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呈现】近代以来的中国梦

中国知识分子历史上第一次集体“做梦”

1932年11月1日，创刊近三十年、久负盛名的《东方杂志》向全国各界知名人物发出约四百封征稿信，主编胡愈之在信中说：

“在这昏黑的年头，莫说东北三千万人民，在帝国主义的枪刺下活受罪，便是我们的整个国家、整个民族也都沦陷在苦海之中。……我们诅咒今日，我们却还有明日。假如白天的现实生活是紧张而闷气的，在这漫长的冬夜里，我们至少还可以做一两个甜蜜的舒适的梦。梦是我们所有的神圣权利啊！”

《东方杂志》发起的“于1933年新年大家做一回好梦”，旨在征求两个问题的答案：

（一）先生梦想中的未来中国是怎样？（请描写一个轮廓或叙述未来中国的一方面。）

（二）先生个人生活中有什么梦想？（这梦想当然不一定是能实现的。）

由此引发了一场前所未有、规模空前的“新年的梦想”。征“梦”活动激起热烈回响，截至12月5日，共收到160多封答案。

1933年元旦出版的《东方杂志》以83页的篇幅一下子刊出142人的244个“梦想”（不算以漫画形式做“梦”的丰子恺，丰子恺为这期特刊画了封面和另外四个梦），其中包括了柳亚子、徐悲鸿、郑振铎、巴金、茅盾、俞平伯、郁达夫、张申府、陈翰笙、邹韬奋、周谷城、陶孟和、顾颉刚、章乃器、周作人、杨杏佛、林语堂、夏丏尊、叶圣陶等大批人们所熟知的知识分子。

在12月5日之后收到的“梦想”包括了梁漱溟和朱自清的投稿，他们的三个“梦想”刊登在《东方杂志》1933年第二期的“梦想补遗”。

在中国历史上，一大批来自全国各地的一流知识分子集体“做梦”还是第一次。这247个梦想为20世纪留下了一份真实可信的记录。

“大同梦”远多于“法制梦”

暨南大学教授周谷城梦想“人人能有机会坐在抽水马桶上大便。”《东方杂志》文艺栏编辑徐调孚梦想“未来的中国没有国学、国医、国术……国耻、国难等名词。”这些都只是特例，不是普遍的。大部分知识分子“梦想的中国”乃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乌托邦，一个“大同”社会：

柳亚子的梦是一个“大同世界”：“打破一切民族和阶级的区别，全世界成功为一个大联邦”，“没有金钱，没有铁血，没有家庭，没有监狱，也没有宗教；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一切平等，一切自由。”

郁达夫描画的“乌托邦”：“没有阶级，没有争夺，没有物质上的压迫，人人都没有，而且可以不要‘私有财产’。”

中华书局编辑周宪文说得更细：“那里没有法律，也没有军警，可是国民从无争执，国里没有货币，没有工资，可是国民都很勤力。”

社会科学研究所的姜解生梦想：“全国的人民都住在庄严伟大的公共住宅。他们的工作每天只有四小时或六小时。等到全国的电钟放出了上工的声号，他们已一秒钟不差地到达各人群底工作地点。”

尽管这些“梦”形形色色，但有一点是相同的，他们都热切地憧憬着一个无阶级、无国家……的大同社会。

古老的大同空想根植于中国文化深处，没有经历过类似西方那样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的洗礼，生活在20世纪的知识分子依然只能沉醉其中，不会想象出一个好的政治制度。就像《现代》杂志主编施蛰存的梦所说的“我以为政治制度是没有关系的，问题完全是在人，在人。”所以如实业家穆藕初那样梦想“政治上必须实行法治”的“法治梦”竟然寥寥无几。

《人民晚报》编辑宓汝卓梦想着“应许言论绝对自由，决不讳疾言医。”大夏大学教授梁园东“梦想我们的社会，成为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社会，而不要再是一个以政府为中心的社会。”“如果政府是不得已的……他至少是一个不怕人讲话的政府。现在我们往往因为讲话，触犯了‘我们的政府禁律’”。

《中学生》杂志编辑叶圣陶的“梦”比较实在，他说：“个个人有饭吃，个个人有工作做；凡所吃的饭绝不是什么人的膏血，凡所做的工作绝不为充塞一个两个人的大肚皮。”读者金丁的梦想则是“人人都能享受香水汽车电灯跳舞书报”。

（资料来源：《羊城晚报》，2013年5月14日，有删改）

【案例点评】

本案例通过对中国知识分子第一次集体“做梦”诠释了中国梦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梦想。习近平指出：“中国梦的本质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国家富强，是指我国综合国力进一步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民族振兴，就是通过自身的不断发展与强大，继承并创造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以及先进的文明成果，进而使中华民族再次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再次以高昂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人民幸福，就是人民权利保障更加充分、人人得享共同发展，生活在伟大祖国和伟大时代的中国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

视频资源：《百年求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