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学术的角度分析，“司法公正”包含了三个方面的结构：第一，一个“公正”（fairness）的理想状态，第二，一套“正义”（justice）的司法制度，第三，一种以合理性和正当性为标准来矫正不公的“衡平”（equity）方式。用一句话表达，司法人员遵循“正义”的法律制度，辅助以“衡平”的矫正方法，合理判决以达到司法的“公正”。

“正义”的司法制度

英语justice一词，本身就有二个含义，一是正义，二是司法。从这个意义上讲，正义实际上就是一套公平的司法制度。现代“法治”的含义，通常归结为两个基本原则：“相似情况下法律的相似对待，不同情况下法律的不同对待”。法律史学者将此原则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的“矫正正义与分配正义”，部门法的学者演绎成“横向公平与纵向公平”。

这里用税法案件来说明，美国加利弗尼亚州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个案件：原告在加州新近购买了一套二手公寓，购买价格是原房价的十倍。她的邻居自购房后一直生活在那里，购房价保持原来水平。按照加州的房产税法，房产税款按照房主“购买房子时的价格”计算，这样，相邻两处房产，税务局收缴的税款却相差十倍。原告认为，她的公寓的大小和位置与她邻居是相似的，但是房产税却相差十倍，这是不公的。她把税务局告上了法庭，州法院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然后她向联邦法院提起了宪法诉讼。她称，加州房产税违背了美国宪法“法律平等保护”的条款。她要求法律的平等保护，至少保证她所缴纳的房产税款与她的邻居一致，以实现法律的横向公平。房产税属地方税，计税方式由州政府决定。通常情况下，美国各州按照房屋“可比的市场价格”来征收，但是，加州的房产税法不同。当初，加州人为了遏止州政府房产税的“横征暴敛”，他们反对按照“房屋市场价”缴纳房产税，通过激进的抗税运动后，加州通过全民公决的方式确立了加州特有的房产税计税方式，即按房主“购买时的价格”计算，以避免房价上涨给居民带来越来越重的赋税。两种计税的方法体现了不同的正义观，依购买价格计税体现了“不同情况不同对待”，本案体现为买房时间不同因此税款也不同，依市场价格计税则体现了“相似情况同等对待”，本案体现为房子位置和大小相似因此税款相似。联邦法院支持了原告，以捍卫美国法律的平等保护。这是横向公平的典型案件。

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主体应该是“个人”，还是“夫妻”？一直是税法上争论的话题。假想一个案件，甲与乙同为大学教授，年薪一样，假定为20万元，甲为独身，乙有一个没有收入的妻子。依照横向公平的原则，甲与乙缴纳的个人所得税是一样的：按照相同的扣除标准和法定的税率计算，两人每年要缴纳2万6千元的相同的所得税。但是，乙提出异议，认为自己与甲的情况并不一样，甲是个独身主义者，只知道个人享受，而乙是个有责任心的人，他结婚生子繁衍人类而对社会有贡献。甲与乙收入虽然相同，但是生活负担不一样，如果同样缴纳所得税，那么同为大学教授的生活质量完全不同。他要求夫妻联合申报，也就是应该将乙的收入经过夫妻平均后再按照特定的税率上缴。乙状告了税务局，认为个人申报制度导致了纵向不公平。如果法院遵循税法“量能课税”原则判案，那么法官应该支持乙。当然，这不是法院能够一揽子解决的问题，最终需要创制机关以立法的方式来解决。为了同时满足横向公平和纵向公平，个人所得税就必须修改。在设定不同扣除标准和不同税率的前提下，同时许可个人申报和夫妻联合申报，纳税人可以自由选择。不同扣除标准和不同的税率，目的是实现纵向的公平。

横向公平与纵向公平是正义的两个子项，都体现了公平的原则，不过，两者之间又是冲突的。法官在处理具体案件中难以调和，实践中。法官有时侧重于横向公平，有时侧重于纵向公平。这里，司法公平与法律公平纠缠在一起。要真正实现兼顾两种公平，有待于立法机关制定更加复杂的法律。从总体上看，在税法领域，所得税采纵向公平原则，消费税采横向公平原则。当然，复杂法律规定的结果，又导致了法律的混乱和不统一，为律师和当事人的避税提供了机会，出现新的不公平。

司法结构

法院：法院受政法委员会领导，在中国的行政等级中，法院比同级的行政机关，比如工商局要高半级。区分司法局，司法局管律师、还管监狱，管不到法院。

法院的职权是人大赋予的，法院院长由人大选举产生。

这些对检察院来说同理。

注意政法委的性质，是党的组织，不是行政机关，人大的性质，不是党的组织，也不是行政机关，是权力机关。名义上人大拥有最高权力。比如国家主席、政府总理、各级地方政府行政首长、法院院长、检察院院长都是人大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