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开端

提出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1956年，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全面确立，标志着中国进入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阶段。

中国已经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又是一个经济文化落后、人口众多、幅员辽阔、发展极不平衡的国家。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怎样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并没有现成的道路可循，必须在实践中进行艰苦的探索。

新中国成立初期，因为没有经验，在经济建设上只得学习甚至照搬苏联的做法。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同时又是一个缺点，缺乏创造性。这当然不应当是长久之计。经过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践，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已经积累了进行建设的初步经验。1956年2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大，进一步暴露了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存在的缺点和错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人决心走自己的路，开始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探索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首先有一个如何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问题。1956年4月初，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毛泽东提出：我认为最重要的教训是独立自主，调查研究，摸清本国国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制定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岀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他在修改中共中央向党的八大提交的政治报告时明确指出：我国是一个东方国家，又是一个大国。因此，我国“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也带有自己的许多特点，而且在将来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以后还会继续存在自己的许多特点”。

针对苏共二十大以后西方敌对势力乘机掀起反共反社会主义浪潮，中共中央指岀，从基本原理上来说，十月革命道路“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长途中的一个特定阶段内关于革命和建设工作的普遍规律”。因此，“保卫十月革命所开辟的这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在目前的国际形势下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同时，鉴于苏联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发生过一些缺点和错误，中共中央又指出，现在我们应当更加强调从中国的国情岀发，强调开动脑筋，强调创造性，在结合上下功夫。毛泽东说：“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必须走自己的道路。

毛泽东提出的关于实行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的任务，为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提供了基本的指导原则。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为进一步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

1956年1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岀：“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中共中央还把拟定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提请最高国务会议讨论，并向全国人民公布。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动员全党和全国人民特别是广大知识分子“向现代科学进军”。周恩来在会上指出，在社会主义时代，比以前任何时代都更加需要充分地提高生产技术，更加需要充分地发展科学和利用科学知识。知识分子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他们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一支伟大的力量。正确地估计和使用这些知识分子，有计划地帮助他们在政治上和业务上不断进步，是党和国家的极其重要的任务。会后，国务院成立了科学规划委员会，集中数百名科学家，经过反复研究，于同年10月制定了《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这个规划的实施，填补了我国科学技术领域的诸多空白，奠定了中国在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方面的重要基础。许多尖端科技项目的集体攻关从这时起步，并开始了向世界科学技术先进水平的进军。

二、早期探索的积极进展

《论十大关系》的发表从1956年初开始，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艰苦的探索，并取得了积极的成果。

为准备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刘少奇等领导人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研究工作。从1956年2月到4月，毛泽东等先后听取了国务院工业、农业、运输业、商业、财政、计划等35个部委的工作汇报^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开展的一次广泛而深入的对经济工作的调查研究。

在听取汇报的基础上，毛泽东逐渐形成《论十大关系》的基本思路，并先后在4月25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5月2日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这个报告，总结经济建设的初步经验，借鉴苏联建设的经验教训，概括提出了十大关系。这十大关系，

围绕一个基本方针，即：“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成为同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的指导思想。

社会主义是广大人民群众的事业。毛泽东强调，工人、农民是人民群众的主体，建设社会主义，首先必须依靠工农群众，充分调动工农群众的积极性；同时，必须巩固各民族的团结，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还应当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加强统一战线工作。他并且提出，要尽可能地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

毛泽东指出，在把重工业作为国内建设重点的同时，要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并处理好沿海工业与内地工业、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从而对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作出了创造性的论述。他还开始提出体制改革的问题，认为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而应当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应当使各个生产单位有一个与统一性相联系的独立性。

毛泽东在论述中国和外国的关系时，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强调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但不能一切照搬。

同年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论十大关系》报告后作总结讲话，进一步提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岀和确立，适应了国家迅速发展经济和文化的迫切要求，有利于充分调动广大知识分子从事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成为党和国家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和科学进步的指导方针，后来也成为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正确方针。

《论十大关系》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标志，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从经济方面（这是主要的）和政治方面提出了新的指导方针，为中共八大的召开作了理论准备。后来，毛泽东回顾说：“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但从一九五六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

中共八大路线的制定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毛泽东致开幕词，刘少奇作政治报告，周恩来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的报告，邓小平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

中共八大文献的起草，是在毛泽东领导下集体进行的。作为八大纲领性文献的政治报告稿，经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人反复修改，并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多次讨论，是中共中央集体智慧的结晶。

中共八大正确分析了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指岀：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我们还必须为解放台湾，为彻底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最后消灭剥削制度和继续肃清反革命残余势力而斗争，但是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还有阶级斗争，还要加强人民民主专政，但根本任务已经是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

在经济建设上，大会坚持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在政治建设上，提出要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使党和政府的活动做到“有法可依”和“有法必依”。在执政党建设上，强调要提高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水平，健全党内民主集中制，坚持集体领导制度，反对个人崇拜，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

在大会发言中，陈云提岀“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思想，即：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主体，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为补充；计划生产是主体，一定范围的自由生产为补充；国家市场是主体，一定范围的自由市场为补充。这个思想为大会所采纳，并写入大会决议，成为探索适合中国特点的经济体制的重要步骤。

随后召开的中共八届一中全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为副主席，邓小平为总书记，由他们组成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

中共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它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中共八大后，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又提出一些重要的新思想。同年12月，毛泽东提岀，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并把这称作“新经济政策”。这个意见得到了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人的赞同。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发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不少人对新的社会制度还不能马上适应，再加上党和政府的一些工作部门存在着主观主义、官僚主义作风，引起一些群众的不满。1956年下半年，一些地区出现了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农民退社等情况。与此同时，国际上岀现的波兰、匈牙利事件，也在国内引起一些人的思想波动。一些领导干部对此缺乏思想准备，或者束手无策，或者对一些闹事问题不作具体分析，简单化地将其作为敌我矛盾来处理。

1957年2月，毛泽东在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作了《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的讲话，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但还存在着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必须区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他联系农业合作化问题、工商业者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少数民族问题、少数人闹事问题、与民主党派关系问题等，系统地阐明了正确处理各种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和方法。他强调，不能用解决敌我矛盾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只能用民主的、说服的、教育的、“团结一批评一团结”的方法去解决。

毛泽东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有一个重要的指导思想，这就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使全体人民比较顺利地走过目前的过渡时期，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

毛泽东还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作了科学分析。他指出：矛盾是普遍存在的。社会主义社会充满着矛盾，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社会主义社会不断向前发展。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自我调整和自我完善不断地得到解决。这实际上为进行改革，使社会主义制度得到完善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石。

这篇讲话稿经补充修改后，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题，在1957年6月19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是一篇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文献。它创造性地阐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发展，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

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

采取整风的办法来全面加强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建设，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创造。在执政的条件下，党容易产生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等错误倾向，更需要采取整风的办法来加以解决。根据中共中央的设想，这次整风应当是一次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的思想教育运动，是一次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自我教育运动，通过发动群众向党员和党的各级组织提意见，帮助党来纠正官僚主义等问题。

这场运动采取开门整风的形式。各级党组织纷纷召开座谈会和小组会，听取党内外群众的意见，迅速在全社会形成一个“鸣放”的高潮。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真诚地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加强党外人士对共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的批评、监督，进一步密切党同群众的联系。毛泽东曾经肯定开门整风取得的成果，指出：开展整风“这是天下第一大事”，“不整风党就会毁了”。他在1957年7月撰写的《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中提出，必须在我国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基础和现代化的农业基础，这样，我们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能获得自己的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为了建成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干部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这是一个宏大的队伍，人少了是不成的；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这些思想，是中共八大路线的继续和发展，是党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新成果。

在整风运动中人们提出的各种意见，绝大多数是诚恳的。但确有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发动进攻。他们把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攻击为“党天下”，要求“轮流坐庄”；他们竭力抹煞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成绩，根本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他们还把人民民主专政制度说成是产生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根源。有的人甚至散布煽动性言论，鼓动一些不明真相的人上街闹事。这说明，事情正在起变化。

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党内指示，《人民日报》同日发表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一场全国规模的群众性反右派运动全面展开。

对极少数右派分子的进攻实行坚决反击，是完全正确的和必要的。在涉及重大政治原则的大是大非问题上如果不能旗帜鲜明，就会造成思想上和政治上的混乱。这方面党取得的经验，是宝贵的，有长远意义的。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到1958年夏季运动结束时，全国划定的右派分子达55万人，其中绝大多数属于错划。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不仅是他们个人的损失，更是党和国家整个事业的严重损失。而在运动中采取的大鸣、大放的错误斗争方式，也是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的一个重要影响，是1957年9月至10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开始改变中共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认为当前国内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后来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正式确认了这个判断。这一理论上和指导思想上的失误造成了长时期的严重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