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启示

面对起伏的世事，应持何种态度？在这一点上，苏轼应该是我们的榜样。

苏轼可说是一个诗、词、文、书、画皆独步天下的文化巨匠。但他的一生，却宦海沉浮，屡遭贬谪，忧患频仍，坎坷多舛。他的人生态度，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乌台诗案”是他人生道路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在此之前，苏轼秉持的是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态度。不过之后哪怕一再贬谪，他还是尊主泽民，忘躯为之。而横遭贬谪的苏轼，能在人生逆旅、仕宦险境中，做到任天而动、随缘自适、超然物外，又缘于他受到佛道思想的影响，汲取了其中的积极因素。正如刘大杰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中认为苏轼复杂思想的构成因素，除了“儒家的底子”，还有“庄子的哲学，陶渊明的诗理，佛家的解脱”。

苏轼一生经历了三次重大的政治打击，先贬黄州，再贬惠州，卒贬儋州。在不断地遭贬被黜中，苏轼没有被悲伤和痛苦压倒，而是及时调适心境，排解悲苦，以一种随缘自适、旷达超脱的态度对待自身的处境，这与他在中晚年时他深受佛道思想的影响，汲取了佛道思想中的精神养料是分不开的。

乐观旷达的人生态度是其人生观的最终表现形式。他的《定风波》就很好得说明了这一点。“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行路中遇到雨，其他人都狼狈不堪，苏轼独不改乎其度，反而觉得雨中竹杖芒鞋，吟啸徐行，别有其趣。这是借眼前经历抒写胸臆怀抱，而笔致轻松诙谐，表现了苏东坡一贯持有的豪放通达的人生态度。词中的风雨其实可以看做是人生道路上的坎坷挫折，每个人的路都不是一帆风顺的。遇坎坷时，要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即风雨总会过去，总有雨过天晴的时候。要有诗中“谁怕？”的精神，不要害怕困难，要有“一蓑烟雨任平生”的坦荡和轻视困难的态度。要有“也无风雨也无晴”的胸襟。也无风雨也无晴，是既不怕雨，也不喜晴，心境恬淡。在生活中，有时也要随遇而安，很多事顺其自然，不为外物所动，不为忧患所扰，对于困难泰然处之，心胸豁达。

苏轼很早就受到了佛道思想的濡染。苏轼母亲程氏信奉佛教，父亲苏洵曾游嵩山、庐山诸寺与诸长老交往，苏轼皆有耳闻。少年时的苏轼就喜爱读《庄子》，感叹“今见是书，得无心矣”。所以在经历了“梦绕云山心似鹿，魂惊汤火命如鸡”（《狱中遣子由》）的“乌台诗案”后，罪贬黄州的苏轼觉得自己的生命犹如爬在旋转磨盘上的蝼蚁，又如旋风中的羽毛。他开始深思人生的意义，精神上渐趋佛道思想。“自余杜门不出，闲居未免看书，惟佛经以遣日，不复近笔砚矣。”（《与章子厚书》）苏轼开始精研佛学，遍交僧人道士。他摒弃了佛道的虚无、愚妄，吸取了道家的崇尚自然、安时处顺的态度，佛家的超越尘世欲求、求得空明心境的精神，形成了随缘自适、旷达超脱的人生态度，不为祸福得丧所牵绊，不为苦乐生死所烦扰，从容自若，圆融通达。

遭贬的苏轼，善于在自然山水中寻求寄托，获得超越。他善于用审美的眼光观照自然，所以即使贬所黄州“僻陋多雨，气象昏昏”（《与章子厚书》），还是有“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初到黄州》）的诗句；在惠州，也有“岭南万户皆春色”（《十月二日初到惠州》）“罗浮山下四时春”《食荔枝》）的佳句。

他常常以与各色人等闲谈为乐，以至于“鸡犬识东坡”；他常常以“闲人”自居，说：“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临皋闲题》），“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耳”（《记承天寺夜游》），在山水的审美中，苏轼获得了超脱。“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为报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纵笔》）在“流离僵仆”的贬谪生涯中，“佛老思想成为他处逆为顺、安以自适的一种精神武器”。所以无论贬到何处，苏轼都能安时处顺，安土忘怀，求田问舍，把贬所当作亲切温暖的故乡。 “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定风波》)饱尝人世苦难，终于在那垂暮之年从南方归来，他却说“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六月二十日夜渡海》），完全超脱了世俗的生死苦乐观念，这显然是受庄子的齐死生、齐得丧的相对主义人生哲学的影响。

最能体现苏轼随缘自适、旷达超脱的人生态度的作品当数《前赤壁赋》和《定风波》。“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苏轼强烈地意识到了生命的短暂性。在他看来，生命既然像霜露一样倏忽易逝，那我们又何必要受外在的羁绊拘蹇地过一生呢？受道家思想的影响，他认为摆脱物累，自由逍遥，旷达超然才是生命的本真。“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前赤壁赋》）苏轼在与山水的共适中获得了生命的自由本真状态。在《定风波》中，苏轼写道，“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一蓑烟雨任平生”，“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在坎坷不平的人生道路上，词人从容而行，潇洒地对待人生中的风雨，何其旷达超脱。正是这种“精微玄妙而又残酷的人生哲学—以自我精神解脱为核心的适意人生哲学”， 使苏轼调节了不平衡的心理，从悲哀中解脱出来。

身处逆境的苏轼学会了心理自我调适。当他意识到他的政治生命走入低谷，遭遇黑暗看不到前途时，他便投身到大自然中，去寻找去感受大自然的美。请看他笔下的大自然：“清风徐来，水波不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这些美景让苏轼更加热爱自然，更加热爱生活。苏轼通过对人生风雨阴晴的否定，化解了曾有过的苦难，使心灵归于宁静和澄明，以达观圆融的态度对待人生。

不仅如此，苏轼更从中认识到在茫茫宇宙和悠悠岁月中，人生的短促和生命的渺小，正如他在名篇《念奴娇·赤壁怀古》中的长叹一样，纵使曾有“雄姿英发”的慷慨豪迈、“谈笑间灰飞烟灭”的英雄伟业，却仍只能将这种种功绩消弭在“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的无边无际的历史长河中。王者霸业尚如梦幻一场，更何况个人的些微得失？

李泽厚认为，苏轼在“佛学禅宗中，勉强寻得一些安慰和解脱”，追求的是“一种退避社会、厌弃世间的人生理想和生活态度。”其实，人生梦幻泡影的虚幻性并没有妨碍苏轼去打量和审视内心世界，更没有使他颓唐、消极、避世，反而在这“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新凉”的破灭感中找到了豁然开朗的旷达观念。既然人生如同梦幻，那么，面对人生境遇的变迁、外在环境的变化，更应该坦然从容。

辩证地看待自己所处的逆境，采用了变通的态度排解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从困厄中解脱出来。就像他写的《题西林壁》中悟解的那样: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同一件事情，当你采用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态度去看待它，就会得到不同的结论，当你跳出自己的处境，从高远处观照，就会发现:逆境可以使人一蹶不振，也可以使人更加坚强。孟子不是说过:“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顿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遇到一点挫折怎么就能想到逃避呢?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苏轼在逆境中以超脱的态度面对人生，创作了大量的名篇，奠定了他在北宋文学史上首屈一指的地位。所以许多人认为，贬居黄州，放逐领海不是苏轼的不幸，而是时代对他的磨炼和造就。就连苏辙也感叹:“(轼)尝谓辙曰:‘吾视今世学者，独子可与我上下耳’既而谪居于黄，杜门深居，驰骋翰墨，其文之一变，如川之方至，而辙瞠然不能及也。”因为苏轼在逆境中豁达超脱的人生态度，使他无论处在何时何地，照样保持浓郁的生活情趣，登山览胜，临渊赋诗，保持着旺盛的创作活力。

在面对人生诸多不如意的时候，有人戏称：自是人间多坎坷，想想人家苏东坡。虽为戏言，但颇有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