文学家。沛县人，汉高祖弟楚元王刘交第四代孙。宣帝时为谏议大夫。元帝时任宗正。成帝即位得任光禄大夫，改名“向”，官至中垒校尉。
曾奉命领校秘书，撰《别录》为我国最早的图书分类目录；治《春秋彀梁传》。著《九叹》等辞赋三十三篇，大多亡佚。今存《新序》、《说苑》、《列女传》等，有《五经通义》是清马国翰辑本。
校录群书时在皇家藏书中发现了六种记录纵横家的写本，但内容混乱，文字残缺，于是刘向据战国史书整理编辑了《战国策》。
刘歆：刘向之子，约前53-后23，西汉末古文经学家、目录学家、天文学家。字子骏，后改名秀，字颖叔。成帝时为黄门郎。后受诏与其父总校群书，讲六校传记。刘向死后，刘歆复任中垒校尉。哀帝即位，王莽荐举为侍中太史中大夫，迁骑都尉、奉车光禄大夫。
继承父业，撰成《七略》，为我国第一部综合性图书分类目录。曾建议为《左传》、《毛诗》、《古文尚书》等古文经设立学官，遭今文博士反对。因得罪执政大臣，出任河内、五原、涿郡等地太守。
王莽新政，累官至京兆尹，封红休侯、国师。王莽败，遂自杀。明人辑有《刘子骏集》。对“五经”古文经典的整理作出了很大的贡献，特别爱好且最有研究的是《左传》。
刘歆在经学史上的贡献
第一个贡献：发现了一批晚出先秦经书，使之免于佚失；倡导宣扬，使之广为人知，传习不辍。
第二个贡献：开辟了以文字和历史解经的新方法，重视训诂，凭此以读经，且据古文字体笔意以解经。
第三个贡献：打破了今文经学对儒学的垄断，开启了古文经学的发展道路。
（二）刘向的编纂思想
1. 广罗异体，仔细校对，以备考校：利用官府民间百余年积累藏书，进行校对，作为参考。
如，据《管子叙录》，所据“书”有389篇之多，利用大夫卜圭书27篇，臣富参书41篇，射声校尉立书11篇，太史书96篇。凡中外书564篇。
2.校对脱简，订正伪文：主要采用“本校法”和“互校法”，仔细校雠全文，校对脱漏遗失之处并订正错字、别字、讹文。
《别录》：“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谬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冤家相对，故曰雠也。”
3. 相互补充，去其重复；摈弃异号，确定书目（名）。
对诸本从内容、篇目和书目三方面进行勘对，或删除重复，或保留原名，或重新命名，确定合适书名，对简册则根据逻辑顺序或时间顺序确定各篇次第。
如,《晏子》，保留原书名，但删重复22篇638章而定8篇315章。
4.杀青定校毕，缮写叙录：按照规定编纂一书完毕，则缮写叙录，以方便阅览。
（三）评价
1.其编纂活动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保留了大批整理有序的珍贵典籍；
2.其编纂活动孕育和催生了中国目录学、校勘学和版本学的基础知识；
3.刘向、刘歆父子的编纂活动主要是围绕历史典籍和历史档案展开，其编纂思想为中国档案编纂思想所吸收，成为档案文献编纂学，特别是历史资料的整理工作提供了较为系统的理论基础。
三、刘知己的档案文献编纂思想
（一）刘知己简介
公元661-721,唐史学家，字子玄。彭城(今徐州)人。高宗永隆元年(680)中进士。武周时，任著作佐郎、左史等职，兼修国史。中宗时官凤阁舍人，暂停史职，后除著作郎，仍兼修国史。参与纂修《则天皇后实录》，因与武三思不合，请辞史馆职，不久又三度入馆。
自幼笃爱史籍，入仕后数入史馆得以博览群籍，又洞悉史馆利弊。因和监史大臣宗楚客等屡相悖牾，不能自行其道，乃私撰《史通》以见志。
一生著述很多，有《刘氏家乘》、《刘氏谱考》、《睿宗实录》、《刘子玄集》等，认为史家须具备“史才、史学、史识”三长，尤以史识为重要。
对著史强调直笔“不掩恶，不虚美”，表现了进步的史学思想。所著《史通》20卷，为中国古代第一部史学理论专著，在中国史学史上影响极大。
汉代一次大规模的具有特色的档案文献公布活动。
《后汉书·蔡邕传》：“邕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谬，俗儒穿凿，贻误后学。熹平四年(175年)，乃与五官中郎将堂溪典、光禄大夫杨赐、谏议大夫马日磾、议郎张训、韩说、太史令单扬等，奏求正定六经文字，灵帝许之。”
经书一律按通行汉隶抄写，计有《周易》、《尚书》、《诗》、《仪礼》、《春秋》、《春秋公羊传》和《论语》等七部经文。
（二）刘知己的编纂思想
1.打破尊经抑史的传统思想束缚，强调历史典籍和文书在编书中的重要性。
2.明确提出“史才三长”理论，要求史学家须有史才、史学、史识，即搜集、分析资料、撰写著作的能力；对历史资料、历史知识的掌握能力；作者自己的判断取舍能力。
3.对前代史著的思想观点、语言文字、人物评价、史事记述及体式等进行了评述，并提出了以“人事“为历史主体的治史原则。
（三）评价
1.所著《史通》分内篇三十九篇、外篇十三篇，各十卷。内篇主要叙述史书体例，辨别是非；外篇论述史籍源流及杂品古人过失。对唐以前史籍作了全面梳理，是我国历史上首部史学理论著作，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的史学评论。
2.首次以理论形式确立史书编纂的体例：制册章表书，和纪、传、表、志相辅而行。
3.《史通》建立了史学批评、史学史和史学编撰的原则和基础，与《文心雕龙》并称，在我国史学发展史上有里程碑意义。
4.奠定了档案文献编纂学提供了历史档案材料整理和研究的理论基础。
四、司马光的编纂思想
（一）简介：
司马光(1019—1086)，字君实，自号“迂叟”。陕州夏县(今属山西)涑水乡人，世称“涑水先生”。仁宗二年进士，任馆阁校勘、知谏院等职，英宗朝进龙图阁直学士。神宗即位，擢翰林学士、御史中丞。因反对王安石变法，熙宁四年判西京御史台，自此退居洛阳十五年，专门从事《资治通鉴》的编写。哲宗即位后召拜门下侍郎，主持朝政，罢黜新党，废除新法，起用旧党，八个月后卒。谥“文正”，赠太师、温国公。
《资治通鉴》是我国最大一部编年史，全书共294卷，上起战国初期韩、赵、魏三家分晋（公元前403年），下迄五代末年赵匡胤灭后周以前（公元959年），凡1362年。全书依时代先后，以年月为经，以史实为纬，顺序记写；对于重大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与各方面的关联都交代得清清楚楚。
除《资治通鉴》，还有《通鉴举要历》80卷、《稽古录》20卷、《本朝百官公卿表》6卷。此外，在文学、经学、哲学乃至医学方面都进行过钻研和著述，主要代表作有《翰林诗草》《注古文学经》《易说》《注太玄经》《注扬子》《书仪》《游山行记》《续诗治》《医问》《凉水纪闻》《类篇》《司马文正公集》等。
（二）司马光的编纂思想
1.丛目未成，不可遽然作长编，即丛目是作长编的基础。丛目以《实录》为基础，其它史料“稍于时事者，借叙依年月注所出篇卷于逐事之下。
《实录》所无者，亦须依年月添附。无日者附于其月之下，称是月；无月者，附于其年之下，称是岁；无年者，附于其事之尾；有无事可附者，则约其时之早晚，附于一年之下。但稍于其事相涉者，即注之，过多无害。”
2.大抵长编，宁失于繁，毋失于略：对每条事目所涉及到的史料均以丛目附注为线索，仔细勘校，考证异同，辨别真伪，再决定是否收入长编正文。
3.长编编次要严格符合《通鉴》的体例。长编是全书编纂的基础，作为编年体史书，须严格以年月时序为根本，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
（三）评价
1.其先编丛目后作长编的编纂方法，强调了编纂工作中检索工具编纂的重要性。
2.编长编要求宁繁毋略，强调了搜集材料的重要性，“《实录》、正史未必皆可据，杂史小说未必皆无凭，在高鉴择之”。
3.编纂过程中要求求实考信。编纂过程中要求严格考订，不取迷信、怪诞、奇伟之材料，体现了科学的原则和方法。
宋代其他人物：宋代宋绶宋敏求父子的思想
宋绶：大中祥符元年（公元1008年）赐同进士出身。仁宗时为兵部尚书，参知政事。谥宣献。笔札精妙，帝多取其书字藏禁中。倾朝学之，号曰：「朝体」。书法森严，实传钟、张古学。
黄庭坚云：“宋宣献用徐季海（浩）摆落右军（王羲之）父子规模，自成一家。”天圣五年（公元1027年）夏竦所撰慈孝寺碑，仁宗亲自篆额，为绶所书。卒年五十。宋绶去世后，皇帝多取其书字，藏於禁中。《天圣卤簿记》十卷《内东门仪制》五卷 《五服敕》一卷（刘筠、宋绶等撰） 《岁时杂咏》二十卷 《常山祐殿集》三卷 《本朝大诏令》二百四十卷。
宋敏求：(公元1019年至1079年)字次道，赵州平棘（今河北赵县）人。北宋文学家、史地学家。生于宋真宗天禧三年，卒于神宗元丰二年。赐进士及第。官至史馆修撰、累迁龙图阁直学士。
尝预修唐书(新唐书)；私撰唐武宗以下六世实录148卷；编《唐大诏令集》130卷。著有《长安志》20卷，为地市志之宗。该书考订详备，详于记载长安城郭、宫殿、坊市等，是我国古代有关长安地志的重要著作；
笔记《春明退朝录》，记掌故时事，文献价值颇高；
治平中，为宋仁宗实录检讨官，起居注，知制诰。以忤王安石外迁；著春明退朝录三卷，又有唐大诏令集及长安志，均《四库总目》并行于世。
五、章学诚的编纂思想
（一）章学诚简介
章学诚（1738——1801）清代史学家、文学家。字实斋。会稽人。乾隆四十三年（1778）进士，官国子监典籍。曾主讲定州定武、保定莲池书院，并为南北方志馆主修地方志。
倡“六经皆史”之论，治经治史，学术理论著作。其中《文德》、《文理》和《史德》等篇中涉及文学理论见解最多。讲“义法”、“性灵”。
作文要“修辞立诚”，要“主敬”，敬即态度要严肃；“论古必恕”，即从事批评应设身处地，知人论世，通情达理。
认为“是以学文之事，可授受者规矩方圆，其不可授受者心营意造”；
强调“读书养气之功，博古通经之要，亲师近友之益，取材求助之方”才是论文前提，批评舍本逐末的“文法论”。
提倡“文贵发明”“亦期用世”；反对“不达时势”、“画蛇添足”、“优伶演剧”、“削足适履”等不良文风。
（二）章学诚的编纂思想
1.提出“六经皆史”的史料观和原则：“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
2.材料搜集要求博收而约取。
“有志著述，先猎群书，以为薪槱”，“故今学者计，札录之功，必不可少”，“然存为功力，而不能可以为著作。亦俟类次既多，积久而兄有定识，然后贯穿前后，去其不合与不定者，慎取而约收之”，“既以此为功力，当益进于文辞。”
“拘牵类例，取足成书，不于法律之外，多方购备，以俟作者之辨裁，一目之罗，得鸟无日；则比次之业，难于凭藉者七矣。”
3.提出“比次之书”、“比次之法”、“比次之道”、“比次之业”等概念，将之置于著述源流中，加以探讨。
“比次”即“整齐故事”，对档案内容加以梳理形成体系，以便使用。
“比次之书”是把档案按时间顺序排列；
“比次之法”指编纂的方法；“比次之业”指编纂的工作；“比次之道”指编纂的理论。
4.人对于编纂工作的重要性：“夫村书俗学，既无良材，则比次之业，难于凭藉者一矣。”
5.选材上：“传闻异辞，记载别出，不能兼收并录，以待作者之决择，而私作聪明，自定去取；则比次之业，难于凭藉者四矣。”
6.汇编档案史料选录范围：“图绘之学，不入史裁，金石之文，但征目录，后人考核，征信无从；则比次之业，难于凭藉者五矣。专门之书，已成巨编，不为采录，大凡预防亡逸而听其孤行，渐致湮没；则比次之业，难于凭藉者六矣。”
7.篡改原文的害处：“所征故实，多非本文，而好易字句，漓其本质，以致学者宁习原书，怠窥新录；则比次之业，难于凭藉者二矣。”
8.汇编档案文献编写注释与备考要：“比类相从，本非著作，而汇收故籍，不作著所出何书，一似己所独得，使人无从征信，则比次之业难于凭藉者三矣。”
（三）评价
1.其编纂思想融于其研究史学著述源流和方志理论的过程，翔实而系统，“六经皆史”理论的提出，扩大了史学、史料和文献学的研究范围，丰富了研究资料的来源，对史学家研究历史搜集和鉴别史料的方法产生了深远影响。
2.章学诚分析了“比次之书”的材料来源，基本特点、重要作用，以及其与别出心裁成一家之言独断之学，钩稽疑难下判定结论的考索之功的区别。
3.章学诚有关档案文献编纂方面的思想，继承前人，又超越前人，以从基本理论、概念、体例、程序、方法诸方面为后人留下了极其宝贵而丰富的有关档案文献编纂思想。
4.首次提出史学著作和史料编纂区分。“史家有著作之史与纂辑之史。”著作之史,章氏又称为“撰述”、“著述”;史料编纂,章氏又称之为“记注”、“比类”、“比次”。
5.他关于编纂工作中存在的不同目的、不同层次、不同深度以及不同要求的阐述，对后世辨析编纂类型具有启示作用。
6.他没有明确提出创建编纂之学，但是他关于编纂工作的一系列论述以及体现出来的思想，可说是中国古代档案文献编纂思想之集大成者。
六、明朝起居注制度与《明实录》编纂（补充内容）
（一）代表人物——宋濂
1.宋濂简介
生于1310年十月十三日（11月4日），明代散文家,文学家，字景濂，号潜溪，谥文宪或文史公。
浦江（今浙江金华市付村镇上柳村）人。自幼家境贫寒，但聪敏好学，曾受业于元末古文大家吴莱、柳贯、黄溍等。一生刻苦学习，“自少至老，未尝一日去书卷，于学无所不通”。元顺帝曾召为翰林院编修，以奉养父母为由，辞不应召，修道著书。
2.文法主张：
“宗经”“师古”，取法唐宋，著作甚丰。
3.主要编纂活动及思想
洪武二年（1369年）奉命主修《元史》；
多溢美之词，主张文道合一
（二）明代的科举名录编：纂进士名录的编纂活动、范钦与“天一阁”
1.进士名录的编纂活动
概念： 最早出现的科举名录称登科记，不同登科录。
• 登科记是诸科进士名单的汇编，内容记录简单，就名字、排名类。
• 登科记编纂始于唐代。
• 明朝人编纂进士名录，始于明中期。
2.活动：
（1）湖广潘司始刻《国初以来历科进士总录》：景泰年间（1450-1456）;后福建建阳书坊曾翻刻。编纂者不详，未见公私书目，今不传。
（2）俞宪《皇明进士登科录》：现存第一部明代进士名录。凡11卷，卷一为令典，明朝考试之令谕。卷二至卷十一为历科进士名录，至嘉靖二十六年科。
（3）晚明《隆万十八科进士履历考》：补充俞宪《皇明进士登科录》作，未见存本，仅见黄崇兰《明贡举考略·自序》，作者不详。
（4）张朝瑞《皇明贡举考》：八卷，起洪武，迄万历五年科止。首为场屋条例一卷，于沿革之故，言之颇详。附以贡举纪略。 “每科载会试考官、试题及所刻程文之目。殿试之榜，首尾全录。会试之榜，则惟录前五人。乡试之榜，则惟录各省第一人。其有名臣硕儒足传于后者，皆附记于制策之末，名姓籍贯异同，亦附注焉。其考据颇为详核”。
3.张朝瑞，字子祯，明海州人。
隆庆年间(1567—1572年)倭寇常侵扰海州，出资筑海州城以御倭寇。中进士后，任鹿邑(今河南开封市)县令，因不附权贵，被贬南京行人司副职，后升为金华府知府。曾被列为天下清官第一人，升至杭嘉湖参政，因政绩入朝为大鸿胪寺卿。后病死在代理府尹任上，追谥“清格”。
著作主要有《孔门传道录》、《禹贡本末》、《皇明贡举考》、《南国贤书》、《宋登科录》、《金华荒政志》、《崇正书院志》、《邹鲁水利记》、《常平仓纪》等，以及疏稿、文集、族谱等。
《常平仓纪》：中宗孝宣皇帝下五凤四年（丁卯，公元前五四年）春，胥自杀。
4.陈汝元《皇明浙士登科第考》：字太乙，浙江仁和（今杭州）人。生卒年、事迹不详。
《皇明浙士登科考》：专收浙江籍进士名录，洪武四年科迄万历二十九年科，刊刻于万历三十一年（1603），国家图书馆有藏。
天启间增补至十二卷，今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有藏。
陈汝元：[明]（约公元一五八0年前后在世）会稽人。生卒年均不详，约明神宗万历八年前后在世。著有传奇《紫环记》及《金莲记》二本，杂剧《红莲债》一本，《曲录》传于世。
5.邵捷春：闽省贤书》：
1600—1640，福建侯官人。
《闽省贤书》：举人名录和进士名录。成书时间不详，下限为崇祯七年（1634）康熙时后裔续补，共七卷。今上海图书馆有藏。
6.雷礼（1505—1581）：万历初年，辑有《豫章科第记》、《丰城科第记》、《江西进士稿》等，今不传。
7.范钦与“天一阁”
（1）范钦简介
1505-1589，字尧卿、号东明、宁波人。明著名藏书家，浙江鄞县（今宁波鄞州区）人，1532年（嘉靖十一年）举进士，官至兵部右侍郎。与张时彻、屠大山称为“东海三司马”。中国现存最古老藏书楼——天一阁的主人。
（2）藏书特点：不求善本，重点在当代文献，尤其是注重地方志与科举名录的收藏。
（3）主要编纂成果——《明贡举录》一册，不分卷，稿本，仅天一阁藏。其内容大体由三部分组成：
一是浙江贡举，不全，仅洪武一朝，及万历元年、四年、七年三科贡举名单；
二是浙江乡试解元，起洪武四年，迄万历七年；
三是三朝会状二元，起洪武四年科，迄万历八年科。
（4）缺点：从下限看，《明贡举录》当成于万历八年（1580），没有前言后跋，或为范钦随手所作，备记忆而已，无系统成书。
（三）《道藏》编纂
1.内容庞杂。
大批道教经典、论集、科戒、符图、法术、斋仪、赞颂、宫观山志、神仙谱录和道教人物传记等。
还收诸子百家著作，有些是道藏之外已失传的古籍。
还有不少有关古代科学技术的著作，如医药养生 ，内外丹，天文历法等等。
2.活动
明成祖大修武当山道教宫观时，又敕第43代天师张宇初重修(道藏)。
张宇初（紫霄观记)曰:“永乐四年(1406)夏，予承旨纂修(道藏）”同年冬明成祖再次降敕催促：“前者命尔编修道书，可早完进来，通类刊版”。
永乐八年(1410)张宇初去世，诏令第44代天师张字清继续主持编修。
宣宗宣德二年(1427)张宇清卒，末完成。
明英宗即位，正统九年(1444)诏通妙真人邵以正“督校大藏经典”，方重加订正，增所未备。
正统十年(1445)，又增刊每函卷首三清及诸圣像图和卷末护法神将图。
后人称为“正统道藏”：计480函，5305卷，按三洞、四辅、十二类分类，以(千字文)为函目，自“天”字刊至“英”字，每函各为若干卷。
校刊功成之后，明英宗、宪宗、世宗诸帝陆续印刷，颁赐国内备大名山道观珍藏。
（四）一统志和地方志的编纂
1.第一阶段修志起步阶段(洪武至天顺年间)
明太祖诏令天下编地方志书。
李贤、彭时等纂修。洪武三年，命魏俊民、黄篪、刘俨、丁凤等编修《大明志书》，凡十二省、一百二十府、一百O八州、八百十七县、三按抚司、一长官司，东至大海，南到琼崖，西至临挑，北到北平，都在记载范围之内。
成书于天顺五年（1461年）四月，共90卷，主要内容是“类编天下州郡地理形势、降附烦末”。
《大明志书》的优缺点
• 缺点：
因纂修的时间仓促，参加人员多杂，书中也存在着地理错置、张冠李戴、以无说有等弊病。古今学者多有批评。
• 优点：
目录前有全国总图，尽管粗糙简略，却将山脉、河流和府州方位作了致勾划。
明各府位置一律改用由府治在某一方向至某府所属某州或某县界若干里。
山川、湖泊、井泉罗列更为详备，并在专名下注明其部位及特征。
重视地理交通及其关联事务记载。例如“关梁”类条目，描述重要关隘和桥梁，间或联系山谷形势和景观特征。
卷八十九、卷九十“外夷”部分记载了朝鲜、日本、安南等国情况，内容已结合了明初郑和下西洋所发现的许多地区的有关情况。
明成祖对纂修地方志书的重视。
永乐十年，颁布《修志凡例》十六则，规定志书内容包括：建里沿革、分野、疆域、城池、里至、山川、坊巷、乡镇、土产、贡从、风俗，形势、户口、学校、军卫、脚舍、寺观、祠庙、桥梁、宦绩、人物、仙释、杂志、诗文等二十四类，以及各类目编写原则。
是迄今发现最早由朝廷颁布的修志凡例。
其后六年，又诏纂修天下郡县志书，颁降《修志凡例》二十一条，《襄宇通志》和《大明一统志》。
2.第二阶段修志蓬勃发展阶段(成化至正德年间）
首先是朝廷进一步重视修志。弘治元年，因诏修宪宗实录，“遣使者采披四方事实以备纂述”。
3.第三阶段是修志鼎盛阶段(嘉靖至万历年间)
嘉靖初，分遣进士往天下，采取民风节义，凡诸一统志所关者，莫不广求博载，以备武宗毅皇帝实录。三年，又训修郡国志书进史局。十八年，更令修《承天大志》。
4.第四阶段修志渐趋沉寂阶段(天启至崇祯年间)
天启时，社会经济凋橄，修志活动转趋沉寂。全国修志总数只有六十六种。其中通志一种，府志十种，州志八种，县志四十四种，乡镇志二种，卫所志一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