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文学革命的内容、性质、论争情况

2.自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起，伴随对“文革”发生根源的进一步探究，学界对作为中国现代历史文化起点的“五四”的合理性也提出了质疑，如新儒学派代表林毓生就对五四的激进主义提出严厉批评：“五四时期的反传统完全是全盘性的反传统主义，此后各种文化反传统主义的表现，都是以五四时期的反传统主义为出发点的。”在此基础上，他还进一步指出，五四与文革的发生有着内在的逻辑关联，“这两次文化革命的特点，都是要对传统文化观念和传统价值采取嫉恶如仇、全盘否定的立场。”这一观念在当时影响甚大，并引发学界五四保守力量学衡派的价值重估。以乐黛云为代表的一方认为，学衡派是现代文化守成主义的中坚力量，他们在文化建设上的稳健态度制衡了激进思潮的泛滥，具有积极意义。而以谭桂林为代表的一方坚持，如无五四的彻底否定，而仅凭学衡派貌似中允的学理倡导，中国社会仍难摆脱铁屋子的状态，“在激进与保守，革命与改良，实践与突变之间，历史选择了前者，这是历史之幸，也是民族之幸。”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对历史的重估关系到未来道路的选择和调整。

3.学界通常认为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以更加激进、彻底的态度确证了文学革命的合法性，是对《文学改良刍议》的承续和推进。而胡适也说如没有陈独秀“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的精神，“文学革命至少还须经过十年的讨论和尝试”。但须注意。陈独秀对胡适所倡“八事”所涉及的文学语体变革是非常漠然的，他所主张的“三大主义”所重的是内容而非形式他对思想启蒙和社会变革的急切意愿远胜于对文学本体的深入理解。尽管同站在反叛封建文化和旧文学的立场上，但二人所构筑的逻辑框架、价值指向显然有着根本性差异，他们日后的分道扬镳于此已显端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