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洋务运动的背景

   洋务运动是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清政府中的洋务派以“自强”“求富”为口号，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来维护封建统治的一场自救运动。

“洋务派”指封建统治阶级中的部分成员如奕訢、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主张学习西方的武器装备和科学技术，兴办洋务。这些官员被称为“洋务派”。

洋务运动的兴起的背景：两次鸦片战争的使他们看到西方船坚利炮加上太平天国的威胁，使得统治集团中的一些人逐渐认识到古老中国正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数千年未有之强敌”。先进中国人认为：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不能及。(李鸿章)他们继承了林则徐，魏源等经世派“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掀起了一场在军事上和工业技术等方面向西方资本主义学习的自救运动。

洋务派的代表人物主要有担任封疆大吏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沈葆桢、丁日昌以及稍后崛起的张之洞、盛宣怀等，在清朝中央则有总理衙门大臣恭亲王奕訢和军机大臣文祥等人。史学家把洋务派开展的洋务活动称为洋务运动。发生在同治、光绪两朝的这些活动，也称为“同光新政”，清朝统治者则自诩为“自强新政”。

二、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

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张之洞），即“中体西用”。“中体西用”这一命题里包括两对概念：一是“中学”与“西学”；一是“体”与“用”。

      所谓“中学”，不是指狭义的中国学术，也不是泛指中国一切事物，而主要是特指所谓的中国文武制度，也就是封建制度；“西学”不是指狭义的西方学术，也不是泛指西方一切事物，而主要是特指西方的坚船利炮和其它先进科学技术，主要是所谓长技。所谓“体”就是根本，所谓“用”，就是末节。“体”与“用”的关系也就是“本”与“末”的关系。

“中体西用”可以简要概括为：以中国封建制度作为根本，利用西方长技维护和巩固封建制度。即时人冯桂芬所言：以中国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中国之伦常名教为本，即是主，是道，是体；诸国富强之术为辅，是器，是用。

冯桂芬首先强调“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正好反映了当时统治阶级这一共同愿望，因为他本身就是这个阶级中的一员。没有任何新的足够强在的营垒可以作为依托，冯桂芬们不能也从来不想离开自己的阶级主体，他们的思想、情感、利益、愿望都属于这个阶级。这就是早期维新思想难以逾越的，过了这个“度”，他们就将完全被自己的阶级主体抛弃，他们将感到失落而又无新的依归。尊重这个“度”，也只有在个“度”的允许范围之内谋求革新，他们才能得到本阶级的容忍，多少能发挥若干作用。像冯桂芬这样的士大夫，有头脑是相当清楚的，革新思路也相当清晰，然而对于传统文化的离异却相当缺乏力度。他们对旧事物、旧思想牵挂太多，而对新事物、新思想呼号不足。“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这个非常全面而又老成持重的口号，才使得新旧两派都可以从中汲取某些似是而非的满足。

守旧势力是从自己的立场与意愿来解释并强调“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其实冯桂芬的侧重点和落脚点是“辅以诸国富强之术”。既然认为有引进外来之术加以辅助的必要，这就等于是承认“原本”或多或少有了毛病，至少是有所不足；需要加以治疗，至少是给以弥补。

      在洋务派人物看来，中国的封建制度是尽善尽美的，西方国家的制度比之不及，不能改变这个根本。李鸿章认为：“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要学习利用的是西方的“火器”和先进的军事装备及机器生产。因为中国之于西方，“独火器万不能及”，把“求强”的希望寄托在仿造外国的船、炮、创办军事工业上。后来，又从“求富”着眼扩大到仿行西方举办铁路、电报、制造、开矿、纺织等事业上。但其本意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改造成资本主义的中国，而是试图借用西方资本主义的甲胄以保护清朝封建主义的躯体。

三、洋务派的主要活动

从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洋务派举办的洋务事业归纳起来有三方面：

（一）兴办近代企业

1、开办军事工业以自强

     洋务派对中国和西方差距的认识，主要集中在所谓火器上。李鸿章认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

    奕訢在同治年间更明确地说：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就是基于这种思想认识，洋务派以制器、筹办军事工业为始，开启了洋务运动。洋务派创办的军工企业有：

曾国藩于1861年创办安庆军械所   

李鸿章于1865年创办江南机器制造总局

李鸿章于1865年创办金陵机器制造局

左宗棠于1866年创办福州船政局

崇厚于1867年创办天津机器局

张之洞于1892年建造湖北枪炮厂

2、兴办民用工业以求富

  19世纪七十年代，洋务派在以自强为目的的军事工业创办中遇到资金奇缺，原料和燃料供应不足，以及交通运输落后等困难，又提出求富的口号，因此兴办了一些民用企业。洋务派创办的民用企业主要有：

李鸿章于1872年创办的“轮船招商局”

李鸿章于1878年创办的“开平矿务局”

李鸿章于1880年创办的“天津电报总局”

李鸿章于1880年创办的“上海机器织布局”

张之洞于1889年创办的“汉阳铁厂”

李鸿章于1880年开始修建铁路（唐胥铁路）

（二）创办近代陆军和海军

      洋务派的军事活动包括制器和练兵两个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的方面。在19世纪六十年代，即洋务派着手创办军事工业的同时，也开始探讨编练新式军队。

     洋务派认为自强之术，必先练兵。1862年初，奕訢等奏准在天津成立洋枪队，聘用英国教官，选派京营旗兵赴津训练。不久，广东、福建、江苏、湖北等省也纷纷聘请洋人，用西法练兵。在新式练兵中，湘军和淮军最为积极，实力迅速加强。淮军进入上海后就进行改编，建立洋枪队，至1862年8月，洋枪队已有千人，并雇佣洋人担任各营教习。一年之后，淮军各营总计已拥有洋枪1.5万支左右，平均每个营已超过1000支。到太平天国运动失败时，淮军已由原来的6000余人扩至6万余人，其武器装备已从新、旧枪炮并用过渡到基本上使用新式前装滑膛枪炮，使淮军发展成为当时清朝武器装备最精良的军队。

1874年日本进犯台湾，清政府进一步加紧了筹建海军的活动。1875年5月总理衙门规定：南北洋地面过宽，界连数省，必须分段督办，以专责成。著派李鸿章督办北洋海防事宜，派沈葆祯督办南洋（苏、浙、闽、粤）海防事宜。每年由粤海、闽海等海关关税和厘金等下拨专款400万两白银为筹办经费。

   沈葆祯任南洋大臣后，又奏请以10年为期，建成北洋、南洋、粤洋等三支海军，分别管辖直隶、山东、苏浙、闽粤的海防。至中法战争前，清朝表面上维持了北洋、南洋（苏浙）、广东和福建四洋海军。中法战争期间，福建海军损失惨重。

     1885年，清政府设立海军衙门，由奕訢任总理海军大臣，庆亲王奕劻和李鸿章为会办，并由李鸿章专司其事，曾纪泽帮同办理，实际主持人是李鸿章。李鸿章乘机加速发展北洋舰队。1885年清政府向德国订购的定远、镇远、济远等铁甲舰运到中国后，归入北洋。同年清政府颁布特旨，由英、德购造铁甲快船四只，专备台澎防务。但1887年致远、靖远、经远、来远4艘铁甲快船制成购回后，又全被李鸿章揽归北洋。1888年，北洋海军正式成军。此时北洋海军拥有新旧舰船25艘，成为晚清实力最强的一支舰队。

    与此同时，李鸿章还先后在旅顺口、大连湾、威海卫等地修筑海岸炮台，并于旅顺建设船坞，以旅顺、威海卫两个军港为基地。他还聘用赫德推荐的英国人琅威理为北洋舰队总查，任命淮系陆将丁汝昌为海军提督。

   自北洋海军成军后，由于清政府财政困难，加上统治集团的腐败，为讨好慈禧太后，竟把每年400万两的海军经费大部分挪用去修建颐和园，海军衙门不再添置新的舰船，1891年后又两年停止购买枪炮弹药，致使北洋海军的建设停滞不前，装备日趋落后。

从总体上说，洋务派以练军作为自强的手段之一，其自强包括两个方面：

    1、改造陆军是要有效镇压国内的人民革命，防范和镇压国内人民的革命斗争

    2、筹建海军则主要是为了抗击外国侵略

   第一，当时以太平天国革命为中心的国内人民起义斗争的高潮已被镇压下去，而筹建海防的直接起因就是因为外国侵略造成的海防吃紧；

   第二，在当时条件下国内的农民起义没有能力利用舰队在海上与官军角逐，至多是在内地江湖；

   第三，从实践上看，尽管其是以覆灭的命运退出历史舞台的，但海军的使用主要是和日本侵略者对阵，这是应该肯定的。

（三）创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

洋务运动兴办近代工业、训练新军，要有懂得西方先进技术的专业人才。要有专业人才就必须有新式教育及新式学校。为此，洋务派一方面在国内创办了新式学堂，把西方知识迎进来，另一方面派遣留学生走出去接受西方知识。

     时人如何看待这些新式学堂呢？

1872年8月11日陈兰彬、容闳率领第一批学生梁郭彦、詹天佑等30人启程赴美。此后每年派遣30人，至1875年，120名留学生派完。首批30名留学生由陈兰彬任监督，容闳任副监督。这些学生将进入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美国著名学府。

1875年，120名学童已按原定计划分批全部到达美国。大体按两人一组，分散安排寄宿于美国人家中，由留学事务所统一管理并分批教授中文。这批留学生由于年幼出国，可塑性极强，很快适应了环境，比较容易接受西方文化的影响。逐渐有人突破信仰基督教与剪辫子的禁令。陈兰彬视为严重问题，与学生经常发生冲突。

1876年陈兰彬出任驻美公使，更为守旧的吴子登接任留学生监督。吴子登也是翰林出身，出国前即对曾国藩、丁日昌的洋务事业持反对态度。视“留学外洋为叛经离道”。吴子登一上任便认为留学生已“适异忘本”，不断向北京政府和李鸿章打小报告。吴子登认为：“此等学生，若更令其久居美国，必致全失其爱国之心，他昌纵能学成回国，非特无益于国家，亦且有害于社会。”（容闳：《西学东渐记》，103～104）所以必须从速遣散留学事务所，撤回留美学生。1881年夏，清朝政府正式决定将留美学生全部撤回。

尽管容闳的留学生计划垂成而败，但通过其他渠道断断续续出国留学者仍大有人在。1877年初，李鸿章派李凤苞、日意格等率福州船政学堂学生26名、艺徒9名赴英、法学习驾驶与造船。严宗光（严复）、方伯谦、萨镇冰、刘步蟾、林泰曾等即是这比留学生中的佼佼者，马建忠、陈季同则是以监督随员身份赴法学习法律。1881年、1883年、1885年，福州船政学堂又陆续派出三批学生共53名分赴英、法、德等国留学，除培养造船、驾驶人才以外，不培养了一批矿冶、测绘海图、海军公法、国际公法、开河、铁路建筑、桥梁制造以及英语、法语、拉丁语等方面的人才。

四、洋务运动的性质及历史作用

五、洋务运动的失败原因

六、拓展

1、如何评价洋务运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指导思想？

 

2、同为“中体西用”，为何洋务运动最终失败，改革开放能够成功？

3、中日近代化比较（19世纪60-90年代）（翻转课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