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芟载柞，其耕泽泽。千耦其耘，徂隰徂畛。侯主侯伯，侯亚侯旅，侯彊侯以。有嗿其馌，思媚其妇，有依其士。有略其耜，俶载南亩，播厥百谷。实函斯活，驿驿其达。有厌其杰，厌厌其苗，绵绵其麃。载获济济，有实其积，万亿及秭。为酒为醴，烝畀祖妣，不洽百礼。有飶其香。邦家之光。有椒其馨，胡考之宁。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兹。

这篇诗是周王在秋收后用新谷祭祀宗庙时所唱的乐歌。它创作的时代，从诗的内容、在《周颂》中的编排及其艺术风格来看，当在成王之后，晚于《臣工》、《噫嘻》等篇。全诗三十一句，不分章，但有韵，是《周颂》中最长的一篇，也是几篇有韵诗中用韵较密的一篇。它的内容记述了西周前期农业生产的一些情况，也是历来被历史学家重视的篇章。它为研究西周社会形态，了解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可信的资料，在现代，它的历史文献价值，要超过文学价值。

全诗虽未分段，其叙事自成段落，层次清楚，依次叙述以下内容：

首四句写开垦。描写了有的割草，有的刨树根，一片片土壤翻掘松散，“千耦其耘”，遍布低洼地、高坡田，呈现热烈的春耕大生产景象。“千耦其耘”的“耘”字，单释为除田间杂草，与“耕”合用则泛指农田作业。开垦时重在耕（翻掘土壤），这里是为了用韵，略为“耘”，实即“千耦其耕”。所谓“耦耕”，是上古一种耕作方式，即二人合作翻掘土壤。如何并力，可有几种形式，如挖掘树根，宜对面合作；开沟挖垅，不妨并肩；盖使用耒耜翻地，必须一推一拉。这里言“千耦”，是言极多，从低洼地到高坡田，遍布田野，开垦面积多，出动的劳动力多，这只可能是有组织、有领导的集体性质的大生产。

第五至第十句写参加春耕的人，男女老少全出动，强弱劳力都上场，漂亮的妇女，健壮的小伙，在田间吃饭狼吞虎咽，展现出一幅生动的画面。据文献所载，周王是全部土地的所有者（“溥天之下，莫非王土”），但他只直接拥有一大片土地，以封建形式将土地分封下去，他取贡赋，并有权随时收回土地。所以被分封者只有较长期的、较固定的使用权，各土地领主又以同等形式分给下属，这样可以层层分下去，而以家庭为基本单位。当时的家庭实际是家族，以家长为首，众兄弟、子孙多代同居，这种土地分配和家庭结构形式，在诗中都反映了出来。

第十一至第十四句写播种。锋利的耒耜，从向阳的田地开播，种子覆土成活。“啊！多么锋利的耒耜！”“播下百谷就出芽！”在这赞叹声中饱含着欢欣，反映出金属（青铜）农具的使用和农业技术的进步，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第十五至第十八句写禾苗生长和田间管理。“驿驿其达”，“厌厌其苗”，也是赞叹中饱含喜悦；“緜緜其麃”，表示精心管理，努力促进作物生长，表现了生产的热情。

接下去三句写收获。作者用了夸张的手法，以“万亿及秭”形容露天堆积的谷物广大无边，表现丰收的喜悦。“万亿及秭”一句是全诗的转折处。此句以上是写农事，从开垦叙述到收获；此句以下则转人祭祀和祈祷，可以说是诗的第二部分。

第二部分前四句写制酒祭祀，是全诗的思想中心，表明发展生产是为烝祖妣、洽百礼、光邦国、养耆老。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报答祖先，光大家国，保障和提高人民生活。这也是周代发展生产的根本政策。周代制酒主要用于祭祀和百礼，不提倡平时饮酒。末尾三句是祈祷之辞，向神祈祷年年丰收。《毛诗序》云：“《载芟》，春藉田而祈社稷也。”后人多以此篇为不限于藉田祀神之用，与《丰年》诗大致相同，亦可为秋冬祀神之诗。

全诗叙述有层次、有重点，初言垦，继言人，言种，言苗，言收，层层铺叙，上下衔接；至“万亿及秭”而承上启下，笔锋转势，言祭，言祷。在叙述中多用描写、咏叹，时或运用叠字、排比、对偶，押韵而七转韵，都使全诗的行文显得生动活泼，这在《周颂》中是相当突出的。对诗中所反映的农政思想，龙起涛《诗经本事》有一段评析文字很有参考价值，兹录于下：“此篇春耕夏耘，备言田家之苦；秋获冬藏，极言田家之勤。至于烝祖妣，洽百礼，供宾客，养耆老，于慰劳休息之中，有坚强不息之神焉，有合众齐力之道焉，有蟠结不解之势焉。是以起于陇亩之中，蔚开邦家之基；以一隅而取天下，其本固也，此之谓农战。”（朱守亮《诗经评释》引）

信彼南山，维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孙田之。我疆我理，南东其亩。

上天同云。雨雪雰雰，益之以霡霂。既优既渥，既沾既足。生我百谷。

疆埸翼翼，黍稷彧彧。曾孙之穑，以为酒食。畀我尸宾，寿考万年。

中田有庐，疆埸有瓜。是剥是菹，献之皇祖。曾孙寿考，受天之祜。

祭以清酒，从以骍牡，享于祖考。执其鸾刀，以启其毛，取其血膋。

是烝是享，苾苾芬芬。祀事孔明，先祖是皇。报以介福。万寿无疆。

这首诗与《小雅·楚茨》同属周王室祭祖祈福的乐歌。但二者也有不同：《楚茨》言“以往烝尝”，乃兼写秋冬二祭；而此篇单言“是烝是享”，则仅写岁末之冬祭，而且它侧重于对农业生产的描绘，表现出周代作为一个农耕社会的文化特色。烝祭是一年的农事完毕以后的最后一次祭典，周人以农立国，奉播植百谷的农神后稷为始祖，那么在这年终的祭歌中着力歌唱农事，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毛诗序》称：“《信南山》，刺幽王也。不能修成王之业，疆理天下，以奉禹功，故君子思古焉。”此序与《楚茨》的诗序一样，都属牵强附会之说。姚际恒评此诗曰：“上篇（按指《楚茨》）铺叙闳整，叙事详密；此篇则稍略而加以跌荡，多闲情别致，格调又自不同。”（《诗经通论》）概括颇当。 

此诗对于研究古代的井田制也有参考价值。井田之制因其年代久远，难以稽考，后世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此诗则提供若干讯息。诗首章言：“信彼南山，维禹甸之。”南山指终南山，诗人是在描述周代的京畿地区。在诗人看来，这畿内的大片土地就是当年大禹治水时开辟出来的。毛传训“甸”为治，而郑笺则落实为：“禹治而丘甸之。”“丘甸”即指田地划分中的两个等级。《周礼·地官·小司徒》云：“乃经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四甸为县，四县为都，以任地事而令贡赋。”因而郑笺等于坐实井田制起源于夏代。孔疏承郑笺之说，谓“是则三王之初而有井甸田里之法也”，“是则丘甸之法，禹之所为”。尽管有的学者认为大禹治水“未及丘甸其田也。且井邑丘甸出调法，虞夏之制未有闻焉”（孔疏引孙毓说），但郑、孔之说也不无参考意义。 

首章末二句云：“我疆我理，南东其亩。”也值得注意。疆理田土也是古代井田制的一个重要方面。《孟子·滕文公上》云：“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均，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可见古人对经理田界是非常重视的。毛传释此诗云：“疆，画经界也。理，分地理也。”有的学者解释得更为具体，如王安石说：“疆者，为之大界；理者，衡从（横纵）其沟涂。”（《吕氏家塾读诗记》引）吕氏又引长乐刘氏说云：“疆谓有夫、有畛、有涂、有道、有路，以经界之也。理谓有遂、有沟、有洫、有浍、有川，以疏导之也。”刘氏之说当是依据《周礼·地官·遂人）“凡治野，夫间有遂，遂上有径。十夫有沟，沟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浍，浍上有道。万夫有川，川上有路，以达于畿”。这里所谓“南东其亩”也与井田制有关。此句指顺应地形、水势而治田，南指其田陇为南北向者，东则为东西向者，此即《齐风·南山》所云“衡从其亩”。郑笺释曰：“‘衡’即训为横。韩诗云：东西耕曰‘横’。‘从’……韩诗作‘由’，云：南北耕曰‘由’。”《左传·成公二年》载：晋郤克伐齐，齐顷公使上卿国佐求和于晋营，晋人要求“使齐之封内尽东其亩”，也就是使齐国的陇亩全部改为东西向，这样晋国一旦向齐国进兵，就可长驱直入。国佐回答晋人说：“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诗》曰：‘我疆我理，南东其亩。’今吾子疆理诸侯，而曰尽东其亩而已，唯吾子戎车是利，无顾土宜，其无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国佐引此篇为据，说明先王当初定田土之疆界是根据不同的地势因地制宜的，既有南北向，也有东西向的田陇，如今晋国为了军事上的便利而强令齐国改变田陇的走向，是违反了先王之道。此事又见诸其他典籍，但情节上有些出入。如《韩非子·外储说右上》云：“晋文公伐卫，东其亩。”《吕氏春秋·简选）云：“晋文公东卫之亩。”郭沫若引成公二年事云：“这也正好是井田的一种证明。因为亩道系以国都为中心，故有南北纵走与东西横贯的两种大道。南北纵走的是南亩，东西横贯的就是东亩。《诗》上所说的‘我疆我理，南东其亩’，就是这个事实。……这些资料好像与井田制并无直接关系，而其实它们正是绝好的证明。”（《十批判书·古代研究的自我批评》） 

此诗第四章中的“中田有庐”，说者也以为与井田有关。《吕氏家塾读诗记》引邱氏说云：“公田百亩内，除二十亩为八家治田之庐。”又引董氏曰：“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每家庐舍二亩半。”按《孟子·公孙丑上》述井田云：“方里而井，井凡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榖梁传·宣公十五年》称：“古者三百步为一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亩，公田居一”，“古者公田为居，井灶葱韭尽取焉”。范宁注：“此除公田八十亩，余八百二十亩。故井田之法，八家共一井八百亩。除二十亩，家合二亩半为庐舍”，“八家共居”。《韩诗外传》载：“古者八家而井田。方里为一井。……八家为邻，家得百亩。余夫各得二十五亩。家为公田十亩，余二十亩共为庐舍，各得二亩半。八家相保，出入更守，疾病相忧，患难相救，有无相贷，饮食相招，嫁娶相谋，渔猎分得，仁恩施行，足以其民和亲而相好。《诗》曰：‘中田有庐，疆埸有瓜。’”以上诸说大同小异，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公田中有八家共居的庐舍二十亩。说诗者多从其说，但笺疏别有所解。郑笺云：“中田，田中也。农人作庐焉以便其田事。”孔疏云：“古者宅在都邑，田于外野，农时则出而就田，须有庐舍，于田中种谷，于畔上种瓜，所以便地也。”按笺疏之说，田中的庐舍成了农民在地里干活时的临时住所了。到了郭沫若，干脆推翻旧说，以为庐与瓜为对文，庐也当为植物，故庐为芦之假借，正如“南山有台，北山有莱”，“七月食瓜，八月断壶”，台、莱、瓜、壶均为植物一样。郭氏别出心裁，也可聊备一说（参见《由周代农事诗论到周代社会》）。

大田多稼，既种既戒，既备乃事。以我覃耜，俶载南亩。播厥百谷，既庭且硕，曾孙是若。

既方既皂，既坚既好，不稂不莠。去其螟螣，及其蟊贼，无害我田稚。田祖有神，秉畀炎火。

有渰萋萋，兴雨祈祈。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彼有不获稚，此有不敛穧，彼有遗秉，此有滞穗，伊寡妇之利。

曾孙来止，以其妇子。馌彼南亩，田畯至喜。来方禋祀，以其骍黑，与其黍稷。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此诗与《小雅·甫田》是姊妹篇，同是周王祭祀田祖等神祇的祈年诗。《甫田》写周王巡视春耕生产，因“省耕”而祈求粮食生产有“千斯仓”“万斯箱”的丰收；《大田》写周王督察秋季收获，因“省敛”而祈求今后更大的福祉。春耕秋敛，前呼后应，两篇合起来为后人提供了西周农业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等相当真实具体和丰富的历史资料，是《诗经》中不可多得的重要的农事诗。这两篇在写法上也各有侧重，互为补充，诚如方玉润《诗经原始》末章眉评所云：“前篇详于察与省，而略于耕；此篇详于敛与耕，而略于省与察。”

全诗四章，其中第三章最重要也最精采，其他各章如众星之拱月，绿叶之衬花。第三章实写丰收，前二章起铺垫作用，末章是祭祀套话式的余波。

农业丰收不是从天而降神赐的。诗首章追叙了对春耕的高度重视与精心准备。起句“大田多稼”虽是平淡的直赋其事，然而画面雄阔，涵盖了下文春耕夏耘秋收种种繁复场景，为之提供了纵情挥写的大舞台，气势不凡。由此可窥见当时绝非是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而是井田制下的原始大生产耕作。第二句“既种既戒”，实是抓住了农业生产的“牛鼻子”，即选择良种与修缮农具。有了良种，播种的“百谷”才能“既庭且硕”；而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所以农奴以“覃耜”去犁田，才能收到事半功倍之效。“覃耜”只是“既戒”工作的举隅，其它可以想见。除了选种与修具外，还需有其他一系列次要的准备工作，诗用“既备乃事”一笔带过，笔墨精简，疏而不漏。用三个“既”字表示准备工作完成，干脆利落，要言不烦。末句冒出“曾孙是若”，好像很突兀，其实有非常紧密的内在联系。“曾孙”是当时政治、经济舞台的主角，也是此篇的核心人物，农奴一切卖力的活动都是为了顺应“曾孙”的欢心。春耕开局不错，最愉悦的人，当然是主角“曾孙”。这句客观上明确无误地展示了当时社会的主奴关系。从全篇看，第四章曾孙将出场巡视和主祭，这里先提一句作伏笔，也起到了贯通全篇血脉的作用，所谓着一子而满盘皆活。

次章追叙夏耘，即田间管理，主要写除杂草与去虫害。播种后倘让作物自生自灭，那秋收就很渺茫，因此必须加强管理，而且要贯穿百谷成长的全过程。“既方既皁，既坚既好。”四个“既”像电影中的慢镜头特写，将作物阶段性生长的典型画面作了逐步推进的忠实记录，很有农业科学性，不谙农事的人是很难如此简练精确表述的。而“不稂不莠”却是关键句，即除尽了稂莠，才使粮食长势旺盛，这是略去了种种艰辛劳动过程而提炼出来的重要经验。另一条经验是灭虫。百谷有螟螣蟊贼以及蝗虫等许多天敌，如果不加清除，“田稚”难保，也许会导致粮食颗粒无收。除虫的办法，主要用火攻。让害虫在“炎火”中葬生。由于虫害在一定程度上不像除草那样可以完全由人工加以控制，所以先民又搬出了被称作“田祖”的农神，祈求田祖的神灵将虫害去尽。虽然带有迷信色彩，反映了当时生产力的低下，但也表现了农夫们的迫切愿望。《诗经》中此处提到的除虫方法，后世继续奉行沿用，典型例子是唐代姚崇驱蝗。公元716年（开元四年），山东蝗虫大起，姚崇奏道：“《毛诗》云：‘秉彼蟊贼，以付炎火。’……蝗既解飞，夜必赴火。夜中设火，火边掘坑，且焚且瘗，除之可尽。”（《旧唐书·姚崇传》）于是遣使分道杀蝗，终于扑灭虫害，保住庄稼。这明显是受了《大田》诗的启发。

如果说上二章写的是尽人事，那么天时对于农业也至关重要，所以第三章前四句就写了风调雨顺情况。阴云弥漫，细雨绵绵，真是好雨知时节，“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公田、私田都有充沛雨水。外界景观与内心感受打成一片，农夫的喜悦在这四句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从“公田”、“私田”的先后关系中，展现了社会矛盾缓和时期农夫们的忠悃厚道心情，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那是非常真率自然的。

三章其余五句写丰产丰收。若从正面写，谷穗金黄一片，农夫挥汗如雨干得热火朝天，肩挑车载沉甸甸，大囤小囤满满装，也可以写得沸沸扬扬，动人心目，但那毕竟是寻常蹊径，易于雷同俗套。此诗之妙在于侧写，在于烘托，在于细节描写，不写收，而写不收，从不收中反映丰收，构思之妙，令人拍案叫绝。你看，有长得欠壮实故意不割的，有割了来不及捆束的，有已捆束而来不及装载的，还有许多飘洒散落在各处的谷穗。这些镜头读者闭目想像一下，是丰收还是歉收，不言而喻。至于怎么个丰收法，那就由读者各自去驰骋想像。该实的地方却留下一片空白，让人自行补充，这才是炉火纯青的艺术妙谛。对于此点，历代论者均赞赏不已。姚际恒《诗经通论》说：“‘彼有不获稚’至末，极形其粟之多也，即上篇千仓万箱之意，而别以妙笔出之。”方玉润《诗经原始》说：“凡文正面难于著笔，须从旁煊染，或闲处衬托，则愈闲愈妙，愈淡愈奇。……此篇省敛，本欲形容稼穑之多，若从正面描摹，不过千仓万箱等语，有何意味？且与上篇犯复，尤难出色。……诗只从遗穗说起，而正穗之多自见。……事极琐碎，情极闲淡，诗偏尽情曲绘，刻摹无遗，娓娓不倦，无非为多稼穑一语设色生光。所谓愈淡愈奇，愈闲愈妙，善于烘托法耳。”都是深谙个中三昧之论。

三章的末句“伊寡妇之利”，又使诗的意境得到升华。如果没有这末句，人们或会有疑问：大田里散落漏收那么多粮食，是不是农夫们偷懒和不珍惜呢？也或会作如是想。有了脱颖而出的此句，人们才恍然意识到农夫们故意不收割殆尽是有良苦用心的。为了让鳏寡孤独无依无靠者糊口活命，又免于他们沿街挨户乞讨的窘辱，农人有意留下一小部分丰收果实让他们自行去采拾，那种细腻熨贴，那种宅心仁厚，体现了中华民族自古有拯溺帮困的恻隐之心，那是一种宽广胸怀和崇高美德，至今读来仍令人感动不已。此诗中的“寡妇”，比之唐代杜荀鹤诗中写到兵荒马乱时世的“山中寡妇”那“时挑野菜和根煮，旋斫生柴带叶烧”的境况来，真是幸运多多。关于此句，还引发过一场怎样理解此诗主旨的论辩。《毛诗序》谓此诗“剌幽王也。言矜寡不能自存焉”。而朱熹《诗序辨说》则驳道：“此序专以‘寡妇之利’一句生说。”至于两者优劣，应当说，寡妇之拾穗，也确实反映了贫民生活的无保障，从侧面反映了社会的黑暗不公，说诗有“刺”的含意也并不太离谱。但从诗的整体意向而言，是“美”的成分居多，即赞美农夫通过辛勤劳动而喜得丰收。《毛序》以偏概全，朱子所驳也属平允。

田间劳动大军正在收割捆载，忙得不亦乐乎，田头有农官“田唆”在第一线指挥督察，后方有妇女孩子提筐来送饭食，整个画面一片繁忙热闹景象。这时最高统治者“曾孙”来了，其热气腾腾场面顿时达于沸点，至少从田唆的“至喜”表情上能让人领悟到这一点。第四章实写曾孙省敛，与首章春耕时“曾孙是若”相呼应。更与上篇《甫田》描写“省耕”时情景密合无间，是一模一样的四句。这大约是当时颂扬王权的套话吧。接着是曾孙祭祀田祖，祭祀四方神，牺牲粢盛恭敬祗奉，肃穆虔诚，为黎民为国祚祈福求佑。王权与神权互相依傍而彼此更为尊崇显赫，这大约也是曾孙省敛时所能做的最正儿八经的事吧。其实这都是歌功颂德的冠冕堂皇话，无甚精义，后世捧场诗文的层出不穷，其源头也可追溯到《诗经》上，正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了。

此诗在艺术上造诣颇深。诗主要运用白描手法，为后世勾勒了一幅上古时代农业生产方面的民情风俗画卷。其中的人物，如农人、妇子、寡妇、田唆、曾孙，虽着墨无多，但各有各的身份动作，给人以真实感受。凡此均体现出诗作的艺术魅力，给人无穷回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