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队伍五四运动以后，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蓬勃兴起，马克思主义开始在知识界中得到传播。

在李大钊等的影响和当时形势的推动下，一批爱国的进步青年，尤其是那些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经过各自的摸索，逐步划清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和其他社会主义流派的界限，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

中国早期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物，主要有三种类型：

首先，是五四以前的新文化运动的精神领袖。其代表除李大钊以外，就是陈独秀。

1919年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给陈独秀上了严峻的一课，促使他开始对资本主义采取批判的态度。1920年9月，他发表《谈政治》一文，指出由少数资本家所把持的共和政治为社会主义所代替“乃不可逃的运命”，公开宣布，“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的第一需要”。这表明，他站到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来了。

其次，是五四爱国运动的左翼骨干。其代表为毛泽东等。

毛泽东是湖南学生运动的领导人之一。他说：“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著）、《阶级斗争》（考茨基著）和《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1920年冬天，我第一次在政治上把工人们组织起来了，在这项工作中我开始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历史的影响的指引。”

广东的杨匏安早年留学日本，受到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1919年11月、12月，他发表《马克思主义》（一称《科学的社会主义》）一文，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容，包括唯物史观、剩余价值理论和阶级斗争学说等，作了比较确切的阐述。它的发表几乎与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同时，可以说是该文的姊妹篇。

湖南的蔡和森于五四运动后赴法勤工俭学。他在1920年8月致书毛泽东：“我近对各种主义综合审谛，觉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他“猛看猛译”马克思主义书籍，供自己和他人阅读，成了中国留法学生中的马克思主义者。

天津学生领袖周恩来说，自己到欧洲以后，“对于一切主义开始推求比较”，到1921年秋，终于“定妥了我的目标”即共产主义。他表示，“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

再次，是一部分原中国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时期的活动家。其代表为董必武等。

董必武回忆说，“我们过去和孙中山一起搞革命”，“革命发展了，孙中山掌握不住，结果叫别人搞去了”。读了许多关于十月革命的书籍后，才“逐渐了解俄国革命中列宁党的宗旨和工作方法与孙中山先生革命的宗旨和工作方法迥然不同”，于是就开始“想俄国与中国问题，开始谈马克思主义”。吴玉章、林伯渠等也有类似的思想经历。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队伍，主要是由以上三种人组成的。其中李大钊、陈独秀属于先驱者和擎旗人，毛泽东等五四运动的左翼骨干则是其主体部分。

早期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的特点为适应中国社会发展和革命发展的需要，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中国掀起了一场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运动。这个运动一开始就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重视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学习，明确地同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主义划清界限。

当时，中国的先进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尽管还不深入，但他们对当时能找到的马克思主义著作进行了认真的学习，并且对它的各个组成部分及其相互关联获得了基本正确的理解。

在当时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存在着马克思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修正主义的严重对立。中国的先进分子对于社会民主主义、修正主义采取了明确的批判态度。陈独秀说，马克思修正派的学说“是我大不赞成的”，“像这样与虎谋皮为虎所噬还要来替虎噬人的方法，我们应该当作前车之鉴”。毛泽东说，“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蔡和森也表示，自己对修正派社会主义“一律排斥批评，不留余地”。

这说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一开始就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原则和正确方向。

第二，注意从中国的实际岀发，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

中国的先进分子一旦学得马克思主义，就主张运用它去研究和解决中国面临的实际问题。

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一方面肯定这个理论“为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具有普遍意义；另一方面又认为，“马氏的学说，实在是一个时代的产物”，我们不可以不考虑我们的环境，“就那样整个拿来，应用于我们生存的社会”。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中，他指出，“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样可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当人们以一种理论“作工具，用以为实际的运动”时，这种理论“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即在运用中得到发展。他并且指岀，社会主义的理想，“因各地、各时之情形不同，务求其适合者行之，遂发生共性与特性结合的一种新制度（共性是普遍者，特性是随时随地不同者），故中国将来发生之时，必与英、德、俄……有异”。

这说明，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已经在实际上初步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应当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尽管当时还没有这样明确地提出这个命题。

第三，开始提出知识分子应当同劳动群众相结合的思想。

李大钊指出，“我们很盼望知识阶级作民众的先驱，民众作知识阶级的后盾”。知识阶级的意义，就是忠于民众、作民众的先驱者。他不仅重视工人，号召“把三五文人的运动”变成“劳工阶级的运动”，而且还重视农民，号召先进的知识分子去做“开发农村的事”。他主张知识分子“向农村去”“到民间去”。正是在他的指引下，北京大学的邓中夏等开始到工人中去进行活动。

尽管当时到工人中去的知识分子为数不多，但这毕竟是一个重要的开端，它预示着先进的知识分子应当遵循的新方向和应当走的新道路。

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中国的先进分子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并没有抛弃而是继承了五四运动的科学和民主的精神，并赋予它们以新的含义，使它们在更高的层次上得到了发扬。民主不再指狭隘的资产阶级民主，而是指多数人的民主、以劳动群众为主体的民主。他们强调，必须铲除少数人的特权，改变“大多数的无产劳动者困苦不自由”这种“不合乎4德谟克拉西’的状况”。科学，除自然科学外，就对社会的研究来说，主要是指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社会革命论了。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并没有中断或取消五四运动以前开始的反封建的思想启蒙工作。中国的先进分子以唯物史观为武器，从反对封建思想人手，进而提出必须反对产生封建思想的社会制度；把反封建思想的斗争的立足点，从争取个人的个性解放，扩展到争取人民群众的社会解放的高度；把反封建的斗争方式，从少数人进行的思想批判，逐步地发展为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以往启蒙者的弱点，把反封建的启蒙运动有力地推向了前进。

如果说，五四以前的新文化运动主要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新文化反对封建主义的旧文化的斗争，那么，五四以后的新文化运动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马克思主义开始逐步地在思想文化领域中发挥指导作用了。

中国的先进分子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这是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事件。毛泽东指出：“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

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

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随着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逐步传播，建立一个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工人阶级政党的任务被提上了日程。

在工人阶级政党产生以前，中国国民党及其前身在中国革命中起领导作用。辛亥革命以后，许多原先的革命党人有的消极退隐，有的甚至蜕变为军阀、官僚、政客。五四运动时，国民党并没站在群众运动的前列。蔡和森感叹说，这个趋势很可以说明国民党已“不能领导革命了，客观的革命势力发展已超过它的主观力量了”。成立新的政党来领导中国革命，成了近代中国社会发展和革命发展的客观要求。

1920年1月，有人在报刊上发表《劳动团体与政党》一文，呼吁“劳动团体应自己起来做一个大政党”。

同年4月，经共产国际批准，俄共（布）远东局派维经斯基来华。他先后在北京、上海会见李大钊、陈独秀等，介绍苏俄和俄共情况，并说中国可以组织共产党。这对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中国工人阶级政党最早的组织，是在中国工人阶级最密集的中心城市上海建立的。时间约在1920年8月，参加者有陈独秀、李汉俊、李达等。首次会议决定，推陈独秀为书记，并函约各地社会主义分子组织支部。11月，创办《共产党》（月刊）。这标志着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的旗帜在中国大地上树立起来了。

同年10月，李大钊、张国焘等在北京成立共产党的早期组织；11月，将其定名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李大钊任书记。从1920年秋至1921年春，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等在武汉，毛泽东、何叔衡等在长沙，王尽美、邓恩铭等在济南，谭平山、谭植棠等在广州，都成立了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在日本、法国留学的中国先进分子，也成立了这样的组织。

在建党过程中，陈独秀起着重要的作用。他在上海创建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是各地共产主义者进行建党活动的联络中心。

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活动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以后，着重进行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第一，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

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员开始着重从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来学习马克思主义，同时也开始学习列宁的著作。他们在《新青年》杂志（此时成了上海党的早期组织的机关刊物）、《共产党》（月刊）以及《民国日报》等报刊上发表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的经验。

上海、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还积极进行马克思主义著作的译介工作。1920年8月，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公开出版。同月，恩格斯的《科学的社会主义》中译本也公开出版。之后，还陆续出版了若干种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如《马克思资本论人门》《唯物史观解说》等。

为了扩大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阵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员同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流派进行了斗争。

还在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之前，针对胡适提出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主张，李大钊在1919年8月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针对当时中国的现实指出，仅仅依靠“一点一滴的改良”是不行的，社会问题“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

1920年底，张东荪、梁启超挑起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他们口头上声称“资本主义必倒而社会主义必兴”，同时却强调中国产业落后，“真的劳农革命决不会发生”，因此也不具备成立工人阶级政党的条件。他们认为，中国的主要问题是穷，解决的办法是依靠“绅商阶级”来振兴实业，发展资本主义。

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员同样主张振兴实业，但指岀从当时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社会情况来说，在中国独立发展资本主义是不可能的。“中国人民在世界经济上的地位，已立在这劳工运动日盛一日的风潮中，想行保护资本家的制度，无论理所不可，抑且势所不能。”他们还指岀，中国无产阶级不仅存在，而且受压迫极深，因此，“中国劳动者联合起来，组织革命团体”，是完全必要的和可能的。尽管当时还不懂得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革命第一步应是民主主义，第二步才能是社会主义，但他们从一开始就强调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中国的岀路只能是社会主义，主张中国必须建立工人阶级政党来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这是完全正确的。

在这个时期，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员还同黄凌霜、区声白等无政府主义者进行了论战。

无政府主义从极端个人主义出发，鼓吹个人的绝对自由，反对一切权威、一切国家包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反对任何组织纪律，主张绝对平均主义等。这种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迎合了那些不满社会现实、陷于破产境遇的小生产者和在政治上感到绝望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情绪，一度在当时流行的社会主义思潮中占据了优势地位。

马克思主义者指出，必须用革命手段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才能保护劳动者的利益，最终消灭阶级和阶级差别，从而使国家消亡；主张个人绝对自由，会使得工人阶级不能集中为强大的力量，从而有利于资产阶级瓦解工人运动；在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之前，要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原则，“社会的经济秩序就要弄糟了”。

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的斗争，帮助一批倾向社会主义的进步分子划清了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界限，科学社会主义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流派的界限，推动他们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

第二，到工人中去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

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员认识到，组织共产党，“离开工界不行”。“我们都是知识分子出身，与工人阶级的距离很大。因此，首先应当同他们加强内部联系。”为此，他们提出了“请钻进工场去罢”的口号。

为了能在工人群众中有效地开展工作，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穿起工人的服装，学习工人的语言，从事工人的劳动，力求与工人打成一片。如上海党的早期组织的成员俞秀松改名换服，到厚生铁工厂做工。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成了知识分子与工人群众相结合的运动。

各地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创办了一批专门供工人阅读的进行马克思主义启蒙教育的刊物。如上海有《劳动界》、北京有《劳动音》和《工人月刊》、济南有《济南劳动月刊》等。同时，还创办了各种形式的工人学校，其中影响最大的，是邓中夏在北京长辛店、李启汉在沪西小沙渡分别开办的劳动补习学校。开办学校，是党的早期组织对工人做工作的人手方法，借此以接近群众。

经过宣传教育，觉悟的工人有了组织起来的要求。1920年11月，共产党早期组织领导的第一个工会——上海机器工会宣告成立。1921年五一国际劳动节，长辛店成立工人俱乐部（工会）。武汉、长沙、广州、济南等地的工人也相继成立工会。工会开始发动工人开展罢工斗争。工人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在斗争中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

第三，进行关于建党问题的讨论和实际组织工作。

1920年11月，党的发起组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宣言》，阐述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共产主义者的目的和阶级斗争的最近状态。这个宣言没有向外发表，不过以此作为收纳党员的标准。

各地的共产主义者对建党的有关问题展开了讨论。如蔡和森在给毛泽东的信中指岀：“我以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因为他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党必须“注重‘无产阶级专政’与‘国际色彩’两点”；必须坚持“以唯物史观为人生哲学社会哲学的岀发点”；必须严密党的组织和纪律，“严格的物色确实党员”等。这些意见得到毛泽东的赞同。

在共产党早期组织的领导下，1920年11月，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上海成立。其后，北京、天津、武汉、长沙等地也成立了团的组织。各地团组织通过引导青年学习马克思主义，参加实际斗争，为党造就了一批后备力量。

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进行的这些活动，促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及其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在这个过程中，初步确立了共产主义信念的知识分子，其思想感情进一步转变到工人阶级方面来；同时，一部分工人由于受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而提高了阶级觉悟。这样，就形成了一批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在中国创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条件基本具备了。

三、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及其意义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中国工人运动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初步结合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1年7月23日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举行。其间由于会场受到暗探注意和法租界巡捕房搜查，最后一天的会议改在嘉兴南湖的游船上举行。这条游船后来被称为“红船”。

参加大会的有12名代表，他们来自7个地方，代表50多名党员。他们是：李达、李汉俊（上海），张国焘、刘仁静（北京），毛泽东、何叔衡（长沙），董必武、陈潭秋（武汉），王尽美、邓恩铭（济南），陈公博（广州），周佛海（日本东京）。陈独秀、李大钊因分别在广州和北京有事，未出席会议。包惠僧受陈独秀派遣，出席了会议。岀席会议的还有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科尔斯基。

大会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党的纲领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采用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消灭阶级，废除资本私有制，以及联合第三国际等。

大会在讨论实际工作计划时，决定首先集中精力组织工人。鉴于当时的党“几乎完全由知识分子组成”，大会决定“要特别注意组织工人，以共产主义精神教育他们”。

大会选举产生了由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的党的领导机构——中央局，以陈独秀为书记。

中共一大正式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差不多在同一时间或稍后，与党的上海发起组没有联系的一批先进分子也在独立地筹备建党。1921年夏，利群书社的成员在湖北黄冈开会，表示“赞成组织新式的党——波（布）尔什维克式的党，并提议把要组织的团体叫作‘波社’”。当得知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消息后，恽代英立即号召其成员落入中国共产党，并结束利群书社的活动。1922年夏，吴玉章、杨阇公等20余人在四川秘密成立中国青年共产党，并发行《赤心评论》。其后，中国青年共产党宣布自动取消，并令其成员个别地申请落入中国共产党。这些事实说明，建立马克思主

义政党来领导中国革命，已成为中国最先进分子的共同要求。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近现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中国人民在救亡图存斗争中顽强求索的必然产物。

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历史特点和意义中国共产党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成立的。

一方面，它成立于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第二国际社会民主主义、修正主义遭到破产之后。它所接受的，是没有被修正主义阉割的马克思主义的完整的科学世界观和社会革命论，是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即列宁主义，是在斗争中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划清了界限的科学社会主义。

另一方面，它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工人运动的基础上产生的。中国工人阶级身受帝国主义者、本国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的三重压迫，具有坚强的革命性。在这个阶级中，不存在欧洲那种工人贵族阶层，没有社会改良主义的基础。而且在半殖民地的中国，工人阶级根本不可能进行和平的议会斗争，他们不可能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抱有期望。

所以，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是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为基础的党，是一个区别于第二国际旧式社会改良党的新型工人阶级革命政党。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个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中国人民从来就勤劳勇敢，富于斗争传统。他们的斗争之所以屡遭挫折和失败，重要原因之一，是由于没有一个先进的坚强的政党作为凝聚自己力量的领导核心。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这种局面就开始从根本上改变了。

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义无反顾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中国人民由此踏上了争取民族独立、自身解放的光明的道路，开启了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历史征程。

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弘扬建党时期的“红船精神”，即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使得一切反动势力感到深深的恐慌。这个运动在萌芽时即被斥为“过激主义”，被视为“洪水猛兽”，而遭到中外反动派的联合压迫，以致中国共产党刚刚成立，就不得不处于秘密状态。在以后的一个长时间里，‘它不仅遭到御用文人的恶毒攻击、特务的残酷迫害，更受到反动军警的血腥镇压。但是，幼年的中国共产党还是迎着种种诬蔑和压迫，不可遏止地成长和发展了起来。当年，它只有几十个成员；28年以后，它就成为领导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执政党了。这个事实说明，代表历史前进方向的新生力量是不可战胜的。

在当时的中国，工人阶级人数不多，又比较年轻，许多工人不久前还是小生产者。在党内，出身于小资产阶级的党员占有相当大的数量。因此，新生的中国共产党不能不受到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严重影响。同时，它是在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情况复杂、经济文化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开始自己的活动的。因此，它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全面地、正确地结合起来，制定出适合中国情况的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不能不经历一个曲折的探索的过程，一个在党和人民集体奋斗的基础上逐步积累经验的过程。这些情况表明，中国共产党要胜利地担负起自己的历史使命，就必须切实地、不断地加强自身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