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诅咒是一个经济学的理论，多指与矿业资源相关的经济社会问题。丰富的自然资源可能是经济发展的诅咒而不是祝福，大多数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比那些资源稀缺的国家增长的更慢。经济学家将原因归结为贸易条件的恶化，荷兰病或人力资本的投资不足等，主要由对某种相对丰富的资源的过分依赖导致。

经济增长和发展问题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以来，经济学家一直致力于探究与经济增长有关的诸种因素和条件，即增长的源泉问题。自然资源或自然禀赋、物质资本、技术进步、公共秩序与法律乃至信念和价值观，相继被揭示出来并置于突出的地位。其中，自然资源作为物质生产活动的必要投入品，成为经济赖以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资源相对丰裕的国家通常蕴含了更大的发展潜力。近代以来的经济发展史表明，自然资源的确对于一国国民财富的初始积累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如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快速工业化与其丰裕的自然资源密不可分。

20世纪8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资源丰裕的国家陷入了增长陷阱的事实引起了经济学家的深思。经验数据显示，从一个较长的时间范围来看，资源丰裕国家经济增长的速度是缓慢的，甚至是停滞的。1965—1998年全世界低中收入国家人均GNP以年均2.2%的速度递增，而OPEC(石油输出国组织)国家同期却下降了1.3%。在全球65个资源相对丰裕的国家中，只有四个国家(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博茨瓦纳)人均GNP年增速达到4%(1970—1998)，而一些东亚资源稀缺的经济体(中国香港、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经济增长却超过了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世界银行，2000)。在中国不同的地区，我们也能发现非常相似的情况。

“荷兰病”（Dutch Disease）是指自然资源的丰富反而拖累经济发展的一种经济现象。经济学家们则常常以此来警示经济和发展对某种相对丰富的资源的过分依赖的危险性。

  荷兰上世纪50年代因发现海岸线盛藏巨量天然气，而迅速成为以出口天然气为主的国家，其他工业逐步萎缩。资源带来的财富使荷兰国内创新的动力萎缩，国内其他部门失去国际竞争力。至上世纪80年代初期，荷兰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此外，关于矿业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贡献除了中短期矿业项目所带来的“新兴都市”效应外，更多的是与矿业资源相关的经济社会问题，简单叫做“资源诅咒”。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新的内生增长理论对于索洛增长理论的“趋同过程”和“赶超假说”提出了质疑，大量的实证研究开始比较各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差异。一些经济学家发现自然资源丰裕的国家经济增长速度却令人失望，开始探求其中原因。1993年，Auty在研究产矿国经济发展问题时第一次提出了“资源的诅咒”(Resource Curse)这个概念，即丰裕的资源对一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并不是充分的有利条件，反而是一种限制。在此之后，Sachs和Warner(1995，1997，2001)连续发表了三篇文章，对“资源诅咒”这一假说进行开创性的实证检验。

他们选取95个发展中国家作为样本，测算自1970—1989年这些国家GDP的年增长率，结果发现仅有两个资源丰裕型国家年增长速度超过2%。回归检验表明，自然资源禀赋与经济增长之间有着显著的负相关性，资源型产品(农产品、矿产品和燃料)出口占GNP中的比重每提高16%，经济增长速度将下降1%。即使将更多的解释变量纳入回归方程，比如制度安排、区域效果、价格波动性等，负相关性依然存在。

资源丰裕度的测量是实证研究中一个重要难题，为此，学者们纷纷引入了一些替代变量，包括初级产品的出口与GDP的比值(Sachs and Warner，1995)，初级产品部门的就业比例(Glyfason，1999)，人均耕地数量(Wood and Berger，1997)，能源储量(Stijns，2000)，资源租占GDP的比值(Hamilton，K.，2003)。虽然度量方法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但研究结果一致表明，资源丰裕度与经济增长的负相关关系普遍存在。

一些研究(Isham et al，2002；Murshed & Perala，2002)对自然资源的类别加以细分，讨论不同资源国家遭受资源诅咒程度的差异。根据资源地理分布集中度的不同，自然资源可以被划分为集中型资源(Point Resource)和扩散性资源(Diffuse Resource)。集中型资源(如矿产资源)经济体更容易遭受资源的诅咒，因为政府可以通过集中开采直接获取大量收入，进而滋生一个腐败和掠夺性的政府，而对于类似农业耕地这种分散性资源，国家财政收入只有依靠从企业或个人的征税中获得。为了能够赢得公众政治上的支持，政府必须更加追求发展的持续性、政策的一致性和增加国民福利等政治目标，因此，“资源诅咒”的现象在主要农业国表现得并不十分明显。

国外大多数研究都支持这样一个命题：自然资源如果对其他要素产生挤出效应，就会间接地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Gylfason称之为“资源诅咒”的传导机制(Transmission Mechanisms)。常见的传导机制包括：荷兰病、资源寻租和腐败、轻视人力资本投资、可持续发展能力衰退。与国际上这一领域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相比，国内探讨自然资源禀赋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文献并不多见。

第一，单一的资源型产业结构容易使资源丰裕地区患上“荷兰病”，资源部门的扩张和制造业的萎缩必将降低资源配置的效率。例如我国能源大省的产业结构特征就是以采掘和原料工业为主的工业比重过大，各类产品的加工链很短，中间产品比例高，最终消费品比例低，挤占了技术含量和附加值高的最终产品工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资源部门的扩张性在一定程度上会“挤出”制造业，而中国过去正是工业尤其是制造业加快发展的时期。

第二，资源丰裕地区的资源型产业扩张导致人力资本积累不足，难以支撑持续高速度的经济增长。单一的资源型经济结构导致资源丰裕地区严重缺乏人力资本积累的内在动力，这是因为资源型产业与加工制造业相比，不管是对于人力资本的需求还是人力资本的投资报酬率，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在中国一些过度依赖资源经济的地区，人力资本的投入无法得到额外的收入补偿，人们接受教育的意愿普遍降低，大量具有较高知识水平和技能素质的劳动力流出，知识创新缺乏机会，人力资源开发滞后+在现代经济结构中，人力资本是推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其作用与收益大于自然资源，而资源产业扩张同样地把人力资本的积累效应给“挤出”了。

第三，在产权制度不清晰、法律制度不完善、市场规则不健全的情况下，丰裕的自然资源还会诱使资源使用的“机会主义”行为及寻租活动的产生，造成大量的资源浪费和掠夺性开采。我国现行资源开发管理的制度安排不仅使得资源的所有权与行政权、经营权相混淆，而且所有权在经济上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其收益由多种途径和渠道转化为一些部门、地方、企业甚至是个人的利益。国家资源产权的虚置或弱化，资源使用权的缺乏约束造成一些地区资源权属纠纷频繁，资源消耗过度、规模利用率低，资源重开采、重使用而轻保护、轻管理，从而破坏了资源产业发展的良性循环和宏观经济的正常运行。

第四，资源的开发加大了生态环境的压力，城市环境问题突出，污染治理水平较差。脆弱的自然环境状况不仅阻碍了地区潜在优势的发挥，而且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在资源接近枯竭时，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受到了严峻的挑战，由此引发了大量的失业和社会不稳定问题。

路径依赖(Path－Dependence)，又译为路径依赖性，它的特定含义是指人类社会中的技术演进或制度变迁均有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惯性，即一旦进入某一路径（无论是“好”还是“坏”）就可能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一旦人们做了某种选择，就好比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惯性的力量会使这一选择不断自我强化，并让你轻易走不出去。第一个使“路径依赖”理论声名远播的是道格拉斯·诺思，由于用“路径依赖”理论成功地阐释了经济制度的演进，道格拉斯·诺思于1993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路径依赖是指人们一旦选择了某个体制,由于规模经济（ Economies of scale) 、学习效应（Learning Effect) 、协调效应（Coordination Effect)以及适应性预期（Adaptive Effect)以及既得利益约束等因素的存在,会导致该体制沿着既定的方向不断得以自我强化。一旦人们做了某种选择，就好比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惯性的力量会使这一选择不断自我强化，并让你轻易走不出去。

第一个使“路径依赖”理论声名远播的是道格拉斯·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一文，由于用“路径依赖”理论成功地阐释了经济制度的演进，道格拉斯·诺思于1993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诺斯（North, D）创立了制度变迁的“轨迹”概念，目的是从制度的角度解释为什么所有的国家并没有走同样的发展道路，为什么有的国家长期陷入不发达，总是走不出经济落后制度低效的怪圈等问题。诺斯考察了西方近代经济史以后，认为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的历程中，制度变迁存在着“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现象。

诺思认为，“路径依赖”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惯性，事物一旦进入某一路径，就可能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这是因为，经济生活与物理世界一样，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这种机制使人们一旦选择走上某一路径，就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不断的自我强化。

“路径依赖”理论被总结出来之后，人们把它广泛应用在选择和习惯的各个方面。在一定程度上，人们的一切选择都会受到路径依赖的可怕影响，人们过去做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人们关于习惯的一切理论都可以用“路径依赖”来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