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戊戌维新运动的开展

维新派倡导救亡和变法的活动19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有了初步发展。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迫切要求挣脱外国资本主义和国内封建势力的压迫和束缚，为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开辟道路。甲午战争的惨败，造成了新的民族危机，激发了新的民族觉醒。而站在救亡图存和变法维新前列的，正是代表民族资本主义发展要求的知识分子。他们把向西方学习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即不但要求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而且要求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在内忧外患的冲击和中西文化的碰撞过程中，人们逐步形成了一个共识：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那时的外国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进步的，它们成功地建设了资产阶级的国家。日本向西方学习有成效，中国人也想向日本学。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资产阶级的改良思想迅速传播开来，逐步形成为变法维新的思潮，并发展成一场变法维新的政治运动。

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为主要代表人物的资产阶级维新派，采取了下列行动宣传维新主张，即：（一）向皇帝上书。如康有为曾多次向光绪皇帝上书，他在1895年曾联合在京参加会试的举人共同发起“公车上书”。（二）著书立说。如康有为写了《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梁启超写了《变法通议》，谭嗣同写了《仁学》，严复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等。（三）介绍外国变法的经验教训。如康有为向光绪皇帝进呈了《日本变政考》《俄彼得变政记》《波兰分灭记》等书。（四）办学会。著名的有强学会、南学会、保国会等。（五）设学堂。重要的有康有为主持的广州万木草堂、梁启超任中文总教习的长沙时务学堂等。（六）办报纸。影响最大的有梁启超任主笔的上海《时务报》、严复主办的天津《国闻报》以及湖南的《湘报》等。维新派以各种方式宣传变法主张，制造维新舆论，培养变法骨干，组织革新力量，而重点则放在争取光绪皇帝及其周围的帝党官员的支持上，希望通过他们自上而下地实行变法主张。

维新派与守旧派的论战当时，封建守旧派和反对改变封建政治制度的洋务派，利用自己的地位和权力，对维新思想发动攻击，斥之为“异端邪说”，指责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是“名教罪人”“士林败类”。于是维新派与守旧派之间展开了一场激烈论战。论战主要围绕以下三个问题展开：

第一，要不要变法。

守旧派坚持“祖宗之法不可变”，有的人甚至主张“宁可亡国，不可变法”。而维新派则根据西方进化论的观点，认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他们提出，“变者天下之公理也”，“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只有维新变法，革除积弊，才能挽救中国所面临的危亡局面，以图求存和自强。

第二，要不要兴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

守旧派认为，“民权之说无一益而有百害”，“民权之说一倡，愚民必喜，乱民必作，纪纲不行，大乱四起”。维新派则运用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作了批判。谭嗣同指岀：“君末也；民本也。”严复甚至认为，国家是“民之公产”，王侯将相不过是“通国之公仆隶”，而专制帝王则是“窃国者耳”。维新派还认为，“欲兴民权，宜先兴绅权”，即首先要为正在向资产阶级转化的士绅争取政治地位；只有君主立宪制度才是当时中国理想的政治方案，兴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才是“治国之大经”。

第三，要不要废八股、改科举和兴西学。

守旧派把西方近代科学技术斥之为“奇技淫巧”。洋务派虽认为西方的军事和技术可以学习，但坚持封建的政治制度、科举八股，尤其三纲五常绝对不能触动。而维新派则痛斥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是统治者“牢笼天下”的愚民政策，因此要救中国必须废八股、改科举，办学堂、兴西学。严复大声疾呼：“民智者，富强之原”，“欲开民智非讲西学不可”，“救亡之道在此，自强之谋亦在此”。针对洋务派“中体西用”的口号，维新派驳斥道：“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因为体用是不可分的，把中学之“体”和西学之“用”凑在一起，就如同要让“牛体”产生“马用”一样荒谬。

维新派与守旧派的这场论战，实质上是资产阶级思想与封建主义思想在中国的第一次正面交锋。论战所涉及的领域十分广泛，进一步开阔了新型知识分子的眼界，解放了人们长期受到束缚的思想。通过论战，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在中国得到进一步的传播，戊戌变法运动的帷幕随之拉开。

昙花一现的百日维新由于民族危机越来越严重，在维新派的推动和策划下，富有爱国心、想要有所作为但又无实权的年轻的光绪皇帝也希望通过变法维新来救亡图存，并从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后党手中夺取统治大权。1898年6月11日，他颁布了“明定国是”谕旨，宣布开始变法，并在此后的103天中，接连发布了一系列推行新政的政令，史称戊戌变法，又称“百日维新”。其内容归纳起来，包括下列数端：

政治方面：改革行政机构，裁撤闲散、重叠机构；裁汰冗员，澄清吏治，提倡廉政；提倡向皇帝上书言事；准许旗人自谋生计，取消他们享受国家供养的特权。

经济方面：保护、奖励农工商业和交通采矿业，中央设立农工商总局与铁路矿务总局，各省设立商务局；提倡开办实业，奖励发明创造；注重农业发展，提倡西法垦殖，建立新式农场；广办邮政，修筑铁路；开办商学、商报，设立商会等各类组织；改革财政，编制国家预决算。

军事方面：裁减旧式绿营兵，改练新式陆军；采用西洋兵制，练洋操，习洋枪等。

文化教育方面：创设京师大学堂，各省书院改为高等学堂，在各地设立中、小学堂；提倡西学，废除八股，改试策论，开经济特科；设立译书局，翻译外国书籍，派人出国留学；奖励新著，奖励创办报刊，准许自由组织学会。

“百日维新”期间颁布的各项政令大多是接受了维新派的建议而制定的，旨在开放一定程度的言论、出版、结社自由，使资产阶级享受一定程度的政治权利，促进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因此，戊戌维新是一场资产阶级性质的改良运动。但是，在光绪皇帝发布的新政诏令中，并没有采纳维新派多次提出的开国会等政治主张。这些政令和措施并未触及封建制度的根本，所要推行的是一种十分温和的不彻底的改革方案。

维新派试图通过光绪皇帝推行的这种改革方案，遭到了封建守旧势力的激烈反对。光绪皇帝所颁布的新政命令，由于中央和地方守旧官僚们的抵制，大多未能付诸实施。聚集在慈禧太后周围的守旧势力力图对维新派进行反击和镇压。经过密谋策划，守旧势力于1898年9月21日发动政变，慈禧太后以“训政”的名义，重新独揽大权，将光绪皇帝软禁于中南海瀛台，同时下令搜捕维新人士。康有为、梁启超被迫逃亡海外。谭嗣同则拒绝了要他出走日本的劝告，坦然表示：“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9月28日，谭嗣同、刘光第、林旭、杨锐、杨深秀、康广仁6人同遭杀害，史称“戊戌六君子”。临刑前，谭嗣同悲壮地说：“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表现了为变法维新而献身的大无畏精神。

1898年的“百日维新”如同昙花一现，只经历了103天就夭折了。除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的前身）被保留下来以外，其余新政措施大都被废除，维新派人士和参与或同情变法的官员，或被囚禁，或被革职，或遭放逐。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势力扼杀维新变法的政变，史称“戊戌政变”。戊戌维新运动宣告失败。

二、戊戌维新运动的意义和教训

戊戌维新运动的意义戊戌维新运动虽然失败了，但它在中国近代史上仍然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

第一，戊戌维新运动是一次爱国救亡运动。维新派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高举救亡图存的旗帜，要求通过变法，发展资本主义，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维新派的政治实践和思想理论，不仅贯穿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而且推动了中华民族的觉醒。

第二，戊戌维新运动是一场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治改良运动。维新派突破洋务派“中体西用”思想的局限，主张用君主立宪制取代君主专制制度。戊戌维新运动虽然未能成功地建立起资本主义的君主立宪制度，其颁布的促进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若干措施也未能生效，但在政治、经济等领域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封建制度。

第三，戊戌维新运动更是一场思想启蒙运动。维新派大力传播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和自然科学知识，宣传自由平等、社会进化观念，批判封建君权和封建纲常伦理，从而把顽固的封建主义思想壁垒打开了一个缺口，有利于民主思想在中国的传播，有利于人们的思想解放。在维新派的推动下，“诗界革命”“文体革命”“小说界革命”“戏剧改良”“史学革命”等相继而起，形成了广泛的文化革新运动。以维新运动为起点，资产阶级新文化开始打破封建文化独占文化阵地的局面。在教育方面，维新派主张采用西方近代教育制度，兴办新式学堂，这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维新派在改革社会风习方面也提出了许多新的主张。如主张革除吸食鸦片及妇女缠足等恶俗陋习，提岀“剪辫易服”的主张，倡导讲文明、重卫生等。

戊戌维新运动失败的原因和教训戊戌维新运动的失败，主要是由于维新派自身的局限和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强大的守旧势力的反对。当时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力量还十分微弱，民族资产阶级的社会基础相当狭窄。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维新派的势力更是非常弱小，很多人自身还保留着封建士大夫的痕迹。他们既没有严密的组织，也不掌握实权和军队，更没有去发动群众。这样，他们就只能把自己实行改革的全部希望寄托在一个没有实权的光绪皇帝身上。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又怎能不失败？

维新派本身的局限性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不敢否定封建主义。他们在政治上不敢根本否定封建君主制度，只是幻想依靠光绪皇帝“以君权雷厉风行”，通过和平、合法的手段，实现自上而下的改良，让资产阶级和开明士绅的代表参加政权，逐步实现君主立宪。在经济上，他们虽然要求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却未触及封建主义的经济基础——封建土地所有制。在思想上，他们虽然提倡学习西学，却仍要打着孔子的旗号，借古代圣贤之名“托古改制”。

其次，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他们虽然大声疾呼救亡图存，却又幻想西方列强能帮助自己变法维新。维新派尖锐地揭露了俄国侵华的事实，却幻想依靠与英、日结成同盟来抵抗俄国。有人甚至建议聘请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来中国任维新的顾问。英、日帝国主义虽然表面上同情维新派，但实质上只是为了乘机扩大在华侵略势力，并寻找它们在中国的代理人，同时也是为了与俄国进行争夺。因此，在戊戌政变前夕，维新派分别乞求英、美、日公使的支持，结果都落了空。

最后，惧怕人民群众。维新派的活动基本上局限于官僚士大夫和知识分子的小圈子。他们不但脱离人民群众，而且惧怕甚至仇视人民群众。康有为在每次上书中，都反复提醒光绪皇帝不要忘记人民反抗的危险，强调“即无强敌之逼，揭竿斩木，已可忧危”，如果不实行变法，下层群众将会起来造反，使皇帝及其大臣们“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正因为没有人民力量作为后盾，所以当他们得悉守旧派要发动军事政变时，只得打算依靠掌有兵权的袁世凯，结果反被袁世凯出卖。而一旦守旧派操刀反击，维新派也就没有丝毫抵抗的能力。谭嗣同慷慨就义前的临终语“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正反映了这一点。“回天之力”存在于亿万民众之中，这是维新派的志士们所没有认识到的。

戊戌维新作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的第一次表演，竟失败得这么快，这不但暴露了这个阶级的软弱性，同时也说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企图通过统治者走自上而下的改良的道路，是根本行不通的。要想争取国家的独立、民主、富强，必须用革命的手段，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联合统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戊戌维新的失败再次暴露岀清朝统治集团的腐朽与顽固，“戊戌六君子”流血的教训促使一部分人放弃改良主张，开始走上革命的道路。此后，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就进一步发展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