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武》是西周开国乐章，懿德政治的宣示。关于《大武》有很多记载，如《左传·宣公十二年》记载楚庄王之语曰：

“武王克商，作《颂》曰：‘载戢干戈，载橐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尔功’，其三章曰‘铺时绎思，我徂维求定’，其六曰‘绥万邦，屡丰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时者也，故使子孙无忘其章。”

左传中“载戢干戈”四句，见于《时迈》，“耆定尔功”句见于《武》，“铺时绎思”两句见于《赉》，“屡丰年”两句见于《桓》。文中“又作《武》，其卒章曰”数句中的“卒”字，系“首”字之误。清代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卷二九曰：“按《乐记》言《武》乐六成，《左传》言武王作《武》，‘其六曰绥万邦，屡丰年’。以《桓》为《武》之六章，即卒章也，则《武》之诗当为首章。而《左传》引《诗》‘耆定尔功’以为‘卒章’者，‘卒章’盖‘首章’之伪。朱子《集传》云‘《春秋传》以此为《武》之首章’，盖宋时所见《左传》原作‘首章’耳。”马氏之说，足以为这一问题定谳。不过后人有因《左传》有此一误进而怀疑文中“其三”、“其六”也有讹伪，却是不可取的。同时《左传》明言“作《颂》……又作《武》”，在楚庄王那里，很明显是把《颂》即《时迈》与《武》、《赉》、《桓》三首《大武》乐歌视作不同典礼的制品，这也是应当予以正视的，不能因为现在都保存在《周颂》里就混为一谈。《时迈》篇说“我求懿德”，《大武》其三又称“我徂维求定”，所以楚庄王说“夫《武》”有“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时”七种大义，即所谓“武有七德”。1960年湖北荆门的漳河车桥出土了战国时铜器，一种说法认为即“大武戚”，其铭文即为“大武辟兵”，看来楚庄王的理解一直是楚人的理解。

从1963年到本1965年《考古》杂志不断有学者讨论这件铜器的铭文，当时认为系“大武辟兵”，近年有学者提出“兵避太岁”的说法（见李零《中国方术考》，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

《荀子·儒效》：武王之诛纣也……反而定三革，偃五兵，合天下，立声乐，于是《武象》起而《韶》《濩》废矣。

《吕氏春秋·古乐》：武王即位，以六师伐殷，六师未至，以锐兵克之牧野，归乃荐俘馘于京大室。乃命周公作为《大武》。

比较完整地记述着《大武》乐章演出情况的，是《礼记·乐记》里的一段材料。兹摘要录之如下：

宾牟贾侍坐于孔子……曰：“夫武之备戒之已久，何也？”（子）对曰：“病不得其众也。”“咏叹之，淫液之，何也？”对曰：“恐不逮事也。”“发扬蹈厉之已蚤（早），何也？”对曰：“及时事也。”“武坐致右宪左（右膝至地，身体左部高起），何也？”对曰：“非武坐也。”“声淫及商，何也？“对曰：“非武音也。”子曰：“非武音，则何音也？”对曰：“有司失传也。……”

子曰：“……夫乐者，象成者也。总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发扬蹈厉，太公之志也。武乱皆坐，周、召之治也。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灭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国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复缀以崇天子。夹振之而驷伐，盛威于中国也；分夹而进，事蚤济也；久立于缀，以待诸侯之至也。”

上述材料，既有对舞乐演出场次、场景的说明，又有对结构、意谓的解释。特别是其中关于《大武》“六成”的述说，与《左传》相合，更增加了材料的可信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