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基本制度的恶质化

我们一再谈到的四大基本制度，在明清两代出现了恶质化的态势。明清的专制化程度，远远高于汉唐宋，是真正的高度专制国家。甚至有的学者认为，“专制”这个词是从明朝开始的，明朝以前的中国并不算是专制国家。

首先，从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分配制度方面来看。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一举解决地方武装割据的威胁，强化了中央集权的能力；明太祖朱元璋则废除了宰相制，将中央权力内部皇权与相权的平衡性彻底打破。中国自汉以后，大量的行政性事务是在相府处理，并不在皇宫，宋“百年不杀大臣”更是皇室对士大夫的“权力承诺”。朱元璋废宰相制，建立大学士制度，其实是破坏了这种“恐怖平衡”，到了清雍正时期，设立军机处后，情况变得更加糟糕，军机处设在皇宫边上的一排小平房里，皇帝每天处理朝政，把军机大臣们呼来唤去，整个儿变成皇室的奴隶了，所以皇权倾轧相权，始于此。

其次，在全民思想的控制模式方面，南宋以后，程朱理学越来越禁锢人的思想，到了明清两代，先是朱棣搞了一个《永乐大典》，再是乾隆弄出了一个《四库全书》，政府从文本角度来限制思想自由，把它认为的异端邪说全数抹掉，全民思想就统一到了“四书五经”上。

再次，在社会精英的控制模式上，进一步强化和神圣化了科举制。全中国的知识分子除了“君君臣臣”的儒家学说以外，什么都不要去想、不准去想。顺治五年，就是清兵入关第五年，清廷下令在全国的府学、县学都立一块卧碑，上面铭刻三大禁令:其一，生员不得言事；其二，不得立盟结社；其三，不得刊刻文字，违犯三令者，杀无赦。而这三条，恰好是现代人所要争取的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和出版自由。中国以往的碑都是树立的，只有这块碑是卧立的，读的时候要俯首弯腰，如果不遵从，那就可能“一卧不起”了。有清一代，皇帝多次大兴文字狱，使得天下文人战战兢兢，俱成“精神上的侏儒”。

最后，在宏观经济制度上，国家继续用强有力的方式来管制宏观经济，对外遏制国际贸易，对内搞男耕女织，在工商业领域搞特权经营销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