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探源

城市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它的出现往往被看成是文明产生的标志之一。按照比利时学者亨利·皮朗的说法，最早的城市起源干经济活动的市场或是军事活动的要塞。看来皮朗的说法并不周全，应该还有其他因素也同样导致城市的产生。城市与乡村不同的地方在于，它要在相对狭小的空间容纳较多的设施，以满足城里居民的各种需要。为满足居民安全防卫的需要，城市就要有城墙和堡垒；为满足居民宗教信仰的需要，城市就要有神庙和祭坛；为满足居民经济生活的需要，城市就要有市场和作坊；为满足居民公共活动的需要，城市就要有对市政的管理。依照这样几个标准，我们可以按时序来考察世界上的一些早期城市。

恰塔尔休于

土耳其的恰塔尔休于有可能是人类最早建立的城市，距今有8000年之久。这座城里有1000多座土砖砌的房屋，相互间都紧紧地挨着，排得密密麻麻，城里没有街道，人们是用房顶作通道。这些房屋底层不开门窗，只在二楼开个小门，住户靠木梯从底层上二楼。这样安排可能是为了抵御水灾。住户的内室很小，不少人家墙壁上装饰着壁画。恰塔尔休于没有城墙和其他公共设施，严格说来，它至多只是个大居民点，还算不上真正的城市。

耶利哥

比恰塔尔休于要晚些时间出现的耶利哥(又译杰里科，在今天巴勒斯坦境内)，有人认为它是世界上最早的城市。耶利哥地理位置很好，附近有源自约旦河的一汪清泉。这座城市倒是有坚固的城墙，还建有一座高9米的圆形石塔。城里有些以木柱支撑的泥砖房子。但对于耶利哥能否算城市，学者们看法不一，否定的意见认为围墙内居民数量很少，称它为军事要塞更为合适。

乌尔和乌鲁克

距今5000年前，在西亚两河流域南部(称苏美尔)出现了十多个城邦国家，大多都建有城墙、宫殿和神庙，有的塔形神庙造得巍峨壮观。这些城邦被认定是城市应无疑问。在今伊拉克南部的乌尔和乌鲁克是它们的代表。

乌尔是两河流域最富庶的贸易中心。它的城墙长约2000米，城里拥挤的房屋和整洁的街道都围绕巨大的塔形神庙而建。有两条运河把乌尔与附近的幼发拉底河连接起来。运河不仅．有助于城市发展海上贸易，还给附近的农村提供了充足的水源。考古学家在这里工作多年，挖出了王陵和塔庙。离乌尔不远的乌鲁克是传说中英雄吉尔伽美什的故乡。在《吉尔伽美什》史诗中，有对建造乌鲁克城的生动描绘：“他(吉尔伽美什)建造了森严壁垒的乌鲁克城，看它的外墙，那飞檐有如铜铸，看它的内城，世上绝妙无双！”20世纪初，德国考古队来这里发掘，挖出了神庙和宫殿建筑遗址，还出土了泥板、印章、石雕等精美艺术品。在这里出土的彩釉浮雕砖反映了当地的建筑水平之高，各种工艺品在技艺上也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因而现代学者认为乌鲁克文化是“高度发达的文明”。但这两座城市就功能而言，与后来印度的摩亨佐·达罗相比就显得不足了。

摩亨佐·达罗

摩亨佐·达罗是世界上其中一个早期古代城市，有古代印度河流域文明的大都会之称，该段时期的其他古文明包括古埃及、米索不达美亚及克里特岛文明.

摩亨佐·达罗考古遗址，位于巴基斯坦南部的信德省拉尔卡纳县，靠近印度河右岸。198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摩亨佐·达罗考古遗址作为文化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今巴基斯坦所在地区最早的文明，是在肥沃的印度河流域发展起来的。到约公元前2500年时，这里已出现规模较大的城市，其中之一就是摩亨佐·达罗。

城市规划

摩亨佐·达罗的城市总体规划非常先进且又极为科学，在当时可谓土木工程中的一项伟大成就，无怪乎很多人将其称为“青铜时代的曼哈顿”，但在信德省方言中，摩亨佐·达罗真正的含义是“死者之丘”。这座印度河古文明鼎盛期的最具代表性的城市遗址，在地下埋没几千年后，终于20世纪开始被揭示。

城市整个被分为好几个部分，包括一座位于高处的“城堡”和地势较低的城区。一条宽阔的大马路自北向南纵贯城市，每隔几米就有一条东西向的小街与之成直角相交。此外，还有小巷组成的不规则的路网与小街相连，住宅房屋的墙壁很厚，表明至少是两层楼房，大多数为多间建筑，有些房子很大，包括几套院落，有些则是简陋的单间房屋。

房屋是用烧制的砖块建成的，据考古学家称，“砌砖的精细程度几乎无法再提高了”。大多数住宅的底楼正对马路的一面均为毛坯，没有窗户—— 这种旨在防止恶劣天气、噪音、异味、邻人骚扰和强盗入侵的城市习俗至今仍为近东地区的许多地方遵行。通常房屋正门位于后面的小巷，对着一个宽敞的门厅，向前是一个院落，房屋的采光、通风十分良好。

当欧洲人还生活在村庄里，英伦三岛上的巨石阵正在建造的时候，生活在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帕人已经拥有了世界最先进的供水和排污系统之一。在摩亨佐·达罗，一个水井网络为每个街区提供方便的淡水来源。

几乎每户人家都有沐浴平台、许多家庭还有厕所。城中还有一个范围广大的排水系统将多余的水带走。于1925年挖掘出土的大浴池是被一个大建筑群包围的砖砌大水池，位于城市公共部门的正中心，盛有一池深水，它在当时是一个技术上的奇迹，在古印度的建筑中也是独一无二的。

大多数研究者认为大浴池不仅仅是一个公共洗浴区。大浴池和众多的沐浴平台暗示洗礼仪式在当时的社会中非常盛行，这种仪式今天在巴基斯坦和印度仍很普遍。

据考古学家推断，摩亨佐·达罗时期，商业、农业、加工业等行业都极为发达。虽然限于当时的生产和经济水平，一般人生活方式可能相当简单，但考古发现仍不乏奢侈品。在艺术上，有一件高19厘米的男子石雕像，是在摩亨佐·达罗发现的少数石雕之一，堪称精品。一些精美的金属制品、珠宝饰品和陶器也被不断发掘出来。此外，在摩亨佐·达罗还发现大量刻有神秘文字或图案的印章。

几乎比创造出这些奇迹更难以解释的是摩亨佐·达罗这个伟大城市的文明在公元前2000年上半叶的某个时候一下子消失了，几乎没留下任何延续的痕迹。关于古老文明毁灭的原因众说纷纭，外族入侵、洪水泛滥、沙漠侵害。至今无人能够破译印章上谜一般的文字，这些掌握了象形文字、雕刻艺术并有着城市规划天赋的聪明人究竟是从哪里来的?没人真正知道。他们连同他们刨造出的这些高级文化似乎是从远古奇异稀薄的空气中偶然生成，又突然间消失了。

时至今日，巴基斯坦为了尽可能挽救摩亨佐·达罗正在和时间赛跑。自上世纪20年代挖掘工作开始以来，城中30%裸露的废墟已经坍塌，如果不能遏止摩亨佐·达罗不断恶化的状况，这座有着5000年文明的古老城市将又一次消失，这一次，将是永逝。

辉煌文化

这两座古城遗址连同此后在印度河流域陆续发现的其他古代城市文化遗址，分布在东西约1500 公里，南北约1100 公里的广袤地区，历史学家将它们称之为哈拉帕文化。这些古城中又以摩亨佐·达罗和哈拉帕两城规模最为宏大。

从遗址的发掘中，人们惊异地看到了古代达罗毗荼人非凡的创造历史的伟力。

这两座古城的建筑形制大致相同，周长均在3 英里以上。其中摩亨佐·达罗占地达260 公顷，由卫城和下城两部分组成。卫城四周建有高耸的塔楼。

摩亨佐达罗街市颇具近代化特征。两条南北向和三条东西向大路纵横交错，把繁华街市分划呈棋盘状似的。宽10米的大路两旁均有完整的下水道设备，能汇集各路雨水和污水，各处还设有孔道。居民住宅临街而建，但临街一面不设门窗，大概是为了避开街市喧闹声。每所住宅由多间居室组成，通常是在住宅中心置庭院，四周设居室。令人惊叹的是几乎每家每户都设有浴室、便所和排水的暗沟，并与大路两旁排水道相连，即便是楼上也有排水管附在墙壁上，可见当时的文明程度。

遗存在城里的还有各种农业生产器具和手工业工具；农产品有棉花、麦类、椰枣、瓜果；家畜家禽已广为驯养，品种有水牛、绵羊、骆驼、狗、马、鸡等；工业品有素陶、彩陶、纱、布、青铜器皿；最引人注目的是遗物中还发现有刻有犀牛的印章以及大量的石制砝码。从对比中，我们知道当时达罗毗荼人已掌握了十进位制的计算规则，重量的基本单位是0.86 公斤。一具用贝壳制成的尺子的碎片上镌有精密的刻度；城里还发现有船只，这使人们相信，当时在农业和手工业相当发展的基础上，商业也已经发达起来。许多商人聚集在城里经营商业，并且跟海外发生了贸易往来。

出土的文物中，还有大量造型精美的艺术品，如小雕像、骨刻、绘画等， 其中护身符印章尤多，达2000 余枚。令人耳目一新的是印章上的动物形象和文字符号，据统计将近有400 个左右，有人形、鱼形、脚形、桌形等，虽迄今未能准确辨认，但人们却有理由判断，当时的文化艺术水平已经达到很高的程度。

总之，古代的摩亨佐·达罗是一座繁荣美丽的城市。同时也说明在公元前 2500 年左右，印度次大陆地区已经进入了早期的国家阶段。这座城市也许是当时统治者的都城。

突然毁灭

虽然摩亨佐·达罗的繁荣经历了漫长的几个世纪，然而，在历史学家的眼里，也只能是一瞬间的过眼烟云。到了公元前18 世纪中叶，哈拉帕文化突然衰落了，印度河流域很多地方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尤以摩亨佐·达罗为甚。发掘中除燃烧的残迹外，街头巷尾，到处都是男女老少的尸骨，整座城 市变成了一片废墟，人们称之为“死亡的山丘”。

然而对于“死丘”毁灭的原因，科学家们还是从不同的角度做了种种推测。

有些学者如R·L雷克斯、S·威尔帕特等，从地质学和生态学的角度进行了解释，认为“死丘事件”可能是由于远古印度河床的改道、河水的泛滥、地震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水灾，特大的洪水把位于河中央岛上的古城摧毁了，城内居民同时被洪水淹死了。然而，有些学者不赞同上述说法，认为如果真的是因为特大洪水的袭击，城内居民的尸体就会随着洪水漂流远去，城内不会保存如此大量的骷髅。考古学家在古城废墟里也没有发现遭受特大洪水袭击的任何证据。

有些学者猜测，可能是由于远古发生过一次急性传染疾病而造成全城居民的死亡。然而这一说法也有其漏洞，因为无论怎样严重的传染病，也不可能使全城的人几乎在同一天同一时刻全部死亡。从废墟骷髅的分布情况看，当时有些人似乎正在街上散步或在房屋里干活，并非患有疾病。古生物学家和医学家经过仔细研究，也否定了因疾病传播而导致死亡的说法。

于是，又有人提出了外族人大规模进攻，大批屠杀城内居民的说法。可是入侵者又是谁呢？有人曾提出可能是吠陀时代的雅利安人，然而事实上雅利安人入侵的年代比这座古城毁灭的年代晚得多，相隔几个世纪。因此，入侵说也因缺少证据而不能作为定论。

在对“死丘事件”的研究中，科学家又发现了一种奇特现象，即在城中发现了明显的爆炸留下的痕迹，爆炸中心的建筑物全部夷为平地，且破坏程度由近及远逐渐减弱，只有最边远的建筑物得以幸存。科学工作者还在废墟的中央发现了一些散落的碎块，这是黏土和其他矿物烧结而成的。罗马大学和意大利国家研究委员会的实验证明：废墟当时的熔炼温度高达1400—1500℃，这样的温度只有在冶炼场的熔炉里或持续多日的森林大火的火源才能达到。然而岛上从未有过森林，因而只能推断大火源于一次大爆炸。

其实，印度历史上曾经流传过远古时发生过一次奇特大爆炸的传说，许多“耀眼的光芒”、“无烟的大火”、“紫白色的极光”、“银色的云”、“奇异的夕阳”、“黑夜中的白昼”等等描述都可佐证核爆炸是致使古城毁灭的真凶。

可是历史常识又告诉我们：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末期，才发明和使用了第一颗原子弹，远在距今3600多年前，是绝不可能有原子弹的。但是不少学着认为，不应该用现代人的思维看待古人，许多古代遗迹如埃及金字塔，百慕大海底金字塔都是现代人看来也是十分先进的。而且在古巴比伦，撒哈拉沙漠，蒙古戈壁也发现了史前核战争遗迹，遗迹中的玻璃石与今天核爆炸试验场的玻璃石一模一样。某些专家相信人类有过史前文明并且熟悉原子能，因为滥用遭到毁灭。

也有人认为，在宇宙射线和电场的作用下，大气层中会形成一种化学性能非常活泼的微粒，这些微粒在磁场的作用下聚集在一起并变得越来越大，从而形成许多大小不等的球形“物理化学构成物”，形成这种构成物的大气条件同时还能产生大量的有毒物质，积累多了便会发生猛烈的爆炸。随着爆炸开始，其他黑色闪电迅速引爆，从而形成类似核爆炸中的链式反映，爆炸时的温度可高达1．5万度，足以把石头熔化。这个数字恰好与摩亨往达罗遗址中的发掘物相一致。据推测，摩亨佐达罗可能是先被有毒空气袭击，继之又被猛烈的爆炸彻底摧毁。而在古城的大爆炸中，至少有3000团半径达30厘米的黑色闪电和1000多个球状闪电参与，因而爆炸威力无比。

还有人认为，摩亨佐达罗毁于外星“宇宙飞船”。英国学者捷文鲍尔特和意大利学者钦吉推测。3500年前，一艘外星人乘坐的核动力飞船在印度上空游弋时，可能意外地发生了某种故障而引起爆炸，以至造成巨大灾难。然而这只是一个猜想，证据不足。

对以上几种观点，到二十一世纪初还难以判断是非。

中国的城市起源

在中国，城市起源也很早，目前发现最早的城是原始社会末期的城堡(邑)，这种城堡以军事功能为主。如山东章丘的城子崖城址，规模不大，设施简单，布局也较随意。不过夏朝的都城已开始以宫殿为中心来设计布局。商周时代的城市除仍注重军事、政治功能外，也开始对城市的经济和文化功能有所考虑。宫殿和宗庙是都城的主体建筑，城里有了手工作坊区。

到春秋战国时期，天下纷争，筑城成了“国之大事”，城市也就蜂拥而起。在城市布局上，棋盘形格局初步形成。都城有了城、郭之分，内城为城，外城为郭，“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有了功能的分工。手工作坊开始固定在宫殿周围，市场在城内也有了固定位置。筑城方法是先用版筑夯土筑墙，但因为夯土易受雨水冲刷，后来就用砖石包夯土筑墙，使城墙牢固程度大大加强。在今江苏常州的淹城至今基本轮廓还保存完好，这是春秋时淹君的驻地。该城有土墙三重，分为子城、内城和外城，城外有护城河。外城是不规则的圆形，内城和子城近似方形，房屋建筑现已不存，城内有几个高高的土丘，可能是昔日楼台的遗迹。

淹城简介

淹城一座历经沧桑的千年古城，如今依然活力四射，淹城位于江苏常州市。淹城被里外三道河流围。从里向外，子城、子城河、内城、内城河、外城、外城河，三城三河相套。这种建筑形制，在我国的古城遗址中是绝无仅有的，大部分古城池都一城一河，少数是两城一河或两城两河。淹城遗址东西长850米，南北宽750米，正好和《孟子》中“三里之城，七里之廓”的记载相吻。这一点，又印证了淹城是座建于2500多年前的古城。淹城建于春秋晚期，距今有2500余年历史。1935年，我国考古学者首次对淹城进行了实地调查，确认淹城为一处古代居民活动遗存，引起学术界的关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在淹城内河出土了3条独木舟和一批青铜器、陶器，这批成组文物的出土，首次展示了淹城遗址独特的文化面貌和内涵，引起社会和学术界的轰动。这之后，对淹城的研究一直不断。1986年，江苏省淹城遗址考古发掘队首次对淹城遗址进行了为期6年的考古发掘，解决了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作为当年考古发掘队队员之一，南京博物院副研究员陆建芳经过多年研究后认为：“淹城是吴国的一个军事城堡，是目前已发现的，世界上春秋时期唯一保存完好，三道城河、三道城墙形制的军事设施。”

淹城来历 

关于淹城的来历和淹城的主人究竟是谁,史学界和考古界众说纷纭,至今仍无定论。一说淹城曾是商末周初奄国的国都 ,奄君就是当时在山东曲阜之东的奄国君主.相传奄君就是周成王时与商代后人武庚勾结发动叛乱的奄国君王,被周成王所灭后,带领残部从山东辗转逃到江南,在这里凿河为堑,堆土为城,仍称"奄"。因为古代三点的"淹"字与没有三点水的"奄"字通用,一直流传至今,遂有"淹城"之名。另一说是春秋晚期吴国公子季札不满阖闾刺杀王僚夺取王位,决心与阖闾的强暴政治决裂,"终身不入吴国",便在封地延陵筑城挖河,以示淹留之决心,邦名"淹城"。自然,淹城的主人是季札了。淹城,这座历史古城,沿有许多不解之谜,有待考古工作者、历史学家去揭开谜底。据史书记载，淹城古城墙最高达20米，墙基宽25-30米，全部由泥土夯筑而成。

1958年以来，淹城出土了大量几何印纹陶罐、缸、瓮、钵和青铜器（如铜编钟、铜鼎），在内城发掘出的独木船，轰动了中国考古学界，最大的一只为整段楠木火烤斧凿而成，长11米、宽0.9米、深0.45米，被誉为“天下第一舟”，现珍藏在北京博物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