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达尔文主义

    社会达尔文主义是将达尔文进化论中自然选择的思想应用于人类社会的一种社会理论。最早提出这一思想的是英国哲学家、作家赫伯特·斯宾塞。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风行从19世纪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有人认为现代的社会生物学也可归类到社会达尔文主义学派中。社会达尔文主义曾被其拥护者用来为社会不平等、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正名，理由是赫伯特·斯宾塞所说的“适者生存”。有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认为社会进步和变革不可避免，也有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认为人类的退化不可避免。社会达尔文主义和进化论一样，经常被卷入关于优生学的争论中。

赫伯特·斯宾塞

     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年4月27日–1903年12月8日），英国哲学家。他为人所共知的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之父”，所提出一套的学说把进化理论适者生存应用在社会学上尤其是教育及阶级斗争。在理论上的阐述英国哲学家，进化论的先驱，先于达尔文。

达尔文主义

       “达尔文主义”通常用以指称以自然选择为手段解释地球上生命的历史与多样性的生物进化理论。

    达尔文时期，“达尔文主义”并没有严格的定义，它被达尔文生物理论的反对者和支持者同时使用，来表示他们认为更宽的范围内的含义。这个思想有着国际的影响，恩斯特·海克尔在德国发展出了“Darwinismus”，就像斯宾塞·海克尔的“达尔文主义”一样，与查尔斯·达尔文的理论只是粗略的相似，并没有集中在自然选择上。 在对达尔文思想的回应迅速传播的同时，在1886年，阿弗雷德·罗素·华莱士在美国做巡回演讲，从纽约开始，经过波士顿、华盛顿、堪萨斯州、艾奥瓦州和内布拉斯加州，到达加利福尼亚州，演说他对达尔文主义毫无问题的阐述。

达尔文之前的进化观念

    在达尔文之前，大多数对于物种多样性的解释都秉承了与基督教教义相结合的亚里士多德主义观念。达尔文在《物种起源》第三版的历史概要中写道：“直到今天，大多数博物学家认为物种是永恒不变的。它们被分别地创造出来。许多作者都巧妙地维护着这一观点。”但生物进化的理念并不源自达尔文。早在达尔文祖父那一代就流行着生物从低级向高级进化的思想，而一些自然哲学家更是被看作达尔文的先驱。例如E. G. 圣-希莱尔认为，识别同源性是梳理进化关系的核心手段。J. L. N. F. 居维叶则反对希莱尔的观点，并强调功能的重要性。但他主张，物种不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变化。因为根据他的观测，每个物种的结构看上去都像经过了细致的调节，以至于最微小的改变都会导致整个有机体的功能受到破坏。居维叶同意地质灾变说，并认为部分物种会随着地质灾变的发生而消亡。与居维叶同时代的J. B. 拉马克提出了不同的理论。他认为物种会发生变化；动物物种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这些物种的变化是通过继承获得性状得到的。在拉马克1802年的论文中，他描绘了一种进步式的进化理论：“[物种]从最简单的上升为最复杂的……自然界中最简单的产物会相继地产生出其它产物。” 在1809年出版的《动物学哲学》中，拉马克主要提出了三个观点：第一，物种的变化受到外部坏境变化的影响；第二，在物种的多样性之下存在着统一性的基础；第三，物种总是会进步式地发展。相比于达尔文的进化论，拉马克的理论呈现出以下三个不同点：第一，他的解释中没有提及自然选择的机制；第二，他认为物种是朝着完美的方向发展的；第三，拉马克的理论中不存在物种灭绝。

    此外，达尔文的进化论与上述理论有一个决定性的不同。P. J. 理查森和R. 博伊德认为，“在达尔文之前，人们将物种构想为具有本质的、没有变化的类型——就像几何图形和化学元素那样”，而达尔文则在族群的层面上思考物种。达尔文的这一观念与他的自然选择理论是相互联系的。

社会环境

    除了这些理论先驱之外，部分社会环境对达尔文理论的产生与传播而言也具有重要意义。当时人们热衷于收集化石，而这些对这些化石的研究为生物学的发展提供了基础。然而人们收集化石的热情并不源自对生物学知识的渴求——这一行为主要受到自然神学的影响。根据W. 佩利的想法，如果我们在沙滩上发现了一块手表，那么会认为这件精致的东西是被人设计的；同样，当我们发现结构如此精美的生物时，就应该相信这些东西是上帝设计的。人们收集化石的主要目的也就是要寻找上帝的作品。另一个重要的事件是《创世的自然历史遗迹》在1844年匿名出版。（后来作者被鉴定为R. 钱伯斯。）这本书中提倡“进步主义”的进化理论。其中认为物种的变化由遥远的、神圣的创造者所管制。此外，像当时许多博物学家一样，作者相信每个物种都是分别发展而来的；也就是说，它们没有共同的祖先。《遗迹》是维多利亚时代非常流行的“科普读物”。尽管科学界对它的反应十分冷淡，但直到十九世纪末，该书的销量都胜过《物种起源》。达尔文也指出，“《遗迹》在1844年出现……在我看来，它很好地让这个国家的人注意到这个主题……并为人们接受类似的观点准备了基础。”此外，达尔文的观点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很大的轰动。相反，当A. R. 华莱士与达尔文在1858年联名发表论文并召集博物学家旁听时，大家对这一理论几乎完全不感兴趣。他们认为其中并没有特别令人震惊的革命性理论。甚至在1859年《物种起源》第一版出版时，公众也只是反应平平。同时，M. 鲁斯认为，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人们更感兴趣的是同源学。“适应器[这样的概念]对于尝试着辨别同源性的人来说只是一个麻烦” 。

    从上述历史中可以看出，达尔文的理论并不是含着银匙凭空出世的。在达尔文的进化论没有受到重视的情况下为其代言、造势，并创造出“达尔文主义”一词的事实上是华莱士。但是华莱士与达尔文的观点存在很大分歧。辉格史观的“达尔文主义”多指华莱士所倡导的“纯粹达尔文主义”。

衍生思想

 竞争
    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一个简化观点是，人、特别是男性必须为了在未来能够生存而竞争，不能给予穷人任何援助，他们必须要养活自己，虽然多数20世纪早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支持改善劳动条件和提高工资，以赋予穷人养活自己的机会，使能够自足者胜过那些因懒惰、软弱或劣等而贫穷的人。达尔文也相信雄性较雌性优越，这与社会达尔文主义理论一脉相承。

优生学
    对达尔文生物学观点的另外一种社会解读是所谓优生学，该理论由达尔文的表弟弗朗西斯·高尔顿发展起来。高尔顿认为，人的生理特征明显地世代相传，因此，人的脑力品质（天才和天赋）也是如此。那么社会应该对遗传有一个清醒的决定，即：避免“不适”人群的过量繁殖以及“适应”人群的不足繁殖。高尔顿
         赫伯特·斯宾塞认为，诸如社会福利和疯人院之类的社会机构允许“劣等”人生存并且让他们的增长水平超过了社会中的“优等”人，如果这种情况不得到纠正的话，社会将被“劣等”人所充斥。达尔文带着兴趣阅读了他表弟的文章，并且在《人类起源》中用了部分章节来讨论高尔顿的理论。不过无论是达尔文还是高尔顿，都没有主张在20世纪上半叶得以实行的优生政策。他们在政治上，反对任何形式的政府强制。

种族主义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种族优越和竞争思想与社会达尔文主义有关联。虽然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种族观简单而言是白色人种必须以文明教化全球的有色人种，然而还有其他更复杂的观念。达尔文进化论基于基因分岔和自然选择理论进行种族划分。基因分岔是指一组物种彼此之间互相分离，从而各自发展出自己独特的基因特征，这一理论适用于包括人类的所有生物。正是由于基因分岔，我们今天才有不同的人种和族群。19世纪末20世纪初流行的看法是，北欧的日耳曼人是优等人种，因为他们在寒冷的气候中进化，迫使他们发展出高等生存技巧，在现今时代表现为热衷于扩张和冒险。另外，相对于非洲的温暖气候，自然选择在寒冷的北部以更快的速度、更彻底地淘汰体格软弱和低智力的个体。大日耳曼主义者还论证，如果动物在体能和智力上适应其所在地气候，那么人类也是如此。这些思想得到当时的人类学家和心理学家的全力支持，其中包括著名生物学家托马斯·赫胥黎，此人是达尔文理论的早期捍卫者，并得到“达尔文的看门犬”的绰号。社会达尔文主义在心理学领域的支持者包括麦孤独（William Mc Dougall）。
    基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一种幼稚的种族观念是：一个种族为了生存必须具备侵略性。达尔文进化论清楚地说明，各物种为了生存而不停地斗争，弱小物种和种族的消亡和灭绝贯穿了历史。白种人被看作是最伟大的人种是因为他们具有优越感和征服欲。白人在有些地方征服了野蛮人，在另一些地方则干脆将他们灭绝，正如美国人在北美洲及英国人在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的所作所为。从“适者生存”的观点来看，创造了辉煌的西方文明的白人才配生存。但是在现代社会，当白人成为内部政治争斗的牺牲品时，亚洲的黄色和棕色人种不断地积蓄力量以准备推翻白人在全球的控制权。许多人相信，白种人和西方文明最终被“劣等”种族和文化所排挤掉只是时间问题。上述思想在20世纪初得到不少名人的支持，其中包括美国记者LothropStoddard和航空界的英雄查尔斯·林白。林白虽反对种族主义，却相信白种民族为自己的利益着想，必须保持技术优势，特别在航空业。 

批判争议

   （ 美国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Liberal）指称保守派用社会达尔文主义为放任自由资本主义，社会不平等，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辩护。有不少人简单地使用社会达尔文主义来反对任何形式的普世道德和利他主义。
    一些20世纪前的极端社会达尔文主义者预见了优生学和纳粹的种族学说。其批评者将公众头脑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与优生学，种族主义，新帝国主义，伪科学联系在一起，对它的批评还被扩展到其他与之相似的政治理论或者科学理论，例如进化心理学。
    同样，资本主义，特别是主张放任自由的经济学说被（美国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Liberal）所攻击，他们将其等同于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这些经济学说都建立在自然稀缺的假设上，并且主张‘物竞天择’的经济行为。
然而，1880年后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中很少有人主张资本主义或者"放任自由"。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要求一个强势政府来积极干预经济和社会以便扫除掉劣等人。他们并不相信市场能起到这个作用。主张"自由放任"的著名经济学家米瑟斯在他的人类行为一书中论证说，社会达尔文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原则相矛盾。
    社会达尔文主义本身并不必然产生特定的政治立场，有些社会达尔文主义者论证进步是无可避免的，有些则强调人类不断退化的潜力，还有人把社会达尔文主义卷入所谓进步力量。其实，社会达尔文主义是一些相关的社会理论的荟萃，正如同存在主义是一些密切联系的哲学思想的总称，而不是一种单独的哲学。
    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关键是论证社会意义上的‘适者生存’：是自然过程让某些人生存并繁殖，通过慈善事业对此进行校正是反自然而且低效的，成功或者失败取决于自然性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