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体西用
洋务代表人物
奕䜣
曾国藩
曾国藩
张之洞
左宗棠
19世纪60年代后期，清政府统治集团中一部分洋务派官僚为强化地主阶级统治，有限度地采用西方生产技术而创办的近代企业。是中国人采用机器生产经营近代企业的开始。 洋务派的企业全部是官办企业。
军用企业
清政府从1864年镇压了太平天国农民运动后，到1911年，40余年中，相继在上海、南京、福州、天津、兰州、济南、汉阳等地创建了26个制造局（亦称机器局），制造枪、炮、弹药、兵船和修配武器。其中规模较大的有江南制造总局（1865）、福州船政局（1866）、天津机器局（1867）和湖南纺织厂（1890）大型军用企业的创办经费和常年经费都赖清政府中央的财政拨款。
1870年代以后，各省筹款建立的制造局大都是中小型的生产单位，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兰州机器局（1872）、山东机器局（1875）、吉林机器局（1881）、台湾机器局（1885）、奉天制造局（1894）和北洋机器局（1904）等。军用企业的产品不进入市场，都由清政府直接调拨给驻扎在各地的军队、炮台使用。这些企业不计算盈亏，也不进行积累，生产的扩大或缩小不决定于企业自身力量，而取决于清政府的财政拨款。所以，这些企业虽然运用机器生产，也集中了相当数量的雇佣工人，但从其主要方面来考虑，乃是略带若干资本主义因素的封建官营企业。
民用企业
近代军用工业兴起后，急切需要相应的燃料工业、矿冶工业和交通运输业作为进一步发展的条件。同时，军用企业的庞大支出，也非日见窘迫的清政府财政所能继续维持。所以，到19世纪70年代，洋务派便积极转向经营航运、矿冶、纺织、电讯、铁路等民用企业，期望开辟新的财源。
新式军队
中国近代海军开始出现在洋务运动过程中，1874年日本进攻台湾，对清政府刺激很大，使其认识到日本将“为中永久大患”。洋务派提出了“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等六条具体措施的“海防议”。李鸿章是“海防议”最坚决的支持者，他除了支持总理衙门和丁日昌关于建立新式海军和配备海防近代化枪炮武器外，还建议将沿江沿海各省陆军“认真选汰，一律改为洋枪炮队”，清政府最终采纳了这些建议，任命李鸿章、沈葆桢分别督办北洋和南洋海防，又决定每年拨银四百万两作为海防经费，是为中国近代海军的开端。七十年代中期，清政府内部爆发了一场关于海防和塞防的大争论，这场争论直接推动了清王朝国防建设的近代化。1875年，由两江总督沈葆桢、直隶总督李鸿章等人倡议，经总理衙门核准，每年调拨关税和匣金400万两作为经费，计划在10年内建成南洋、北洋、粤洋三支水师1884年三洋海军初具规模。
兴办学堂
1861年京师设立同文馆，次年正式成立，学习外文及天文算学，培养近代专业技术人才。此后，洋务派又先后创办一批学习外语和专业知识的新式学堂，如1866 年左宗堂在闽局附设“求是堂艺局”，1880年李鸿章在天津设天津水师学堂等。这些学校第一 次将西方自然科学和工业技术带进课堂，从而培养出我国第一批造船、航海，机器制造以及近代医学等方面的人才。
派遣留学
从七十年代开始，洋务派又先后向外国派出留学生，去吸取西方科技之营养，以期为祖国的独立与富强作出贡献。铁路工程师詹天佑、飞机设计师冯如以及改良派代表人物严复等是留学生中的佼佼者，他们学成归国后为祖国发挥光与热。洋务运动期间，留学回国后发挥的作用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洋务派创办近代企业和引进西方科技的实践也培养出大批新型知识分子。近代科学家华蘅芳、化学家徐寿就是在办洋务的实践中成长起来的。在许多领域代替洋工程师工作，如福州船政局的国产军都是由他们制成的。新式海军舰艇的管带、大副也大都由留学生担任，中国第一条独立修筑的铁路——京张铁路，也是留美学生詹天佑设计修筑的。
詹天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