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古代文明的三大中心

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世界文明史上曾经出现过一个学术思想异常活跃、文化成就异彩纷呈的时代。为什么人类在不同地域，几乎同时取得重大文化成就？如何来认识这一历史现象？半个多世纪以来，国内外学者不断就此展开热烈的讨论。其中尤以德国学者Ｋ．雅斯贝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提出的“轴心时代”理论影响最大。他认为：世界各个区域的文明经过早期发展之后，形成了三大古典文化中心，即中国、印度、希腊。这三个地区分别发生了非同寻常的文化事件，出现了非凡的文化人物。

在中国，孔子、孟子、老子、墨子以及其他诸位思想家、哲学家相继出现；在印度，婆罗门教的经典《奥义书》等问世，佛教、耆那教等开始创立；在波斯，相传琐罗亚斯德创立祆教（拜火教）；在今天的巴勒斯坦等地，犹太教先知四处游走，传经布道；在小亚细亚和希腊，更是贤哲辈出，先有荷马、赫西俄德，后有所谓以泰勒斯为首的“希腊七贤”，继而出现了巴门尼德、希罗多德、赫拉克利特、修昔底德、苏格拉底、德谟克里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阿基米德等等。这是当时世界上文化最发达的三个中心，人类都非常相似地开始意识到自身作为整体的存在，也意识到自身的局限。人类至今依然存在的世界几大文化模式几乎同时得以确立。

人类文明何以在这一时期同时在不同区域取得如此突破性的成就呢？

这并非偶然。这首先得益于人类生产力的明显进步，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离，相当一部分人可以专门从事脑力劳动。铁器的普遍使用是“轴心时代”生产力发展的突出标志。同时，经济的发展和铁制兵器的使用，也扩大了古代战争的规模，拓展了人类活动的区域和范围，进而开阔了人类了解、观察、认识客观世界的视野，提高了人类认识世界的能力。这种认识既包括对人类自身的认识（认识到人与自然界的区别以及对人的本性的认识），也包括对客观世界（包括自然界，也包括人类社会）。东西方思想家们在这一时期把人类零散朦胧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崭新的也是更高的阶段。 

其次得益于人类自身关系的解放。早期国家的建立和发展过程，实际上是对原始社会血缘部落关系不断扬弃和否定的过程。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早期国家的组织结构中，总是或多或少地带有氏族部落制度的残余。如古代印度有王国和共和国两种形式。王国称为Janapada，Jana意为部落，而pada意为“脚”，二字合起来意即“部落立足之地”；共和国称为Gana或Samgha，前者意为部落，后者意为共同体，显然这都证明血缘关系在早期国家中的重要地位；希腊的城邦同样由部落发展而来，如雅典有4个部落，12个胞族，360个氏族；而斯巴达等多利亚人的国家多由3个部落组成。直到古典时代晚期，雅典的胞族依然在司法方面发挥着一定作用。在古代中国，从商代直到春秋时期，宗族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重要性，在甲骨文、金文及传统文献中都有资料可以为证。氏族部落等血缘组织，曾经使人得到某种保护或依靠，同时它又是对人的一种束缚。随着血缘关系的削弱和解体，人们一方面惊讶地发现自己正在失去过去曾有的天然依托，同时也欣喜地发现自己开始摆脱从前的桎梏，得到过去难以得到的自由。于是，一个人存在的价值，开始可以而且必须由自己来决定。这无疑大大激发了人们潜在的创造力和思考力。

  其三则得益社会矛盾与斗争现实所激发的人类潜能的发挥。在世界三大古典文化中心所在地，都曾经出现过邦国林立、百家争鸣的时代。在印度，摩揭陀、乔萨罗等邦长期争夺霸权；在希腊，斯巴达、雅典等邦在陆上、海上争夺霸权的斗争此起彼伏，时断时续；在中国，春秋五霸争雄，战国七雄兼并；与此同时，诸邦内部各种社会集团之间矛盾错综复杂，争权夺利斗争时隐时现。很多斗争结局不明，鹿死谁手尚难预料，各国统治者和各种社会集团都力图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借助一切可为己用的因素去谋求胜利。在希腊，学者们普遍都有讲学自由，在印度和中国，思想家带领弟子周游列国，而统治者通常不拒绝游说之士。这是引发人的潜力的外在环境；另一方面，尖锐复杂的斗争引起社会动荡，那些曾经为人们所信守的、纯朴可爱的传统，似乎越来越变得荒谬和腐朽，从传统中破土而出的新事物，却又往往显得贪婪、卑鄙而无情。历史究竟是进步了，抑或倒退了？社会变动时期那些巨大而深刻的矛盾，打破了先前的精神稳定平衡状态，不能不引起睿智的人们加以思考。这是引发人的潜力的内在条件。

  然而，由于人类历史的极端复杂性，各个地区的历史条件千差万别，三大古典文明中心的文化价值观念又有很大的不同。在西方，是神的人化，在东方，则是人的神化。中西方文化都在经过“轴心时代”有了一个大的转型：西方由此导致了文化的更进一步神学化，进入了中世纪的基督教神学时代；而中国则由此导致了文化的世俗姿态，“独尊儒学”的传统基本上是世俗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