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窦娥冤》
元杂剧《窦娥冤》是关汉卿的代表作,取材于民间流传的“东海孝妇”。该故事最早见诸于西汉刘向的《说苑》,班固《汉书·于定国传》中也有近似记载,后来晋干宝《搜神记》对此作了较为详细的记载,元代的其他杂剧作家如王实甫、梁进之等均曾以此为题材进行加工,但因其并无多少批判现实色彩,因而与关汉卿的作品比较起来,似乎黯然失色。
庶女，齐之少寡，无子养姑，姑无男有女，女利母财而杀母，以诬告寡妇，妇不能自解，故冤告天。（《文选》引许慎对《淮南子》的注解）
长老传云：孝妇名周青，青将死，车载十支竹竿，以悬五幡。立誓于众曰：“青若有罪，愿死，血当顺下；青若枉死，血当逆流，”既行刑已，其血青黄，绿幡竹而上标，又绿幡而下云。 （干宝《搜神记》）
2.窦娥结局的综合考虑
如果我们本着理解的态度，设身处地地从楚州太守桃杌的处境出发，从人间的实证法的逻辑出发，那么设想一下桃杌是如何审案的呢？作为法官，桃杌最起码要考虑三个方面的法律事实，首先，张驴儿毒死父亲的可能性(或动机)不太大，倒是窦娥毒死张父的主观动机可能性很大，且毒死张父的面汤又要窦娥做的。而窦娥一方面提不出张驴儿毒死其父的证据，另一方面她又提不出自己无罪的证据。
其次，窦娥声称张驴儿子父子逼她婆媳出嫁，也没有证据，如果她婆媳不同意嫁给张氏父子，为什么又让他父子俩住在自己家？
最后，窦娥不招，用刑逼供也是符合当时的法律程序的，至于她因何屈招，非法官所能知。所以，如果我们以常人标准来看待法官、来理解桃杌的话，那么桃杌的判决实为“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窦娥问罪当斩，合情合法，自得其咎。因此，桃杌可以说是不信神报、不讲人情、维护法律尊严的理性法官。
天章到楚州查案，看到窦娥一案时，见是谋杀公公而犯“十恶”不赦之罪，便认为无须细察而放在一边。这时窦娥的冤魂进来将案卷放在他眼前，如此五次三番，窦娥才开始向父亲梦中告状。由于父女血缘关系，窦天章主观上确信女儿恪守孝道，不会谋杀他人，这正是窦天章不同于桃杌的预设或“前判断”(prejudgement)，此时，窦娥的呼声(voice)就要比张驴儿的高得多，窦天章所获得的信息结构就与桃杌的大不相同。因此，窦天章重审此案时，审问对象和举证责任就转移到张驴儿这边。
但在审案时，“卷上不见合药的人”，张驴儿又死不承认，窦天章陷入了困境，“我那屈死的儿哟。这一节要紧的公案，你不自来析辩，怎得一个明白，你如今冤魂却在哪里？” 这时窦娥冤魂显现，方使张驴儿认罪伏法，此案才得以平反。由此来看，窦天章不是依赖合理的信息甄别来审案，而是由先入为主的偏见确信了信息的真伪来审案，同时又靠窦娥的鬼魂的引导才使他摆脱合理事实(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相矛盾的困境，做了一次“明如镜、清似水”的清官，但我们又如何能期望太守桃杌也有这样的机缘呢？
（二）《鲁斋郎》
1. 鲁斋郎抢银匠李四妻，张珪反劝李四。*
2. 清明踏青时鲁斋郎用弹弓打伤张珪儿子头。*
3. 张珪送妻与鲁斋郎*
4. 包拯智斩鲁斋郎——“鱼齐即”
（三）《赵盼儿风月救风尘》
妓女宋引章本与安秀才有约，后被恶少周舍花言巧语所惑，不听结义姐妹赵盼儿相劝，嫁给周舍。婚后宋引章饱受虐待，写信向赵盼儿求救。因周舍不肯轻易放过宋引章，赵盼儿巧用计策。她浓妆艳抹，假意愿嫁周舍，自带酒、羊和大红罗去找周舍，周舍喜不自禁。赵盼儿要周舍先休了宋引章才肯嫁他，刚好宋引章又来吵闹，周舍一怒之下写了休书，赶走宋引章。赵盼儿与宋引章二人一同离去，途中赵盼儿将宋引章手中休书另换一份。周舍发觉上当，赶上她们，一把抢过宋引章手中休书并毁掉，还到官府状告赵盼儿诱拐妇女。赵盼儿反告他强占有夫之妇，使安秀才到堂作证，又出示周舍亲手所写休书。赵盼儿证据确凿，周舍不能胜她，受杖刑责罚。宋引章与安秀才结为夫妇。
（四）另类《温太真玉镜台》
行兄妹之礼——教写字——说亲——新婚之夜
温公丧妇，从姑刘氏家值乱离散，唯有一女甚有姿慧，姑以属公觅婚。公密有自婚意，答云：“佳婿难得，但如峤比云何？”姑云：“丧败之余，乞粗存活，便足慰吾余年，何敢希汝比。”却后少日，公报姑云：“已觅得婚处。门地粗可，婿身名宦，尽不减峤。”因下玉镜台一枚，姑大喜。既婚交礼，女以手披纱扇，抚掌大笑曰：“我固疑是老奴，果如所卜。”（ 《世说新语·假谲》 ）
【寄生草】
我正行功名运，我正在富贵乡。俺家声先世无诽谤，俺书香今世无虚诳，俺功名奕世无谦让，遮莫是帽檐相接御楼前，靴踪不离金阶上。
【幺篇】
不枉了开着金屋，空着画堂。酒醒梦觉无情况，好天良夜成虚旷，临风对月空惆怅。怎能够可情人消受锦幄凤凰衾，把愁怀都打撇在玉枕鸳鸯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