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主义和新古典主义

经济学有了正式名称之后，便迅速伸展它的幼嫩枝叶。在法国，柯尔培尔把重商主义发展到极端，由此孕育了既重视商业，但更重视农业的布阿吉尔贝尔，并最后酝酿出了一个以宫廷御医魁奈为首，包括财政部长杜尔阁在内的重要学派，即重农学派。在英国，有著名的重商主义者托马斯·孟，有称之为劳动价值论之父的威廉·配第，有“建立了资产阶级经济学整个体系的第一个不列颠人（马克思语）”詹姆斯·斯图亚特，有从资产阶级“自然法”、“自然权利”的理论观点来解释地租和利息的著名思想家洛克，还有第一次指出了利息率的高低取决于借贷资本的供求量的诺思，以及认为利息是利润的一部分的马西，提出著名货币数量论的休谟等等。

在西方，17、18世纪是旧世界灭亡，新世界诞生的伟大世纪，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殊死搏斗，并相继战胜封建专制，为资本主义自由发展开辟道路。启蒙运动，思想的火花不断在碰撞中闪现，孟德斯鸠、卢梭、伏尔泰、培根等等，为“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博爱”讴歌。这注定是一个要产生伟大经济学家的时代。

1776年，在英国这个资本主义生产力最为发达的国家，发生了一件震撼世界的重大事件。是年，一位年逾不惑的大学教授亚当·斯密，发表了他的经济学处女作，即《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犹如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这一著作震惊了整个世界，直到今天，它仍然是经济学的经典之作。斯密的论点仍在不断地被引用，他的思想仍然光芒四射。

英国100多年前还不敌西班牙和荷兰，克伦威尔在1648年完成资产阶级革命后，英国的财富便以历史上无与伦比的速度增加起来，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强国。生产力如此迅速发展的原因是什么？斯密躲在他的小楼里潜心研究了10个寒暑，得出的结论却是“自由放任”，冥冥之中有一只“无形的手”在操纵着社会经济：让经济自由，它便会有序地飞速增长。亚当·斯密，这个孤独而又孱弱的教授，凭借上帝之手，拉开了现代经济学的锦绣序幕，为经济学奠定了真正的基础。

几乎可与斯密比肩的是大卫·李嘉图。这位交易所的年轻炒股高手，当他25岁就腰缠万贯之后，开始对经济学情有独钟。他认真研读斯密的著作，把斯密左右摇摆、含混不清的观点加以廓清，毫不犹豫地将逻辑贯彻到底，较为前后一贯地以劳动价值论解释所有经济问题，在比较成本学说，地租理论等几乎每一个方面都有新的进步。他主宰着斯密以后的经济学主流，形成了后人称之的李嘉图学派。但李嘉图学说以劳动价值论说明一切经济问题，并不能完全自圆其说。首先发难的是马尔萨斯，而起来维护的则是詹姆斯·穆勒和麦克库洛赫。而当试图把不能解决的矛盾加以辩护的时候，其学说就会不可避免地走向庸俗化，李嘉图学派也因此而解体。

不知是李嘉图的成就高不可攀，还是确实认识到在斯密学说中占主流的东西并不正确，一些学者开始沿着斯密学说中的非主流路线前进，即马克思所说的避开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这一本质，转而重视经济生活中量的研究。他们首先建立了效用或边际效用价值论，作为其学说的理论基础，进而研究价格、成本、货币、工资和利息利润数量的确定，以及汇率、经济变量关系模型等等。经济数量关系研究领域越来越被拓宽，如同茫茫大海，无边无际。原来在斯密学说中显得并不十分重要的东西，日益进入经济学的研究视野，并因此造就了近代以来除李嘉图学派以外的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和流派，不胜枚举。

1870年，经济学上发生了所谓“边际主义革命”。英国人威廉·斯坦利·杰文斯、奥国人卡尔·门格尔和瑞士洛桑大学的莱昂·瓦尔拉几乎在同一时期发表“边际效用主义”学说。他们不甘保守的经济学界对他们的冷落，奋力地为他们的学说抗争。他们奔走宣扬，带弟子，立门派，几十年后终于在世界掀起了一股边际主义旋风。门格尔创立了以主观效用论为旗帜的奥国学派，成为一代宗师。他的弟子维塞尔、庞巴维克享誉世界。第二代弟子中又出现了像冯·哈耶克这样的经济大师，和熊彼特这样的世界闻名的学者。瓦尔拉则建立了洛桑学派，他的一般均衡论经由著名继承者、意大利人帕累托而发扬光大。他们的学说对于后来著名的瑞典学派的出现起了重要的作用。他们开创了一个时代！

就在经济学理论呈现一片纷纭繁杂的情景之时，一位老人出现了。他名叫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在经济学领域钻研近60年。看他的著作，就像一个长者在唠唠叨叨，思考其内容，又像一个大杂烩，各家之言尽在其中，似乎平淡无奇，无甚可歌可写之处。然而，正是这位老头，把分歧林立的经济学重新整合成一个精美完整的体系，把微观经济学（他放弃“政治经济学”一词而改用“经济学”，似与他的学说侧重微观，而不是蒙克莱田以来一直重视宏观有一定关系）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他认为，任何一家经济学新观点，都是人们的认识在前人基础上的发展，都是经济学之树的枝枝叶叶，具有可取之处，并不能一概否认。所以，他处心积虑地要把各家之言糅合在一起，以与经济学的基本思想一致起来。人们也因此把他归入古典经济学，称之为新古典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