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

第一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与新生人民政权的巩固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面临的考验

新中国成立初期，面临着许多严重的困难和一些紧迫的问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解放全中国的任务还没有完全结束，国民党从大陆撤退时遗留下的100多万军队、200多万政治土匪及60多万特务分子还有待肃清；在广大城乡，反动会道门和传统黑恶势力还危害着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在广大的新解放区还没有进行封建土地制度的改革。

第二，中国的经济十分落后。1949年，人均国民收入只有27美元，相当于亚洲国家平均值的2/3。新中国从旧中国接收过来的是一副烂摊子。许多工厂倒闭，大批工人失业，投机资本横行，经济秩序混乱，通货膨胀，物价飞涨，人民生活遇到极大的困难。同历史上的最高水平相比，1949年，工业总产值减少一半，粮食产量减少约l/4。

第三，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企图通过实行强硬的对华政策，即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军事上威胁的政策，从根本上搞垮新中国。

第四，中国共产党能不能经受住执政的考验，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和艰苦奋斗的作风。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

以上情况说明，新生的共和国面临着两大任务：一是继续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遗留任务，彻底解决中国人民同三大敌人的矛盾；二是动员人民努力医治战争创伤，恢复破败的国民经济。

1950年6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三中全会，确定了当时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中心任务在三年左右的时间内，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会议制订了党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战略策略方针，就是不要四面出击。四面出击，树敌太多，造成全国紧张，而应该集中力量向国民党残余势力、封建地主阶级和帝国主义进攻。

按照中共七届三中全会的精神，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着重抓了以下四个方面的工作：

1、完成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

首先，在军事上，人民解放军继续追剿国民党的军事力量，到1950年6月，完成了除西藏、台湾和少数岛屿以外的全国领土的解放，实现了中国历史上长期以来从未有的统一。其次，1950年至1953年春，在新解放区进行土改。这次土改使3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包括老解放区农民在内)无偿地获得了约7亿亩土地和大量其他生产资料，占中国绝大多数人口的农民群众获得了翻身解放。这次土地改革运动是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也是历次土改运动中进行得最好的一次。

2、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

没收官僚资本，在企业内部开展民主改革和生产改革，建立起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地位，为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政权的巩固和发展奠定了经济基础。针对新中国成立初期通货膨胀，财政经济困难的局面，人民政府在努力恢复生产的同时打击投机资本，统一全国财政经济工作，控制通货膨胀，稳定市场物价，扭转了经济形势，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经过三年的努力，我国国民经济得到全面恢复和发展。这些都为我国社会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3、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

新中国废除了帝国主义国家依据不平等条约在中国享有的一切特权；收回了外国列强在中国的兵营，驻扎在中国领土上的一切外国军队被迫撤走；收回了海关的治权，中国人民重新掌握了国门的钥匙。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边倒”的外交方针。新中国同苏联订立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建立了平等互助的新型中苏同盟关系。1950年当美国侵略军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的时候，中国政府毅然作出抗美援朝的决策。中朝两国人民和军队经过近三年艰苦作战和谈判斗争，迫使美国代表在停战协定上签字。抗美援朝的胜利，保卫了朝鲜的独立和中国的安全，维护了世界和平，为国内的经济建设和社会改革赢得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

4、加强党的自身建设

针对中国共产党成为全国范围的执政党、党的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的新情况，党和政府教育广大干部和党员必须经受住执政的考验、接管城市的考验和生活环境变化的考验。1950年和1951年，在全党范围开展整风、整党运动，批判居功自傲等错误思想，进行共产党员标准八项条件等的教育。1951年底到1952年lO月，中国共产党在党政军机关开展“三反”运动。这一运动是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为核心的一场大规模的群众性政治运动，旨在惩治腐败，拒腐防变，保持党的先进性，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为了配合“三反”运动，1952年初，在全国大中城市，开展了打击不法资本家的行贿、偷税漏税、盗窃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经济情报等不法行为的大规模的群众性政治运动，即“五反”运动。这一运动促进了社会经济结构的重组，初步改变了私营企业的性质，为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和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奠定了基础。

二、为社会主义创造条件

新中国成立后的最初三年，在着重完成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的同时，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实际上也开始实行了。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没收官僚资本，确立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

到1950年初，人民政府共接管官僚资本的工矿企业2800余家，金融企业2400余家，这些企业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国营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

没收官僚资本，具有两重性质：从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附庸—中国的买办资产阶级的意义上看，它具有民主革命的性质；从反对大资产阶级意义上看，它又具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并在企业内部进行民主改革和生产改革，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主体部分被改造为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了，中国的大资产阶级被消灭了。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确立了自己在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地位，这就为全面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   

 2、开始将资本主义纳入国家资本主义轨道

新中国在利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过程中，已经开始对它进行适当的限制，并把其中的大部分引上了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1952年，私营工业产值的56％，已属于加工、订货、统购、包销部分。私营经济中不利于国计民生的部分被削弱以至淘汰。私营经济在数量上是明显上升的，但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却下降了。

 3、引导个体农民在土地改革后逐步走上互助合作的道路

1952年，全国已有40％的农户参加了互助组，少数农户还参加了半社会主义或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

 

第二节 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及其实施

一、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

在中国实现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早就确定的奋斗目标。但是，民主革命完成后，什么时候去实现工业化和向社会主义过渡？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对此有一个认识过程。

最初，在建国前夕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党中央和毛泽东提出了“两个转变”的任务。也就是，一方面使中国稳步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一方面使中国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

接着，在新中国建立后，党中央和毛泽东又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对原来的设想作了调整，提出“先建设，后过渡”的思想。即先搞一段时间的工业化建设，等工业发展和国营经济壮大后，再向社会主义过渡。用毛泽东的话，就是在国家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大为兴盛以后，在各种条件具备了以后，就可以从容地和妥善地走进社会主义的新时期。至于这段时间，大致在10年到20年之间。

但是，随着国民经济恢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设想再次发生变化。1952年9月，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讲话指出，向社会主义过渡不是10年以后的事情，而是现在开始要在10年到15年内基本上完成。

从10年后向社会主义过渡，到10内基本完成向社会主义过渡，短短的二、三年中，党中央和毛泽东的认识发生如此大的变化，主要因为两方面原因。

一是国民经济恢复后，中国社会经济成分发生了重大变化。主要反映在社会主义经济成分逐渐增加。比如以工业为例，原来主要以私营经济为主，占了工业比重的60%以上。但国民经济恢复后，私营工业比重下降，而国营工业比重上升到50%。

二是国内阶级关系和主要矛盾发生了深刻变化。比如土地改革前，国内主要矛盾是人民大众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国民党残余势力的矛盾。而土地改革后、尤其是“五反”运动后，私营工商业的性质发展了变化。毛泽东重新审视了国内阶级关系和主要矛盾，指出，打倒了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国内主要矛盾变成了工人阶级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

正是基于这两方面因素，1952年底党中央和毛泽东开始酝酿向社会主义过渡，并于1953年正式提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完整表述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起步

第一，实现工业化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一个伟大历史任务。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有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另一个是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前一大任务是革命任务，是新中国建立前的主要任务，新中国建立标志这一任务基本完成。后一大任务是建设任务，是新中国建立后的主要任务，这一任务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要在中国实现工业化和走社会主义道路。因为国家繁荣富强需要通过现代化来实现，这就要求国家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而人民共同富裕则需要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这就要求走社会主义道路。随着民主革命基本完成，工业化任务自然被提上日程。

第二，实现工业化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必要条件。

新民主主义社会不是中国革命的终极目标。新民主主义社会只是一个过渡性的社会，中国迟早要向社会主义过渡。但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社会主义是应该建立在发达的生产力基础上的。然而，新中国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发展过来的，生产力非常落后，不少工业部门还是空白。1952年，中国的现代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只有26.6%，而重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亦只占35.5%,与同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相比，苏联在大规模工业化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前的1928年，这两个指标已经分别达到了45.2%和39.6%，显然，我国工业化的起点比苏联要低许多。当时，我国许多重要工业产品的人均产量不仅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甚至落后于印度。以当时衡量一个国家工业化水平的主要指标的钢产量和发电量为例，人均钢产量：美国为538.3公斤，印度为4公斤，而中国仅为2.37公斤；人均发电量：美国为2949度，印度为10.9度，中国仅为2.76度。诚如毛泽东当年所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这样的生产力和社会物质基础，离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要求差得很远。工业化是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根本途径，这是全国人民的共同要求，是摆在刚刚取得执政地位的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面前的重大任务。

三、个体农业和手工业的改造

（一）农业合作化任务的提出

所谓农业合作化，就是以合作社的组织形式，把个体的、分散的、私有制的农业经济转变为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农业经济。

我国农业合作化运动，是在20世纪50年代初土地改革基本完成后开始的。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观点。恩格斯曾指出，当无产阶级掌握了国家政权的时候，我们决不会用考虑用暴力去剥夺小农（不论有无报偿，都是一样），象不得不为此对待大土地占有者那样，我们对于小农的任务，首先是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不是采用暴力，而是通过示范和为此提供社会帮助。列宁也指出，在采用尽可能使农民感到简便易行和容易接受的方法过渡到新制度方面，合作社具有重大的意义。        

第二，工业化离不开农业合作化。工业发展需要农业提供原料，而且需求一年一年地增大，但我国商品粮和工业原料的生产水平很低，不解决合作化问题，就不能解决这个矛盾。

第三，土改后不少农民尤其是贫下中农，由于缺少必要的生产工具和资金，在生产经营上遇到了一定困难。

第四，农村中出现了贫富分化的现象。这两种情况，既不利于农村稳定和农业生产力发展，又影响到工业化进程。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党中央和毛泽东决定以开展农业合作化运动改造个体农业来解决。

（二）农业合作化的基本方针

1953年12月，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发展农业市场合作社的决议》，对农业合作化运动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方针政策，它包括：

1、走先合作化，后机械化的道路。即在土改基本完成后，及时将“组织起来”作为农村工作的一件大事来抓。

2、实行积极发展、稳步前进、逐步过渡的方针。

3、坚持自愿互利、典型示范的原则。即不搞强迫合作，而采取逐步推广的方法，发展一批，巩固一批。

4、把是否增产作为衡量合作社建设好坏的标准。即以是否提高劳动生产率来考核合作社。

5、把社会改造与技术改造相结合。即走先合作化的道路，但不能因此忽视农业机械化。

（三）农业合作化的发展和基本完成

1、1951年9月到1953年底，这一阶段的特点是大量发展互助组，有重点地发展初级农业合作社。

2、1953年春到1955年，第二阶段的特点是以发展半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为中心。

3、1955年下半年到1956年，这阶段的特点是大办高级社，掀起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高潮阶段。

与任何事物一样，农业合作化运动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主要表现为四个“过”，即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过于单一，以至在长时间内遗留下一些问题。

（四）手工业合作化的实现

新中国成立后，手工业生产在国民经济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是社会主义建设中不容忽视的力量。但手工业个体经济又有其保守落后的一面。我国的手工业规模狭小，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生产分散、资金短缺、工具落后、生产力低下、技术陈旧。这种经济是不稳定的。若听其自发的发展，就可能破产或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必须对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手工业合作化，采取了三种形式：初级的手工业小组，中级形式的手工业供销合作社，高级形式的手工业生产合作社。通过这三种形式把手工业者组织起来，完成社会主义的改造。

四、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

（一）经过国家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

 所谓国家资本主义，指在国家管理和支配下与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相联系的特殊的资本主义经济。

根据社会主义因素的多少，国家资本主义分为初级和高级两种形式。为了避免因突变引起过大的社会震荡，使改造遵循量变到质变的事物发展规律，赎买采取了由低向高逐步展开的步骤，即分两步进行。

第一步，实行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也就是国家或国营企业，通过向私营企业定货、委托加工等形式，在企业外部的流通领域与私营企业发生经济联系，从而把私营企业的生产和销售逐步纳入国家计划当中，使它为国家生产，来实现对它的限制、利用和改造。这时企业仍由资本家经营。

第二步，实行高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即公私合营。也就是在私营企业中增加国营经济的股份，同时国家委派干部担任企业领导，在企业内部与私营企业发生联系，而资本家也就不再参与企业管理，从而改变私营企业的性质，使它改造社会主义性质的企业。

公私合营分两步进行。首先在个别企业进行。此时，企业由资本家所有变为公私共有；资本家开始丧失企业经营管理权。然后，推向全行业。此时，生产资料由国家统一调配使用，资本家除定息外，不再以行使职权。

（二）和平赎买政策的实现  

中国资本主义由两部分构成，即官僚资本主义和民族资本主义，中国共产党对前者采取的是没收政策，而对后者采取的是赎买政策。

赎买与买卖、剥夺不同。买卖是等价交换。买卖双方一手交钱，一手交货，银货两讫。剥夺是无偿夺取，不存在交换关系。赎买与两者不同。

所谓赎买，简单地说，就是国家有偿地将私营企业变为国营企业。具体做法是让资本家在一定年限内，从企业经营所得中获取一部分利润。所以，赎买实质上就是和平改造。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赎买政策，有两方面因素：

1、这是马克思、恩格斯的一个理论设想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必须剥夺被资产阶级占有的生产资料。但是如何剥夺呢？他们设想，可以用暴力没收的方法，也可以用和平赎买的方法。并认为，如果有可能的话，赎买是“最便宜的”。马克思这里说的“便宜”，不只是指经济上的便宜，还包含其他含义，最主要是可以避免因暴力冲突给人类社会带来的灾难。

俄国十月革命后，列宁曾经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并结合俄国的情况，把俄国资产阶级分成“文明”和“不文明”两种。设想把赎买和剥夺结合起来，对“文明”的资本家采用赎买的办法，对“不文明”的资本家采用剥夺的办法。然而，俄国的资产阶级拒绝接受赎买，并以武力相威胁，所以，俄国的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改造，最终还是采取了剥夺的手段。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在俄国未能变成现实。

2、中国存在和平赎买的可能性

首先，过渡时期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

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由于是在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双重压制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因此，从一开始就带有两面性，既有革命的一面，又有软弱的一面。新中国建立后，民族资产阶级仍然保持着两面性，尤其是有着拥护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这在客观上为党的赎买政策的实施提供了条件，使之具有可能性。

其次，我国在政治上已经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政权；在经济上已经建立了国营经济并控制着国民经济命脉，这些都使得和平赎买具有可能性。

再次，私营经济仍有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一面。私营经济许多企业都是同老百姓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另外，民族资产阶级中有一批国家经济建设需要的人才，所以，采取赎买政策可以在一定时期利用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积极作用，有利于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并减少他们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阻力。

最后，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一系列“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正确政策，使民族资产阶级最终接受和平赎买。

（二）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国内外条件

中共中央在1953年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决不是偶然的，除了思想上的深刻认识外，还基于其他一些客观条件：

1、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力量逐渐增强

无论实现国家工业化还是实现社会主义改造，都需要有物质基础。又由于我国工业化是社会主义工业化，这就决定了物质基础必须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建国后，一方面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另一方面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尤其是大型工业建设项目的实施，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力量逐渐增强。据统计，至1952年底，国营工业产值占全国总产值的56%，国营批发商业营业额占全国批发商业营业额总额的60%。这意味着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增强。这是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一个重要的国内条件。

2、中国民族资本工业所处的两难境遇

民族资本主义工业是现代性工业的组成部分。但是，我国民族资本工业，一方面力量十分薄弱，规模小，技术落后。据建国初的统计，近80%的工厂为工场手工业，近70%的工厂的工人人数不到10个。就是说，中国的工业化既不能设想完全靠民族资本工业来实现，但又需要民族资本工业的一份力量，这就有必要对它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另一方面，民族资本主义又有两面性，随着新中国的发展，其消极面逐渐显露。尤其是一些不法资本家不仅囤积商品扰乱市场，而且搞起了“五毒”活动。这也使人民开始认识到，有必要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与此同时，建国初，我国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调整过程中，通过发展国家资本主义使不少民族资本企业对国家和国营企业的依赖加大，也积累了一些改造经验。这是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另一个国内条件。

3、农村个体经济的局限性和农村互助合作活动的兴起

工业化与农业发展的关系非常密切。工业化需要农业为它的发展提供原料、市场等。然而，土改后农村存在两种情况。一方面是普遍存在的个体经济，虽然一定程度上调动了劳动者积极性，但也产生了经营规模小，缺少必要的生产工具、资金和农业设施等不利因素。比如拿生产工具来说，当时贫雇农每户平均仅有耕牛0.47头，犁0.41部。结果使得农村生产力非常低下，无法满足工业发展对农业的要求。如1952年工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了144%，而同期粮食产量增长只有42.8%，制约了工业发展。另一方面是为了发展生产，抵御自然灾害，不少地方的农民已经在走互助合作的道路。据统计，至1952年底，全国已经有800多万个互助组，组织起来的农户达到4000多万户，占农户总数的39.9%。合作社经济是引导个体经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上述两方面情况表明，为了实现工业化有必要对个体农业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农村也存在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现实基础。这是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又一个国内条件。

4、当时的国际环境也促使中国选择社会主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后，苏联迅速恢复了经济，世界社会主义蓬勃发展，在欧亚出现了一系列人民民主国家，形成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与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相抗衡。在两大阵营尖锐对峙的形势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军事上侵略威胁，经济上封锁禁运，并在国际事务中采取敌对立场，妄图把新中国扼死在摇篮中。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各方面支持和援助中国。特别是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第三天，就承认中国人民共和国，并正式与我国建交。建国初，我国“一五”计划的制定和实施，得到苏联政府的很大帮助，中苏双方谈判确定帮助中国兴建156个项目。对于兴建这些项目，苏联不仅提供贷款，而且勘探、厂址选择、技术设计、机器设备、建筑安装到人员培训、试车投产，都给予具体的指导和帮助。尽管我们在制定政策时取决于本国的内因，但有利的国际条件也成为一种强大的推动力，即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和援助仍对我国有重大的影响。这些都是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有利的国际因素。 

第三节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

我国对个体农业、个体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1953年有计划的展开，到1956年底基本完成。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标志着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在中国全面建立起来，也标志着中国开始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

我国社会主义改造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并结合中国实际创造性的用和平改造的形式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变革，总体上讲，这次改造是成功的。正如邓小平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搞得成功的，很了不起。这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重大贡献。但不可否认，由于社会主义改造是中国历史前无古人的事情，因此改造中也存在一些缺点和偏差，如前所述，主要是四个“过”，但这并不影响社会主义改造的在中国历史的所具有的伟大意义。

1、使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全面确立

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使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种变化体现在：私有制经济制度的消灭和公有制经济制度的确立。同改造前的1952年相比，1956年国民经济收入中各种经济成分的比重，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合作经济、公私合营经济，合计占到92.9%，成为国民经济的主体经济成分。而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合计仅占7.1%。这表明，经过三大改造，几千年来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经济制度已经被消灭，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已经建立起来。连同它已经建立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文化制度，标志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全面确立。

2、促进了社会生产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优越性逐渐显现

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改造的作用讲过这样一段话：由于我们是根据中国自己的特点采用了合适的改造形式，所以三大改造，生产没有下降还不断上升，没有失业，社会产品是丰富的。邓小平的话是客观的。据统计，从1953年到1956年，全国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19.6%，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4.8%。同时，社会主义经济的优越性逐渐显现。如1955年公私合营工业劳动生产率，要比私营工业劳动生产率平均高一倍。又如改造前农田水利设施非常落后，改造后在集体领导力量下农田水利建设发展迅速，仅1956年修建的农田水利设施灌溉面积就达1.5亿亩，受益农田达1亿亩。

3、为推进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现代化创造了条件

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农业和手工业的个体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私营工商业由资本主义私有制变为社会主义国有制，必然使生产力大大地获得解放，这就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发展在制度上创造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