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思想政治教育者
一、思想政治教育者的类型与特征
(一)主体的类型
1.从层次和规模上划分
组织型教育主体
个体型教育主体
团体型教育主体
2.从渠道上划分
社会教育主体
学校教育主体
家庭教育主体
3.从分工上划分
专职教育主体
兼职型教育主体
4.从影响力的形式上划分
自然权威型教育主体
强制权威型教育主体
5.从教育主体形成的特点上划分
正式教育主体
非正式教育主体
(二)主体的特征
1.层次性与整体性统一
主体机构是一个有着内部层级结构和整体功能的有机整体。它按纵横方向科学地分为若干层级,从上到下呈‘金字塔’形,从左到右呈网状型。各个层级目标一致,各负其责,分层次,分职责,有条不紊,从而构成了各自相对独立的职能系统。同时,它们又作为更大系统中的子系统而发挥着各自单独所不具有的功能,并由此而趋向于整体功能的最优化。
2.民主性和权威性统一
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主体的信息输入的目的,在于提高受教育者的思想认识,塑造受教育者的思想品德。而要在真正达到这一点,思想政治教育就必须是高度民主的,即在热烈的民主气氛中进行主客体的思想交流。这样,才能使思想政治教育符合受教育者的意志、利益和需要,激发受教育者的积极性、能动性和创造性,才能使受教育者感受到主体组织可信、可敬、可亲,从而自觉自愿、心悦诚服地接受主体组织的教育和引导。
3.对象化和客体化统一
只有当主体意识的本质力量、目的性和需要注入教育客体时,当教育内容凝聚并体现在教育对象身上时,才能实现对受教育者的塑造。而主体之所以能赋予客体以主体的特性,并在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过程中发挥巨大作用,就是因为主体意识具有客观真理性,具有对象化和客体化相统一的特点。
4.教育性和服务性统一
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主体成员的活动,既是对受教育者施教的过程,又是为受教育者服务的过程,二者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相辅相成,共同统一在主体成员的活动之中。可以这样说,没有教育性,就失去了主体成员应有的责任;没有服务性,主体的责任也难以承担起来。因此,作为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主体成员,不仅要有教育的思想,善于进行教育,还要有服务的观念,有效地为客体服务。
二、思想政治教育者的地位与作用
(一)引导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方向
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使受教育者的思想品德朝着与社会要求相统一的方向发展。在这个过程中由于教育主体一般都掌握一定的科学文化知识,具有一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本领和艺术,其教育又是建立在主体准确地掌握社会、阶级在政治观点、思想体系、道德品质以及心理素质等方面的要求和对客体的原有思想基础、生理状态、心理发展水平的全面了解的基础之上的。所以,他们是受教育者思想品德形成的发展的导向人。
(二)推动思想政治教育的矛盾运动
教育者所表达的社会思想品德要求同受教育者原有的思想品德水平、受教育者内部思想品质认识同自身的思想品质行为之间的矛盾,是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两个不同阶段的基本矛盾。这两个基本矛盾,又总是通过一系列的具体矛盾表现出来的。这一系列矛盾运动,是形成受教育者个性的动力,克服矛盾,受教育者的个性就得到发展,获得新的品质。
三、思想政治教育者的素质要求
主体素质:是指主体从事思想政治教育本身所具备的条件。包括以下五个方面(政治、思想、知识、能力、身体):
(一)政治素质:
包括:政治立场
政治品质
政治水平
政策水平
(二)思想素质:
包括:
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不唯书,不唯上,不搞形而上学,敢于在实践中纠正错误,坚持和发展真理;
时刻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作风严谨,对自己要求严格,敢于承担责任,勇于自我批评;
善于接受新观念,紧跟时代潮流,不墨守陈规,热情支持新生事物;
不固守一种模式,在工作中不断创新。
(三)知识素质:
比较系统、扎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方面的知识;思想政治教育学相关学科的基本知识。主要包括:教育学、心理学、伦理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化学以及领导科学、管理科学、人才科学、行为科学,还有文学、美学等方面的基本知识;
工作范围内的业务活动方面的基本知识。主要包括业务活动的基本管理知识、基本技术知识和技能。
(四)能力素质:
调查研究能力,能熟练地运用信息收集的各种方法;
组织协调能力,能独立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合理组织人力、物力、财力、协调各方面的关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以形成教育合力;
宣传鼓动能力;
自我调节能力;
开拓创新能力。
(五)身体素质:
指身体健康、精力充沛、意志坚强、不怕疲劳、有连续作战的作风。
案例教学: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
刘伯承元帅是中外著名的军事家,不仅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而且有着极其丰富的理论著述。他认为:“战术被运用的范围,不应只局限于武装斗争,而且应普及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斗争。军事技术与政治策略的含意本来就是一样的”①。在指挥革命军队与敌人战斗的过程中,他深深体会到夺取战役和战斗的胜利离不开坚强有力的政治工作,离不开广大官兵的政治情绪和战斗精神。政治工作在战术行动中的意义更加重大。他在1939年8月22日指出:打胜仗的战术要靠不断的政治工作,无论现代新式武器——飞机、坦克、化学兵器、新式火炮、机关枪之类,怎样精良得了不得,总是死的,都要靠活的人来使用;如果人的质量(包括政治的、军事与纪律的训育和素养)不强,那么只有打败仗,只有为对方作武器的运输队。他指出:“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部队具有良好的政治情绪与饱满的战斗精神,这就是启发和保障我们打胜仗的一个基本条件。有了这个条件,才算有了讲求战术的根据。”他要求部队“随时随地提高部队全体人员的政治警觉性,健全政治生活,深入锄奸工作,否则即有被敌腐化的可能,还谈什么胜利的战斗。”刘伯承认为,只有健全部队的政治生活,提高政治素质,使每一个军人,尤其是干部,坚定为民族牺牲的决心,熟练技术战术,发扬英勇果敢、机断行事、协同动作、刻苦耐劳、遵守纪律和服从命令的作风,才能完成自己的任务,保证战术企图的实现。
刘伯承基于这一思想认识,十分重视战术行动中的思想政治工作,十分注意提高广大官兵的斗志。他在1948年1月30日指出,“斗志与斗法(战术)是用兵的把柄,要善于贯彻运用之。如无斗志,则不但一切谈不上,而且有覆灭的危险。斗法是建立在斗志之上的东西,军队无斗志,是自己宣布了死刑。蒋介石的庐山训练团及现在南京的训练团,就是要解决斗志与斗法问题。同时,敌我双方互为盈虚、消长,即是此盈彼虚,此长彼消,如两相长,则强者终长,弱者终消;如两相消,则消极者必败。”“我们的斗志必须强化”。①为此,他在组织每一次战术行动之前,都要进行自上而下、由内向外,再自下而上、由外向内的反复动员,讲清战术目的及其政治和军事意义;都要根据不同情况提出明确而响亮的战斗口号,以鼓舞士气;都要向政治工作人员明确政治动员方案,提出具体的战斗动员要求;都要根据不同的任务制定政治工作的规定和标准,明确战场纪律;都要进行深入细致的动员检查,尤其是注意发挥共产党员在战斗动员中的作用。战术行动开始后,他要求把每一个战斗消息及时地传达到每一个连队和士兵,并将胜利的消息通告部队、政府和群众团体,借以提高广大官兵的战斗热情。战斗结束后,他又十分重视胜利后的政治工作,使广大官兵保持高昂的斗志,以便为下次战术行动进行精神准备。在平时和战斗任务转换的间隙,刘伯承还十分注重健全和发挥各种组织和制度的作用。如他所指挥的定陶战役,适逢我军陇海战役大捷,我军主力在休整期间进行了充分的政治动员,表彰了陇海战役中的先进集体和个人,激励了士气,鼓舞了斗志,因而一举成功。刘伯承的这些做法,对强化广大官兵的战斗意志和完成新的战斗任务,起到了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这也是他所指挥的部队之所以能够搞活战术,攻之必胜的关键所在。
【案例分析提示】
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这是1934年2月7日在中华苏维埃首府瑞金召开的红军第一次全国政治工作会议上确定的原则。它充分肯定了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在党和红军全部工作中应有的地位和作用,指出了“生命线”具有服从服务于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保证部队战斗力的提高.结合军事工作和各项任务进行的三方面的科学内涵。这对于进一步加强和改善红军政治工作,极大地发挥政治优势,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围剿”,具有重要意义。刘伯承元帅作为一名军事指挥家,从军事理论的高度理解、运用“生命线”原则,用“斗志”与“斗法”的关系阐释“生命线”原则,对于指导我军取得对敌斗争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于深入理解思想政治工作在军事工作中的生命线地位也具有启发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