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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论孔子与老子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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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儒家哲学之精神
论孔子与老子的关系
——胡适《说儒》节选
我们现在可以谈谈“儒”与“道”的历史关系了。同时也可以谈谈孔子与老子的历史关系了。“道家”一个名词不见于先秦古书中，在《史记》的《陈平世家》《魏其武安俱列传》《太史公自序》里，我们第一次见着“道家”一个名词。司马谈父子所谓
“道家”，乃是一个“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的混合学派。因为是个混合折衷的学派，他的起源当然最晚，约在战国的最后期与秦汉之间。这是毫无可疑的历史事实。（我别有论“道家”的专文）
最可注意的是秦以前论学术派别的，没有一个人提到那个与德墨对立的“道家”。孟子在战国后期论当时的学派，只说“逃墨必归于杨，逃标必归于儒”。韩非死在秦始皇时，他也只说“世之显学，儒墨也”。那么，儒墨两家之外，那极端倾向个人主义的杨朱可以算是自成一派，其余的许多思想家，——老子，在周，慎到，田骄，骏衍等，────如何分类呢？依我的看法，这些思想家都应该归在儒墨两大系之下。
宋任、尹文、惠施、公孙龙一些人都应该归于“墨者”一个大系之下。宋任（宋针）、尹文主张“见海不辱，救民之斗；禁攻寝兵，救世之战”，他们正是墨教的信徒。这是显而易见的。惠施主张“泛爱万物”，又主张齐梁两国相推为王，以维持中原的和平；公孙龙到处劝各国‘堰兵”，这也是墨教的遗风。至于他们的名学和墨家的名学也有明显的渊源关系，那更是容易看出的。其余的许多思想家，无论是齐鲁儒生，或是燕齐方士，在先秦时代总称为“儒”，都属于“儒者” 的一大系。所以齐宣王招致稷下先生无数，而《盐铁论》泛称为“诸儒”；所以秦始皇坑杀术上，而世人说他“坑儒”。脏子·说剑》篇（伪书）也有庄子儒服而见赵王的传说。
老子也是儒。儒的本义为柔，而《老子》书中的教义正是一种“宽柔以教，不报无道”的柔道。“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夫唯不争，放天下莫与之争”，“报怨以德”，“强梁者不得其死”，“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这都是最极端的“犯而不校”的人生观。如果“儒，柔也”的古训是有历史意义的，那么，老子的教义正代表儒的古义。我们试回想到前八世纪的正考父的鼎铭，回想到《周易》里“谦”“损”“坎”“粪”等等教人柔逊的卦交词，回想到曾子说的“昔者吾友尝从事”的“犯而不校”，回想到低语》里讨论的“以德报怨”的问题，——我们不能不承认这种柔逊谦卑的人生观正是古来的正宗儒行。孔子早年也从这个正宗儒学里淘炼出来，所以曾子说：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尝从事于斯矣。后来孔子渐渐超过了这个正统遗风，建立了那刚毅弘大的新儒行，就自成一种新气象。《论语》说：或曰：“以德报怨，何如？”于日：“何以报援？——以直很想，以德报德。”这里“或人”提出的论点，也许就是老子的“报怨以德”，也许只是那个柔道遗风里的一句古训。这种柔道，比“不报无道”更进一层，自有大过人处，自有最能感人的魔力，因为这种人生观的基础是一种大过人的宗教信心， ——深信一个“无力而无不为”“不争而善股”的无道。但孔子已跳过了这种“过情”的境界，知道这种违反人情的极端教义是不足为训的，所以他极力回到那平实中庸的新教义：“以直报怨，以德报德。”这种讨论可以证明孔子之时确有那种过情的柔道人生观。信《老子》之书者，可以认为当时已有《老子》之书或老子之教的证据。即有尚怀疑《老子》之书者，他们老平心想想，也决不能否认当时实有“犯而不校”的柔道，又实有“以德报怨”的更透进一层的柔道。如果连这种重要证据都要抹煞，硬说今本《老子》里的柔道哲学乃是战国末年世故已深时来研、尹文的思想的余波，那种人的固执是可以惊异的，他们的理解是不足取法的。还有那个孔子问礼于老聘的传说，向来怀疑的人都学韩愈的看法，说这是老子一派的人要自尊其学，所以捏造‘＊子，吾师之弟子也”的传说。《通论》论《曾子问卜》篇，说，“此为老庄之徒所作无疑”。）现在依我们的新看法，这个古传说正可以证明老子是个“老儒”，是一个殷商老派的儒。
关于孔子见老子的传说，约有几组材料的来源： 一、《礼记》的《俗子问》篇，孔子述老聘沦丧礼四事。二、《史记·孔子世家》记南官敬叔与孔子适周问礼，“盖见老子云”一段。三、《史记·老在申韩列传》，“孔于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于日……”一段。四、《庄子》所记各段。
我们若依这个次序比较这四组的材料，可以看见一个最可玩味的现象，就是老子的人格的骤变，从一个最拘谨的丧礼大师，变到一个最恣肆无礼的出世仙人。最可注意的是《史记》两记此事，在《孔子世家》里老子还是一个很谦恭的柔道学者，而在《老子列传》里他就变做一个盛气拒人的狂士了。这个现象，其实不难说明老子的人格变化只代表各时期的人对于老子的看法不同。作路子问的人绝对不曾梦见几百年后的人会把老耿变成一个谩骂无礼的狂士，所以他只简单的记了老脱对于丧礼的几条意见。
这个看法当然是最早的；因为如果《曾子问》真是后世“老庄之徒所作”，请问，这班“老庄之徒”为什么要把老子写成这样一个拘谨的丧礼专门大师呢？若如姚际恒所说，《曾子问》全书是“老庄之徒所作无疑”，那么，这班“老庄之徒”捏造了这五十条丧礼节目的讨论，插入了四条老响的意见，结果反把老脱变成了一个儒家丧礼的大师，这岂不是“赔了夫人又折兵”的大笨事吗？——这类的说法既说不通了，我们只能承认那作赌子问》的人生在一个较早的时期，只知道老子是一位丧礼大师，所以他老老实实的传述了孔子称引老聃的丧礼意见。这是老孔没有分家的时代的老子。
司马迁的《孔子世家》是《史记》里最谨慎的一篇，所以这一篇记孔子和老子的关系也还和那最早的传说相去不远：（孔子）运周问利，盖见老子云。辞去，而老子送之曰：“吾闻富贵者送人以财，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贵，窃仁人之号，送子以言日：‘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为人予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这时代的人已不信老于是个古礼专家了，所以司马迁说“适周问礼，盖见老子云”，这已是很怀疑的口气了。但他在这一篇只采用了这一段临别赠言，这一段话还把老子看作一个柔道老儒，还不是更晚的传说中的老子。
到了《老在列传》里，就大不同了！ 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这就是说，孔子“将”要问礼，就碰了一个大钉子，开不得口。这就近于后世传说中的老子了。至于《庄子列子》书中所记孔子见老子的话，离最古的传说更远，其捏造的时代更晚，更不用说了。如果老子真是那样一个假傲谩骂的人，而孔子却要借车借马远道去“问礼”，他去碰钉子挨骂，岂非活该！
总之，我们分析孔子问礼于老子的传说，剥除了后起的粉饰，可以看出几个要点：一、古传说认老子为一个知礼的大师。这是问礼故事的中心，不可忽视。二、古传说记载老子是一位丧礼的专家。路子问》记孔子述他的礼论四条，其第二条最可注意。孔子曰：昔者吾从老胁助葬于巷党人堆，日有食之，老路四：“丘止框就遭右，止哭以听变，既明反而后行。”曰，“礼也。”反葬而丘问之曰：“夫拒不可以反者也。日有食之，不知其已之迟数，则岂如行哉？”老路口：“诸侯朝天子，见日而行，逮日而舍奠。大夫使，见日而行，逮日而舍。夫拒不蚤出，不莫宿。见星而行者，唯罪人与奔父母之丧者平？日有食之，安知其不见星也？且君子行礼，不以人之亲后患。”吾闻诸老聆云。这种议论，有何必要而须造出一个老师的权威来作证？岂非因为老胞本是一位丧礼的权威，所以有引他的必要吗？三古传说里，老子是周室的一个“史”：《始子列传》说他是“周守藏室之史”，《张汤列传》说他是“柱下史”。史是宗教的官，也需要知礼的人。 四、古传说又说他在周，成周本是殷商旧地，遗民所居。（古传说又说他师事商客，——一作常抓，汪中说为一人——可见古说总把他和殷商文化连在一块，不但那柔道的人生观一项而已。）
这样看来，我们更可以明白老子是那正宗老儒的一个重要代表了。聪明的汪中（《述学》补遗，《老子考异》）也承认《曾子问》里的老胞是“孔子之所从学者，可信也”。但他终不能解决下面的疑惑：
夫助草而遇日食，然且以见星为嫌，止枢以听变，其谨于礼也如是。至其书则回“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下殇之葬，称引周、召、文佚，其尊信前哲也如是（此一条也见帽子问》）。而其书则曰：“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彼此乖违甚矣。故郑注谓“古寿考者之称”，黄东刎日钞》亦疑之，而皆无以辅其说。（汪中列举三疑，其他二事不关重要，今不论。）
博学的汪中误记了胜子》伪书里的一句“圣人不死，大盗不止”，硬说是《老子》里的赃物！我们不能不替老子喊一声冤枉。《老子》书里处处抬高“圣人”作个理想境界，全书具在，可以覆勘。所以汪中举出的两项“乖违”，其一项已不能成立了。其他一项，“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正是深知礼制的人的自然的反动，本来也没有可疑之处。博学的汪中不记得《论语》里的同样主张吗？孔子也说过：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又说过：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又有两条讨论“礼之本”的话：林放问利之本。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成” （说详上文第三章）于夏问日：“‘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平？”子曰：“启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檀弓》述子路引孔子的话，也说：丧礼，与其哀不足而礼有余也，不若礼不足而哀有余也。祭孔，与其敬不足而和有余也，不若礼不足而敬有余也。这样的话，都明明的说还有比“礼”，更为根本的在，明明的说礼是次要的（《礼后》），正可以解释老子“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的一句话。老干、孔子都是深知礼意的大师，所以他们能看透过去，知道“礼之本’环在那礼文上。孔子看见季氏舞八份，又旅于泰山，也跳起来，叹口气说：“呜呼！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厂后世的权臣，搭起禅让台来，欺人寡妇孤儿，抢人的天下，行礼已毕，点头赞叹道：“舜禹之事，吾知之矣！”其实那深知礼意的老耿、孔丘早已看透了卜檀引里还记一位鲁人周丰对鲁哀公说的话：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会而民始疑。苟无礼义忠信诚意之心以莅之，虽因结之，民其不解平？这又是老子的话的注脚了。
总之依我们的新看法，老子出在那个前六世纪，毫不觉得奇怪。他不过是代表那六百年来以柔道取容于世的一个正统老儒；他的职业正是殷儒相礼助葬的职业，他的教义也正是《论语》里说的“犯而不校”“以德报怨”的柔道人生观。古传说里记载着孔子曾问礼于老子，这个传说在我们看来，丝毫没有可怪可疑之点。儒家的书记载孔子“从老鹏助葬于巷党”，这正是最重要的历史证据，和我们上文说的儒的历史丝毫没有矛盾冲突。孔子和老于本是一家，本无可疑。后来孔老的分家，也丝毫不足奇怪。老子代表儒的正统，而孔子早已超过了那正统的儒。老子仍旧代表那随顺取容的亡国遗民的心理，孔子早已怀抱着“天下宗予”的东周建国的大雄心了。
老子的人生哲学乃是千百年的世故的结晶，其中含有绝大的宗教信心——“常有司杀者杀”“天网恢恢，疏而不失”——所以不是平常一般有血肉骨干的人所能完全接受的。孔子也从这种教义里出来。他的性情人格不容许他走这条极端的路，所以他渐渐回到他所谓“中庸”的路上去，要从刚毅进取的方面造成一种能负荷全人类担子的人格。这个根本上有了不同，其他教义自然都跟着大歧异了。
那个消极的柔儒要“损之又损，以至于无”；而这个积极的新儒要“学如不及，犹恐失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那个消极的儒对那新兴的文化存着绝大的怀疑，要人寡欲绝学，回到那“无知无欲”的初民状态；而这个积极的儒却沉歌那“郁郁乎文哉”的周文化，大胆的宣言：“吾从周广那个消极的儒要人和光同尘，混灭是非与善恶的执着。而这个刚毅的新儒却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要养成一种“笃信好学，守死善道”“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的人格。
在这个新儒的运动卓然成立之后，日派的儒就如同满天的星斗在太阳的光焰里，存在是存在的，只是不大瞧得见了。可是，我们已说过，那柔道的儒，尤其是老子所代表的柔道，自有他的大过人处，自有他的绝坚强的宗教信心，自有他的深于世故的人生哲学和政治态度。这些成分，初期的孔门运动并不曾完全抹煞：如孔子也能欣赏那“宽柔以教，不报无道”的柔道，也能尽量吸收那倾向自然主义的天道观念，也能容纳那无为的政治理想。所以孔老尽管分家，而在外人看来，一例如从墨家看来——他们都还是一个运动，一个宗派。试着墨家攻击儒家的四大罪状：儒之道足以丧天下者四政焉：儒以天为不明，以鬼为不神人鬼不说人足以丧天下。又厚葬久丧，……此足以丧夫下。又弦歌鼓舞，习为声乐，此足以丧天下。又以命为有；贫富，寿天，治乱，安危有极矣，不可损益也。为上者行之，必不听治矣；为下者行之，必不从事矣。此足以丧天下。《墨子·公孟》篇）
我们试想想，这里的第一项和第四项是不是把孔老都包括在里面？所谓“以天为不明，以鬼为不神”，现存的孔门史料都没有这种极端言论，而《老子》书中却有“天地不仁”“其鬼不神”的话。儒家（包括孔老）承认天地万物都有一定的轨迹，如老子说的自然无为，如孔子说的“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这自然是社会上的常识积累进步的结果。相信一个“无为而无不为”的天道，即是相信一个“莫之为而为”的天命：这是进一步的宗教信心。所以老子、孔子都是一个知识进步的时代的宗教家。但这个进步的天道观念是比较的太抽象了，不是一般民众都能了解的，也不免时时和民间折神事鬼的旧宗教习惯相冲突。既然相信一个“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的天道，当然不能相信祭把事神可以改变事物的趋势了。孔子说：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又说：敬鬼神而远之。老子说：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论语》又记一事最有意味：子疾病，子路请祷。子曰：“有诸？”子路对曰：“有之。诛曰：‘祷尔于上下神抵。”’子曰：“丘之祷久矣。”子路尚且不能了解这个不祷的态度，何况那寻常民众呢？在这些方面，对于一般民间宗教，孔老是站在一条战线上的。我们在这里，还可以进一步指出老子、孔子代表的儒，以及后来分家以后的儒家与道家，所以都不能深入民间，都只能成为长施阶级的哲学，而不能成为影响多数民众的宗教，其原因也正在这里。汪中曾怀疑老子若真是《曾于问》里那个丧礼大师，何以能有“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的议论。他不曾细细想想，儒家讲丧礼和祭礼的许多圣贤，可曾有一个人是深信鬼神而讲求祭葬礼文的？我们研究各种礼经礼记，以及低语》《檀引等书，不能不感觉到一种最奇怪的现状：这些圣人贤人斤斤的讨论礼文的得失，无论是拜上或拜下，无论是麻冕或纯冕，无论是经裘而吊或袭裘而吊，甚至于无论是三年之丧或一年之丧，他们都只注意到礼文应该如何如何，或礼意应该如何如何，却全不谈到那死了的人或受吊祭的鬼神！他们看见别人行错了礼，只指着那人嘲笑道：夫夫也！为习于礼者！他们要说某项节文应该如何做，也只说：利也。就是那位最伟大的领袖孔子也只能有一种自己催眠自己的祭祖哲学：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这个“如”的宗教心理学，在孔门的书里发挥的很详尽。《中庸》说：斋明盛服以承祭北，洋洋乎如在其上加在其左右。《祭义》说的更详细：斋之日，思其居处，思其笑语，思其志意，思其所乐，思其所嗜。斋三日，乃见其所为斋者。祭之日，入室，慢然必有见乎其位；周还出户，肃然必有闻乎其容声：出户而听，俄然必有闻乎其叹息之声。这是用一种精神作用极力催眠自己，要自己感觉得那受祭的人“如在’哪儿。这种心理状态不是人人都训练得到的，更不是那些替人家治丧相礼的职业的儒所能做到的。
所以我们读《檀引所记，以及整部《仪柳村L记》所记，都感觉一种不真实的空气，《檀引里的圣门弟子也都好像《士丧礼》里的夏祝商祝，都只在那里唱戏做戏，台步一步都不错，板眼一丝都不乱，——虽然可以博得“吊者大悦”，然而这里面往往没有一点真的宗教感情。就是那位气度最可爱的孔子，也不过能比一般职业的相礼祝人忠厚一等而已：于食于有丧者之侧，未尝饱也。丧事不敢不勉，不为酒困。子于是日哭，则不歌。这种意境都只是体恤生人的情绪，而不是平常人心目中的宗教态度。
所以我们读孔门的礼书，总觉得这一班知礼的圣贤很像基督教《福音》书里耶稣所攻击的犹太“文士”（SCribe一和“法利赛人”（Phdrisees）。（“文士”与“法利赛人”都是历史上的派别名称，本来没有贬意。因为耶稣攻击过这些人，欧洲文字里就留下了不能磨灭的成见，这两个名词就永远带着一种贬意。我用这些名词，只用他们原来的历史意义，不含贬议。）（天主教新译的《福音》皆译作“经师”和“法利塞人”。“经师”之名远胜于“文士”。适之）犹太的“文全”和“法利赛人”都是精通古礼的，都是“习于礼”的大师，都是犹太人的“儒”。耶稣所以不满意于他们，只是因为他们熟于典礼条文，而没有真挚的宗教情感。中国古代的儒，在知识方面已超过了那民众的宗教，而在职业方面又不能不为民众做治丧助葬的事，所以他们对于丧葬之礼实在不能有多大的宗教情绪。老子已明白承认“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了，然而他还是一个丧礼大师，还不能不做相丧助葬的职业。孔子也能看透“丧与其易也宁成”了，然而他也还是一个丧礼大师，也还是“丧事不敢不勉”。他的弟子如“堂堂乎”的子张也已宣言“祭总敬，丧思哀，其可已矣”了，然而他也不能不替贵族人家做相丧助葬的事。苦哉！苦哉！这种知识与职业的冲突，这种理智生活与传统习俗的矛盾，就使这一班圣贤显露出一种很像不忠实的体化意味。
我说这番议论，不是责备老孔请人，只是要指出一件最重要的历史事实。“五百年必有圣者兴”，民间期望久了，谁料那应运而生的圣者却不是民众的真正领袖：他的使命是民众的“弥赛亚”，而他的理智的发达却接近那些“文士’与“法利赛人”。他对他的弟子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他的民族遗传下来的职业使他不能不替人家治丧相礼，正如老子不能不替人家治丧相礼一样。但他的理智生活使他不能不维持一种严格的存疑态度：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这种基本的理智的态度就决定了这一个儒家运动的历史的使命了。这个五百年应运而兴的中国“弥赛亚”的使命是要做中国的“文士”阶级的领导者，而不能直接做那多数民众的宗教领袖。他的宗教只是“文士”的宗教，正如他的老师老确的宗教也只是“文士”的宗教一样。他不是一般民众所能了解的宗教家。他说：君子不忧不惧。内省不疲，夫何忧何惧？他虽然在那“吾从周”的口号之下，不知不觉的把他的祖先的三年丧服和许多宗教仪节带过来，变成那殷周共同文化的一部分了，然而那不过是殷周民族文化结婚的一份陪嫁妆奋而已。他的重大贡献并不在此，他的心也不在此，他的历史使命也不在此。他们替这些礼文的辩护只是社会的与实用的，而不是宗教的：“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所以他和他的门徒虽然做了那些丧祭典礼的传人地们始终不能做民间的宗教领袖。民众还得等候几十年，方才有个伟大的宗教领袖出现。那就是墨子。墨子最不满意的就是那些儒者终生治丧相礼，而没有一点真挚的尊无信鬼的宗教态度。上文所引墨者攻击儒者的四大罪状，最可以表现儒墨的根本不同。《墨子·公益》篇说：公孟子曰：“无鬼神。”又回：“君子必学祭祖。”这个人正是儒家的绝好代表：他一面维持他的严格的理智态度，一面还不能抛弃那传统的祭把职业。这是墨子的宗教热诚所最不能容忍的。所以他驳他说：执无鬼而学祭礼，是犹无客而学客礼也，是犹无鱼而为鱼否也。懂得这种思想和“祭如在”的态度的根本不同，就可以明白墨家所以兴起和所以和儒家不相容的历史的背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