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恩斯革命与新自由主义

马歇尔完成了斯密以来经济学的最大整合，大学讲坛上马歇尔教条盛行，他熏陶了近两代经济学家。但这也意味着能对马歇尔学说发难的，必然也是受之长期熏陶的人，因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深知它的致命弱点所在。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就是这样的一位人物。他从马歇尔学说（也就是自由主义经济学说）的两个根本性假定前提的批判入手，对自由市场经济能使经济最好发展的思想予以毁灭性打击，并由此奠定了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基础。1936年，凯恩斯的名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发表。这部书并不很厚，一气呵成，却开创了经济学的一个新时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目前的几十年里，凯恩斯学说几乎成为世界所有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理论基础。对此，人们称之为凯恩斯革命。

然而，经济自由主义学说并没有因此销声匿迹。极端愤怒的奥国经济学家哈耶克亲赴英国找凯恩斯论战，由此激起的看法观点在他胸中泉涌而出，从而使他成为经济自由主义的斗士和一代宗师。同时，我们还要提到联邦德国新自由主义大师、费莱堡学派的创始者欧肯，以及他的自由社会市场经济追随者们，他们高举经济自由主义大旗，不倦地为之摇旗呐喊。

曾经盛行于世的凯恩斯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初至80年代末导致了经济的“滞胀”，凯恩斯主义内部也四分五裂，产生了以琼·罗宾逊夫人、斯拉法为首的新剑桥学派，和以萨缪尔逊、索罗、托宾等为中心，以正统派自居的所谓凯恩斯主流派，以及由一些名气尚不很大的经济学家组成的新凯恩斯主义学派。

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曾经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大本营；但自从凯恩斯革命以及它在哈佛这样的大学安营扎寨，并在美国取得支配地位，经济自由主义学说便被淹没了。但是自由主义学者们是非常顽强的，不甘于沉落到二等学者的地位，他们夹紧尾巴，默默地为自由主义学说开辟新的领域。

20世纪50年代，芝加哥大学的学者们开始显露头角。20年后“经济滞胀”为美国新经济自由主义的复兴带来了机会。首先是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向正统的凯恩斯主义发起了猛烈攻击。弗里德曼这位个子矮小，但精力旺盛、智慧超群的学者，以他多年对美国货币发行和消费历史的研究，根据统计资料证明：凯恩斯理论的核心，即所谓收入增长与消费倾向、储蓄关系的理论，其实根本就不存在。从长期看，人们的平均消费水平趋向稳定，较少受暂时收入增加的影响。而且，增发货币到头来并不增加就业和产值，实际经济生活中对货币的需求有一个一定的量，因而利率在长期内也并不受货币供给量的影响。通货膨胀及其凯恩斯主义的货币财政政策是加剧经济波动的根源，因而也就是必须根治的“恶魔”。这些理论给了凯恩斯主义以沉重的打击，标明凯恩斯主义时代已经结束，经济学迎来了一个新的纪元。

以货币主义为旗帜的新自由主义学说，由于有众多的分支而日益显得声势浩大。20世纪60年代初产生了著名的人力资本学说，其主要代表首推西奥多·舒尔茨。人力资本学说告诉人们，不应该把教育或健康等问题看成是像买一把牙刷或一辆汽车那样简单的问题，而应该看成是包含家庭或个人的投资考虑的经济行为。芝加哥大学的另一著名的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推动了家庭经济学的研究，把经济分析的应用范围推广到非商业性的社会关系和活动中去。他宣布说，在人的行为和决策方面，不合理的成分比通常人们所认为的，或者说比其他社会科学的专家所认为的要少千百倍。著名的罗纳德·科斯、道格拉斯·诺思，共同开创了“产权经济学”。这一学说使人们大开眼界：人们不应该从某一个偶然的技术革新中寻找产业革命发生的原因，而应该从制度及所有权体系的漫长缓慢的孕育过程中去探索，是由于制度体系越来越朝有利于调动个人积极性的方向演变，保证了把资本和精力用到对社会最有益的活动中，才促使了经济的增长。

进入20世纪80年代，自由主义学说的势头似乎并没有减弱，市场制度的自由选择原理开始运用于政治领域，这就是所谓“公共选择学派”的兴起。要提到两位经济学家：詹姆斯·布坎南和戈登·图洛克。他们思想之大胆，立说之新颖和学识之丰富，足可跻身于现代著名经济学家的最前列。这一年代出现的另一重大事件是供给学派的出现，它重新打出了法国古典经济学家萨伊“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这一自由主义旗号。供给学者强调：国家的手伸得太长了！需要缩进去，而“看不见的手”要重新加强，发挥更大的作用。

一度被压抑的自由主义经济学说，因凯恩斯主义政策导致的经济滞胀，终于得到了“重出江湖”的机会。这是一次自由主义经济学说的“大合唱”，是对凯恩斯主义的“反攻倒算”。人们在总结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产生时发现，在43位获奖者中有30位来自美国，而其中许多又曾在芝加哥大学任职或正任职于这所自由主义学说基地，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初那几年的诺贝尔奖，都给予了芝加哥大学的学者。这无疑是大大提高了“芝加哥学派”在学术界的声誉。

当然，兴起的自由主义学说并非仅仅说说而已，它成为20世纪80年代英美两国政策的理论支柱。反通货膨胀被提到西方各国政府的议事日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