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历史性的伟大转折

在徘徊中前进和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的胜利，挽救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广大干部和群众强烈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方针和政策，彻底扭转十年内乱造成的严重局势，使中国从危难中重新奋起。与此同时，世界经济快速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国内外大势要求中国共产党尽快就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政方针作岀政治决断和战略抉择。

当时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并在开展揭批“四人帮”运动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两个凡是”错误方针的提岀，使彻底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要求和愿望遇到严重阻碍，党和国家的工作出现了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

在全党的要求下，1977年7月召开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邓小平在1976年被撤销的一切职务。

1977年8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文化大革命”结束，重申20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根本任务，但仍然肯定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大会新产生的中央委员会选举华国锋为中共中央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为副主席。1978年3月，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选举叶剑英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决定华国锋为国务院总理；全国政协五届一次会议选举邓小平为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主席。

1978年3月，邓小平指岀：“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

为了冲破“两个凡是”的严重束缚，清除“左”的指导思想，邓小平提出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强调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实事求是，旗帜鲜明地提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邓小平还同叶剑英、陈云、李先念、胡耀邦等支持和领导了从1978年5月开始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场讨论，是继延安整风之后又一场马克思主义思想解放运动，成为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思想先导，为党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纠正长期以来的“左”倾错误，实现历史性的转折作了思想理论准备。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转折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会议原定是要讨论经济工作，但因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率先提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以及在关于真理标准等问题上几次思想交锋，使会议议程发生改变。在与会者的强烈要求下，11月25日，中央政治局作出为天安门事件等重大错案平反的决定。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这个讲话实际上成为随后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它为全会实现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转折奠定了重要基础。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冲破长期“左”的错误的严重束缚，彻底否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并且果断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全会恢复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优良传统，审查解决了历史上遗留的一批重大问题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全会结束了粉碎“四人帮”后党和国家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开始了在思想、政治、组织等领域的全面拨乱反正。会后，从党的指导思想的确立和实际工作的领导来说，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中央领导集体，揭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以这次全会为标志，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党和国家充满希望和活力地踏上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征程。

二、改革开放的起步

拨乱反正的推进和国民经济的调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和国家按照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加快了平反冤、假、错案的步伐。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为刘少奇彻底平反并恢复名誉。此后，又为遭到错误批判、处理的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各族各界的代表人物恢复了名誉，复查和平反了大量冤、假、错案，改正了错划右派分子的案件。同时，还采取措施调整各种社会关系，摘掉地主、富农分子的帽子，为国民党投诚起义人员落实政策，将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等劳动者同原工商业者区别开来，支持各民主党派恢复活动，认真落实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重申侨务政策，等等。这就为有效地调动社会各阶层人员的积极性、实现改革开放和开创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奠定了必不可少的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

在此期间，针对1977年至1978年出现的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情况，1979年4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提出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坚决纠正前两年经济工作中的失误，认真清理过去在这方面长期存在的“左”倾错误影响。会议强调，经济建设必须从国情出发，符合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必须量力而行，循序渐进，经过论证，讲求实效，使发展生产同改善生活紧密结合；必须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开展对外经济合作和技术交流。

经过两年的努力，经济形势较快好转，国民经济的主要比例关系渐趋合理，长期存在的积累率过高和农业、轻工业严重滞后的情况有了根本改变。1978年到1982年，工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7.3%01982年，农民的人均纯收入270元，比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增加了一倍；城市职工家庭人均可用于生活费的收入500元，比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增加了38.3%。

农村改革的突破性进展经济体制的改革，首先在农村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面临两大问题。一是“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亟待改革；二是还有两亿多农民的温饱问题尚未解决。这些都涉及农村生产关系的调整问题。

从1978年开始，安徽、四川的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在省委支持下，开始探索试行包产到组、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等多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其他一些地方也开始实行农村联产责任制。1979年9月，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要保障基层干部和农民因时因地制宜的自主权，发挥其主动性。1980年5月，邓小平发表《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谈话，肯定了包产到户这种形式，指出它不会影响我们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后来，中央又进一步肯定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是合作经济的一个经营层次。

在中共中央的支持和推动下，以包产到户、包干到户为主要形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各地逐渐推广开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以后，农民对集体所有的土地具有充分的经营自主权，农民生产的产品“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它在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基础上，将农民家庭承包经营的积极性和集体经济的优越性结合起来，因而受到农民的普遍欢迎。从1979年到1983年,农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近8%，再加上国家提高了粮食和部分农产品的收购价，允许农户自主进行多种经营，农民收入明显增加。

“统分结合”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普遍实行，促进了“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的解体。1983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镇）政府作为基层政权，同时成立村民委员会作为村民自治组织。

废除人民公社体制后，也有部分农村没有实行以分散经营为主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而是继续坚持统一经营的集体经济。对此，党和政府也给予了支持和鼓励。

这期间，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也开始了。如逐步扩大国有企业经营自主权，把部分中央和省属企业下放给城市管理，开始实行政企分开，进行城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等。对外开放也迈岀了较大的步伐。1980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设立经济特区，采取多种形式吸引和利用外资，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方法。此后，经济特区加快发展。

在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政治体制改革和其他方面体制的改革也在向前推进：逐步废除干部领导职务实际上存在的终身制，实行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加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工作，省、县两级人代会增设常设机构，县级和县级以下人民代表普遍实行由选民直接选举的制度；恢复、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重要的法律法规，加强了司法、检察和公安机关的工作。

对外政策的调整1978年8月12日，中日两国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和平友好条约》。同年10月，邓小平访问日本。中日睦邻友好关系发展到一个新起点。1979年1月1日，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同年1月，邓小平访问美国，实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对美国的首次国事访问。这些外交成就，为中国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条件。

根据新的国际局势，1980年1月，邓小平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讲话中作出一个重要判断：“如果反霸权主义斗争搞得好，可以延缓战争的爆发，争取更长一点时间的和平。”他还提岀：“我们的对外政策，就本国来说，是要寻求一个和平的环境来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为中国适时调整外交战略提出了重要的思路。

三、拨乱反正任务的胜利完成

阐明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拨乱反正的过程中，广大干部和群众从过去一个时期内盛行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中解脱出来，党内外思想活跃，出现了努力研究新情况和解决新问题的生动景象。但与此同时，出现了一些值得引起注意和警觉的现象。极少数人利用中国共产党进行拨乱反正的时机，打着“解放思想”的幌子，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错误加以夸大和渲染，企图从根本上否定毛泽东思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民主专政和社会主义道路。在中国共产党内，也有极少数人对这股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给以支持。这种情况如果任其发展，必将导致迷失政治方向，破坏安定团结，妨碍集中力量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

针对这种情况，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发表的讲话中指出：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邓小平的讲话不仅在当时，而且在以后的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对排除来自“左”的和右的方面的干扰和影响，保证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提供了可靠的政治基础，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全面总结新中国的历史科学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全面拨乱反正，必然要求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的重大历史问题作出结论，以便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从1979年11月起，在邓小平主持下，中共中央着手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经过一年半时间的讨论和修改，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这个决议。

决议指岀，中国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总的说来，是我们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决议从根本上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重大历史事件作岀了基本结论。决议还肯定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逐步确立的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道路，进一步指明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党的工作继续前进的方向。

决议科学地评价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指出：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决议对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和活的灵魂（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作了概括，强调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

决议的起草和通过表明，中国共产党是在政治上、理论上成熟的坚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党能够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不长的时间里作岀这样一个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决议，体现出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的成熟和远见，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在反省错误、纠正错误的过程中总结新经验、探索新道路的能力。

决议的通过，标志着党和国家在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的胜利完成。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至此，经过两年多的时间，中国的面貌大为改观。

全会还决定同意华国锋辞去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选举胡耀邦为中共中央主席、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