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昆曲的衰落
所谓雅部,主要指昆曲。明万历至清康熙前期,昆曲一直处于剧坛盟主地位,被誉为“盛世元音”。但是到了清康熙三十五年至四十五年(1696-1706),李声振写《百戏竹枝词》时已经出现了“清客几人公瑾顾,空劳逐字水磨腔”的现象,开始由盛转衰。乾隆五十五年(1790),徽班进京以后,北京已经难觅纯粹的昆曲戏班了。昆曲衰落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1、清朝统治者大兴“文字狱”对剧作家打击与控利诱。康熙年间出现的 “南洪北孔”是传奇创造的最后高潮,《长生殿》和《桃花扇》所流露出来的强烈民族意识刺痛了清朝的最高统治者,他们除了对剧作家和观演者打击报复外,还通过大兴复古之风,诱导文人学士钻研朴学,淡化其民族意识,消磨其反抗锐气,使许多人不再对戏曲创作感兴趣,从根本上瓦解了戏曲创作队伍。乾、嘉以后,除了《雷峰塔》等为数不多的优秀作品外,传奇创作再也没有出现惊世骇俗之作了。
2、昆山腔和弋阳腔进入宫廷后,日益典雅化、贵族化,越来越远离时代、远离人民。这时,虽然也还有不少人参与创作,但他们不论在思想深度还是艺术功力上均无法与黄金时期的剧作家相比。很多人把填词度曲当作一种寄托个人感情或文字游戏,逞才使性,自娱自乐。由于不熟悉舞台艺术,编写的剧本很难在舞台上呈现。所以,清乾隆以后创作的传奇和杂剧数量并不少,但大多是难立于舞台上,而仅能供人阅读的案头剧。
3、昆曲艺术自身的缺陷和不足。昆曲音乐属于曲牌联套体,一方面在曲牌联缀、声腔处理、歌唱方法、曲律乐理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另一方面随着舞台艺术的发展,其缺陷和不足暴露得越来越明显。如四平八稳的曲牌节奏,难以表现激烈多变的矛盾冲突,难以抒发热烈奔放的内心情感,难以塑造鲜活生动的人物形象;伴随着规范化、程序化的提高,昆曲的曲牌联套音乐体系越来越复杂、繁练、凝固、刻板,一步步走向僵化,失去旺盛的生命力;长短句填词,格律极严,技巧不易掌握,曲词艰深,普通观众不易听懂;演唱方法上,昆曲虽有了初步的分行当唱腔,但男女同宫同调的问题始终没能解决。上述问题直接影响着昆曲的发展和观众的接受,以至于连精通音律的经学大师焦循都发出了这样的感喟:“盖吴音繁缛,其曲虽极谐于律,而听者使未睹本文, 无不茫然不知所谓。”
4、观众求新、求变、求美审美倾向的影响。昆曲进入宫廷被树为官腔以后,失去了变革的活力,难以给观众带来新的感觉,观众对她的喜好和欢迎程度自然就会减弱。昆曲曾经征服了众多的观众,在明末出现了“四方歌者皆宗吴门”的盛况;可是到了乾隆初年,昆曲的老腔老调却招致人们的厌烦。乾隆九年(1744),徐孝常为张坚(漱石)传奇《梦中缘》所作的“序”中记载:“长安梨园称盛,管弦响应,远近不绝。……而所好惟秦声、罗、弋,厌听吴骚。歌闻昆曲,辄哄然散去。”道光年间的李光庭在《乡言解颐》“优伶”条中说:昆曲“无奈曲高和寡,六十年渐少知音”。
5、戏剧艺术发展规律的必然。王骥德在《曲律》自序中总结艺术发展规律时说:“数穷必趋于约”。戏曲艺术若想求得生存和发展,必须从过时的复杂繁缛的形式中解脱出来,向符合时代要求的通俗化、简易化方向发展,寻找更为灵活、更富表现力的艺术形式。于是,就在昆曲雅部由盛转衰之际,花部地方戏勃然崛起,并逐渐形成气候。
二、花部的兴起
1、花部勃兴与社会的发展和变化有密切关系。明末清初,中国封建社会进入晚期。清廷入主中原、统一疆土后,吸收黄老哲学,施行“以汉治汉”的策略。停止了野蛮的圈地、改农为牧的倒行逆施,大力发展农业生产,重视漕运、河运,赢来了社会安定、经济复苏的所谓“康乾盛世”。伴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农产品和手工业品交换的不断扩大,商业也越来越兴旺了。以徽商、山陕商为代表的商人集团异常活跃,他们来往穿梭于大江南北,都市边陲,从事盐业、棉布、票号等行业,富可敌国,资金雄厚。他们为了联络同行,取悦于官方,满足声色之娱,纷纷组建戏班,开展演戏活动。商业的兴旺带来城市的繁荣。乾、嘉以来,南方的苏州、扬州、 江宁、广州和北方的北京、张家口都成为豪商云集的繁华城市,特别是北京和扬州成为北方和南方戏剧交流的中心,为各种声腔剧种的交流汇萃提供了场所,为新的声腔剧种的形成创造了条件,奠定了物质基础。
2、最高统治者的提倡和促进也是花部兴起的重要原因之一。康熙和乾隆都非常喜爱观剧,康熙曾南巡、西幸,乾隆竟六次南巡。各地为迎候皇驾,均组织戏曲演出,规模庞大,气氛热烈,其间有昆曲,也有地方戏。从整体上来说,清廷是崇“雅”抑“花”的,但康熙、乾隆本人并非不喜欢地方戏,他们不仅到各地观赏地方戏,还把地方戏带进宫中,在客观上促进了地方戏的提高和繁荣。
3、内在原因。事物的发展和变化离不开外部条件,但更重要的还在于内部因素,花部地方戏的勃兴是戏曲艺术发展的必然结果 。众所周知,中国戏曲早在先秦就开始孕育,经过西汉、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融汇,至公元十二世纪的两宋时期逐渐成熟。明清两代的昆曲集戏曲之大成,达到高度精致成熟的程度。但同时也越来越凝固呆板,戏剧冲突难以激化,人物情感不能淋漓尽致地抒发,特别是在表现重大历史、政治题材时,往往捉襟见肘,局限性更大。而新兴的花部地方戏,曲调单纯,节奏明快,板式变化丰富,叙事性强,综合能力大,唱、念、做、打均能充分发挥,适宜表现重大题材。新兴的花部地方戏除具备自身优势外,还继承并吸收了元杂居、昆曲、弋阳腔等古老剧种的艺术营养,如写意虚拟、载歌载舞的表演艺术,时空自由流动的舞台处理方法以及象征性、夸张性的服饰、化妆等。特别是由弋阳腔派生出来的青阳腔、四平腔“滚调”演唱形式的创造,对花部地方戏板式变化体戏曲音乐体制的确立和完善,发挥了重要的借鉴和示范作用。总之,花部地方戏是戏曲艺术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继承、发展、革新的必然产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