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戊戌维新运动的历史背景
19世纪90年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有了初步发展。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迫切要求挣脱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势力的压迫和束缚，为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开辟道路。甲午战争的惨败，使他们意识到不但清政府不能为他们开辟这样的道路，洋务派开展的洋务运动也不能开辟这条道路。而由甲午惨败引发的割地赔款和瓜分危机，把中国推进了亡国灭种的深渊。深重的民族危机，激发了新的民族觉醒。站在救亡图存前列的，正是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不但要求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而且要求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社会制度，实行政治变革，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道路。
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在甲午战后虽然有了初步发展，但力量仍然相当微弱，不但数量很少、规模小，而且在发展过程中又遇到重重困难和阻碍。首先，他根本没有力量与雄厚的外国在华资本和廉价的商品竞争，随时都有破产倒闭的危险。其次，还要承受国内封建势力的压迫。“民间办厂”虽然得到了清政府的允许，但并没有可靠的法律保护。苛捐杂税、官吏勒索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日益增加。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并没有为中国资本主义的顺利发展提供可能和有利的条件。尽管道路艰难，社会环境恶劣，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还是缓慢地前进了，甲午以后几年与战前比较，确实也有了比较明显的发展。
一批新式知识分子，在内忧外患的冲击和中西文化的碰撞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一个共同认识，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甲午战后，他们作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新的政治力量的代表，开始登上政治舞台。1898 年的戊戌变法，就是中国资产阶级第一次政治演出。
二、维新变法运动前的准备
1、著书立说，理论准备
（1）《新学伪经考》，是康有为第一部关于变法维新的理论著作，刊行于1891年。在书中，康有为对“祖宗之法，莫敢言变”的传统守旧思想提出挑战。他认为东汉以来的经学多出自刘歆伪造的“伪经”，是为王莽“新朝”服务的“新学”，绝非孔子的“真传”。《新学伪经考》不仅在学术上推翻了古文经学的绝对权威形象，而且在政治上沉重打击了“恪守祖训”的顽固派，为维新变法扫清了思想障碍。梁启超赞此书为“此实思想界一飓风也”。
（2）《孔子改制考》是康有为的另一部重要著作。他从1892 年就在陈千秋和梁启超等的协助下，精心撰写此书，直到1898 年才由上海大同译书局刊行。在此书中，康有为用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附会《春秋》公羊派的学说，用“据乱”、“升平”、“太平”三世说，来解释历史的演进。所谓“据乱世”，就是君主专制时代；“升平世”就是君主立宪时代；“太平世”就是民主共和时代，尽管这种附会并不是科学的历史观，但他明确指出历史是不断发展进步的，君主专制必定被君主立宪取代，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君主专制制度永远不可更改的传统说教，为维新变法提供了历史理论依据。
康有为虚构出一个首倡“改制”的孔子，实际上是用西方近代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思想，把孔子改扮成变法改制的祖师，同时也把自己的维新变法主张说成是符合孔子道统的真谛。他打出孔子托古改制的旗号，就是要向人们证明，他的维新变法主张，就是继承孔子的事业，完全合乎“圣人之道”。
康有为利用古书古人宣传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向西方寻找救国真理。在顽固守旧势力还很强大，封建传统观念在许多人的思想中还根深蒂固的情况下，借用儒家学说和孔子的偶像进行宣传，还可以减少来自封建顽固势力的阻挠和压力。正如他自己说：“布衣改制，事大骇人，故不如与之先王，既不惊人，自可避祸。”
（3）《大同书》，勾画未来美好蓝图。《大同书》设计了一个与现实社会相对立的理想“大同"境界。它认为,现实社会是个不合人道的苦境，生活在这个社会里的人，几乎都是“忧患苦恼之交迫而并至，浓深而厚重，繁赜而恶剧，未有能少免之者矣”。
《大同书》描绘的“大同”社会的蓝图：在“大同”社会里，去掉了“国界”，军队和监狱都不存在了，全地球合成一个公政府，管理公共生产事业和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消灭了“级界”，没有等级之分，也无种族之别，无帝王、君主、世爵、贵族，无主无奴，男女各自独立,“全世界人类尽为平等”；“家”也毁灭了，男女“婚姻之事不复名为夫妇”，儿女由公政府抚养，人们生老病死之事，“皆政府治之”；农、工、商皆归于公，人人劳动，生产力高度发展,人们过着美好的物质生活,文教也很发达,人人有高度的文化教养和道德修养,社会风气优良。总之，这“大同”社会是个“至平、至公、至仁、治之至”的社会。
《大同书》坚决反对社会的阶级斗争，反对暴力革命。认为“大同”社会只能靠人们（主要是统治者和富人）发扬仁爱精神，通过自上而下逐步改良的道路来实现。
《大同书》描绘的“大同”社会，从形式上看带有空想社会主义的色彩；就内容实质来说，主要是以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博爱诸原则，去否定封建君主专制的国家制度、封建家族宗法制度和封建等级制度，具有鲜明的民主主义性质。
除康有为的理论学说外，严复翻译了《天演论》，谭嗣同写了《仁学》，梁启超撰写了《变法通议》，为变法鼓与呼。
2、向皇帝上书，寻求皇帝支持
康有为多次上书光绪帝，痛陈民族危机之严重，敦促光绪帝从速变法。
今之为治，当以开创之势治天下，不当以守成之势治天下；当以列国并立之势治天下，不当以一统垂裳之势治天下。
——康有为《上清帝第二书》
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
——康有为：《上清帝第六书》
3、组织团体，网罗精英人才
为了推动变法的进行，康有为制造舆论，组织团体。1895年11月，他在北京创办《中外纪闻》报，组建了强学会，强学会每十天集会一次，每次集会都有人宣讲“中国自强之学”。维新变法得到光绪皇帝支持、声浪高涨之时，强学会的成立引起了不少官僚的兴趣。当时在天津小站练兵的袁世凯也来参加，署两江总督张之洞也为学会捐款，甚至李鸿章也想捐银入会，只是由于名声不好，而被拒绝。
4、公车上书，拉开运动序幕
1895年4月底，正在北京参加会试的康有为得知《马关条约》的内容，大为震惊，他联合在京应试举人1000多人，上书光绪皇帝，痛陈民族危亡的严重局势，提出了拒签和约、变法图强的主张，这就是著名的公车上书。这次上书反映了当时爱国救亡的要求，维新变法思想在全国迅速传播。
维新派还通过办报纸、办学堂等方式宣传变法主张，制造维新舆论，训练变法人才。在宣传维新变法思想过程中，涌现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著名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和宣传鼓动家。他们以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学说和政治理论为思想武器，与当权的洋务派和顽固派展开了激烈论战，宣传维新变法、图存求强的主张，推动了变法维新政治运动高潮的到来。维新变法很快成为社会思潮的主流，维新变法运动也逐渐高涨起来。
三、维新运动的开展
正在维新运动日趋高涨之时，1898年帝国主义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维新派关于变法的主张提上历史日程。
变法与反变法，不但在维新派和顽固派之间进行着剧烈的斗争，而且也同朝廷内部帝后两党的斗争密切相关。1898年春夏之交，支持变法的帝党与反对变法的后党之间争夺统治权的斗争日趋激烈。光绪皇帝为了加快变法，推行新政，于6 月11 日颁布了“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变法。推行新政。从此日开始，到9 月21 日慈禧太后发动反动政变，共103天，史称“百日维新”。在其后短短的103天里，光绪帝陆续颁布了一系新政诏书。其主要内容有：政治方面，允许官民上书言事；改定律例，裁撤冗员，澄清吏治。经济方面，保护和奖励工商业的发展；设立农工商总局和矿务铁路总局；改革财政，编制预算决算。文化教育方面，提倡西学，兴办学堂；废八股改试策论；设立译书局，派人出国留学等。军事方面，整顿军队，裁减绿营及冗兵；改变武举考试制度；筹办兵工厂，添设海军。此外还有取消满人特权，准其自谋生计等等。
四、维新运动的失败
维新变法的改革方案，既没有触及封建制度的根基--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也没有议院、国会、宪法等新式政治上层建筑。但新政明显是要用西方和日本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模式，取代中国传统的封建制度。变法和反变法，既然是封建守旧势力与新兴的资产阶级之间的政治斗争，就不能不引起把持统治实权的守旧势力的强烈抵制和反对。
对康有为的奏摺和光绪皇帝的一系列关于变法和新政的诏谕，除了手无实权的某些开明帝党官员表示支持，湖南巡抚陈宝箴认真执行，湖北巡抚曾鉌也比较热心之外，其他各省督抚则观望敷衍，甚至抵制。因此，光绪皇帝关于变法的许多诏谕，大部成了一纸空文。以慈禧为首的守旧势力对维新变法进行了反击。
早在“明定国是”诏书颁布后四天，6 月15日，慈禧太后迫使光绪皇帝慈禧逼迫光绪帝连发三道上谕:下令免去翁同龢的军机大臣和一切职务，驱逐回籍。任命荣禄为直隶总督, 授任新职的二品以上大臣须到皇太后面前谢恩。这样，慈禧太后实际控制了整个局势。光绪所能做的，仅是委任康有为为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并准其专折奏事；任命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为军机章京，参与新政。这对于已经“归政”的慈禧太后来说, 无疑是要孤立削弱、甚至重新控制光绪帝了。
对于慈禧太后的反扑和新政面临的危机，光绪皇帝和维新派都万分惊恐。光绪皇帝既无实权，又无军队。维新派谈起变法头头是道，而一遇武力威胁，就一筹莫展。在束手无策之中，便甘冒风险想拉拢掌握新建陆军的袁世凯来对付慈禧太后和荣禄的武力威胁。袁世凯以小站练兵发迹，这时已掌握了7000 余人的新式陆军，1895 年又加入过强学会，表示支持维新。这就使维新派误认为袁世凯可为己用。当康有为为拯救光绪皇帝提出拉拢袁世凯的时候，维新派中有人认为袁不可信，但在走投无路的紧急关头，仍向光绪皇帝推荐了袁世凯。
9 月中旬，政变已有山雨欲来之势，光绪皇帝在惊惶失措之中，于15 日召见杨锐，并授以密诏。他问杨锐是否可想一良策，既可打破维新变法的阻力，除旧布新，使中国转弱为强。16日，光绪皇帝召见袁世凯，赏以侍郎衔，专办练兵事宜，可见他把希望完全寄托在袁世凯身上。又幻想取得英、日帝国主义的支持，挽救败局。
在政变发生之前，英、日等帝国主义为了和沙俄争夺在华的霸权，曾表示愿意帮助中国变法。维新派轻信了他们的诺言，称赞英国是“救人之国”，并奏请光绪皇帝联合英、日对抗顽固势力。英、日帝国主义也密切注视中国政局的发展。9 月14 日，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来到北京。他原想博取光绪皇帝和维新派的信任，操纵中国政治，但当他发现维新派的败局已定，遂无意支持光绪皇帝的维新变法，只对光绪皇帝和维新派虚表“同情”。康有为等人也曾到外国驻华使馆要求支持，但毫无结果。此时，他们只有把自己和新政的命运交给袁世凯了。
9 月18日深夜，谭嗣同只身前往袁世凯寓所，劝说袁世凯拥护光绪皇帝，诛杀荣禄。袁当面表示对光绪皇帝“忠诚”报效，同时又借口事机紧迫，须立即回天津部署。9 月20日，袁世凯向光绪皇帝再次信誓旦旦地表示自己的“忠心”。当晚，他急忙赶回天津，到总督衙门向荣禄告密，同时策划镇压维新派。
21 日凌晨，慈禧太后经过周密布置，先将光绪皇帝囚禁在中南海的瀛台，重新“训政”，继而大肆搜捕维新派。康有为已于政变前一日离京赴沪，在英国人的保护下逃往香港。梁启超则在日本人的掩护下化装出京，由天津逃往日本。谭嗣同拒绝了出走日本的劝告，决心为变法而死。28 日，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康广仁、杨深秀等六人被杀于北京菜市口，时人称之为“六君子”。其他维新派人士和参与新政及倾向变法的官员，或被囚禁，或被罢黜，或被放逐。政变之后，除京师大学堂被保留下来之外，其余各种新政措施全被取消。“戊戌变法”宣告失败。
五、维新运动的历史意义
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了，却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
第一，戊戌维新运动是一次爱国救亡运动。维新派在1898年帝国主义掀起瓜分中国狂潮、中华民族处于危亡的关键时刻，高举救亡图存的旗帜，要求通过变法，发展资本主义，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康有为不厌其详地说明只有变法才能御侮图存。光绪皇帝赞同变法，也主要是因为面临列强瓜分的巨大压力，感到不变法自强，清朝的统治就不能维持，中国就没有任何出路。维新派的政治实践和思想理论， 不仅贯穿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而且推动了中华民族的觉醒。
第二，戊戌维新运动是一场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治改革运动。维新派突破洋务派“中体西用”思想的局限，主张改革君主专制制度。他们鼓吹民权并提出开议院的主张，也就是要用君主立宪制取代君主专制制度。戊戌维新运动虽然未能成功地建立起资本主义的君主立宪制度，其颁布的促进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若干措施也未能生效，但在政治、经济等领域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封建制度。
第三，戊戌维新运动更是一场思想启蒙运动。在维新运动期间，维新派大力传播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和自然科学知识，宣传自由平等、社会进化观念，批判封建君权和封建纲常伦理，从而把顽固的封建主义思想壁垒打开了一个缺口，有利于民主思想在中国的传播，有利于人们的思想解放。在维新派的推动下，“诗界革命”、“文体革命”、“小说界革命”，“戏剧改良”、“史学革命”等相继而起，形成了广泛的文化革新运动。以维新运动为起点，资产阶级新文化开始打破封建文化独占文化阵地的局面：在教育方面，维新派主张采用西方近代教育制度，兴办新式学堂，这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京师大学堂的创设，更成为中国近代国立高等教育的发端。
维新派不仅在思想启蒙和文化教育方面开创了新的局面，而且在改革社会风习方面也提出了许多新的主张。如主张革除吸食鸦片及妇女缠足等恶俗陋习，提出“剪辫易服”的主张，倡导讲文明、重卫生、反跪拜等。其移风易俗、开启社会新风的效用不可低估。
六、维新运动失败的原因和教训
维新运动的失败，主要是由于维新派自身的局限和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强大守旧势力的反对。维新派自身的局限主要体现为：
1、改制理论缺少说服力，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一经问世，就遭到围攻。
2、缺乏强有力的后盾。维新派既不掌握军队，依靠的皇帝又没有实权，又脱离群众。
3、缺乏政治策略，急于求成。维新派中绝大多数人没有从政经历，民族危机把他们推到了历史的前台；另一方面，面临被瓜分的民族危机使他们在变法过程中越来越强调全变、大变、速变。这种激进的倾向不但与大多数政府官员的意识形态立场背道而驰，而且也同几乎整个官场的既得利益发生冲突。修改考试制度之举使帝国广大文人有失去晋升机会的危险。废除许多衙门和改变官僚政治的现有管理之举，威胁了许多在任官员的直接利益。军事改革会涉及裁汰许多现存的军队。指派年青的维新派进入军机处和总理衙门等重要政府机关担任虽然低级但很关键的职务，再加上新条例规定士人和官员均可越过正规的官僚制度渠道而直接向皇帝上书：所有这些都趋向于破坏宫廷中高级官员的权力地位。变法运动的惊人速度和它日益增长的激进倾向造成了普遍的忧虑和不安气氛，致使变法维新运动很容易被看成要摧毁一切现成秩序。
维新派自身的种种局限还在于当时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力量还十分微弱，民族资产阶级的社会基础相当狭窄。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维新派的势力更是非常弱小，很多人自身还保留着封建士大夫的痕迹。新兴的资产阶级初登历史舞台，背后缺乏坚实的阶级力量作为支撑。
戊戌维新作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的第一次表演，失败如此之快，说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企图通过统治者走自上而下的改良的道路，是根本行不通的，要想争取国家的独立、民主、富强，必须用革命的手段，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联合统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戊戌维新的失败再次暴露出清朝统治集团的腐朽与顽固，“戊戌六君子”血的教训促使一部分人放弃改良主张，开始走上革命的道路。此后，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一步发展了起来。
七、拓展
1、结合洋务运动和戊戌维新，分析改革成功的必要条件。
2、日本明治维新与中国戊戌变法一成一败比较。
3、光绪帝是一个怎样的皇帝？
戊戌变法与日本明治维新比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