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学案例3：刑场上的婚礼

【案例呈现】

1928年2月6日下午，广州起义结束的一个半月后，广州市区东面的红花岗上演了周文雍、陈铁军“最纯真最高尚的爱情”的动人一幕。

在被押往刑场的路上，这对革命夫妻神态自若、毫无惧色，高呼“打倒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此时，周围涌来大批围观的老百姓，陈铁军大声向人们呼喊道：“我和周文雍同志假扮夫妻，共同工作了几个月，合作得很好，也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但是由于专心于工作，我们没有时间谈个人的感情。现在，我们要结婚了。就让国民党刽子手的枪声，作为我们结婚的礼炮吧！”

这一年，周文雍年仅23岁，陈铁军24岁。

（资料来源：《建军的那些人与事——星火燎原》，哈战涌，《姑苏晚报》，2012年4月23日）

【案例点评】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无数革命者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他们为了革命事业，不怕牺牲，其中就有无数美好的爱情故事。本案例讲述的是周文雍、陈铁军的“刑场上的婚礼”，革命者的爱情彰显了革命家的风范和气度。在这里，裴多菲所歌颂的“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的精神也要逊色一筹。

教学案例1：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案例呈现】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对大革命失败的原因进行总结。与会的不少人对陈独秀等在处理国民党、农民土地、武装斗争等问题上表现出的右倾倾向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毛泽东在发言中指出，党中央所犯错误中的一个错误是不认识军队的极端重要性。他强调，全党“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毛泽东的意见切中要害地指明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实际上提出了以军事斗争作为党的工作重心的问题。这段话，后来成为党创建、领导和掌握人民武装并进行斗争的行动口号。

                （资料来源：《中国共产党历史》，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

【案例点评】

   这则案例介绍的是1927年8月的八七会议。八七会议批判了陈独秀的错误，确立了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毛泽东提出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论断极具代表性，它不仅批判了陈独秀放弃对武装斗争领导权的右倾错误，而且说明了中国革命胜利的一条基本经验。

教学案例7：革命理想高于天

【案例呈现】

1934年8月，红四方面军三十军八十九师到达我的老家四川省苍溪县。当时我在苍溪中学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为了响应党的号召，我和23名同乡伙伴一起加入了红军的行列。正好赶上了红四方面军反六路围攻的尾声，接着参加了广昭战役、陕南战役。1935年３月，随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告别了生我养我的家乡，踏上了长征征途。这一去就是18年，当年苍溪曾输送了3万多优秀青年参军，待1952年我重返故里时，幸存者不过几百人。同我一起参军的23名小伙伴只剩下3个人。他们大部分都牺牲在长征途中。记得当年红军驻扎在大金川时，我任武工队队长。一次与少年先锋队指挥部的熊作方同志一起去联络被敌人围困在崇化县照壁山一座喇嘛寺中的妇女独立连，当我们到达喇嘛寺时，只见残垣破壁余烬未熄，我30余名红军女战士全部被敌人枪杀。其中有一个我认识的达县籍女战士高丽生，是一个中学生，年仅16岁，临牺牲前仍紧握手榴弹，怒目圆睁，此情此景让我终生难忘。像这样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长征途中不胜枚举。特别是我西路军指战员在与马匪的浴血奋战中，更是演出了一场惊天地、泣鬼神的话剧，两万多红军战士几乎全部壮烈牺牲，仅存400多人。在这之前，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县会师后，西路军政治部副主任曾传六曾要调我到西路军任抗日少年先锋团组织股长，而总政治部副主任傅钟决定我留在红军总部政治处，我才幸免于难。西路军的抗日少年先锋团几乎全军覆灭，西路军抗日少年先锋团政治处主任莫异明同志硬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才死里逃生，1938年返回延安，脸上仍留着被敌人马刀砍下的伤疤。可以说，我是那一场场腥风血雨的幸存者，也是那一幕幕悲壮历程的见证人。

（资料来源：《革命理想高于天——伟大的长征精神永存》，罗青长，《人民日报》，1996年10月21日）

【案例点评】

本文作者有着三过草地的传奇经历，他曾经打入国民党胡宗南部队从事地下工作，他是当年中央清查潘汉年历史问题的执行者，他是周总理临终前召见的最后一人……他就是被誉为秘密战线上的传奇人物、共和国原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作者在文中以自己亲历长征的经历诠释了伟大的长征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