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工业化的任务和发展道路

提出国家工业化的任务随着民主革命遗留任务的完成和国民经济的恢复，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即为实现第二项历史任务而奋斗，被突出地提上了党和国家的议事日程。

进行经济建设，首先要把中国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国，实现国家的工业化。

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工作完成时，中国工业发展的水平仍然是很低的。现代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只有26.6%，重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只有35.5%。苏联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前的1928年，这两个比重已经分别达到45.2%和39.5%。1952年，中国许多重要工业产品的人均产量不仅远远落后于美国，甚至落后于印度。如钢产量，美国为538.3公斤，印度为4公斤，中国为2.37公斤；发电量，美国为2949度，印度为10.9度，中国为2.76度。当年毛泽东曾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发展工业，改变中国作为农业国的贫穷落后的面貌，这是全国人民的共同要求，是摆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面前的严重任务。

从1953年开始的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把优先发展重工业作为建设的中心环节，特别是大力发展钢铁、煤、电力、石油、机器制造、飞机、坦克、拖拉机、船舶、车辆制造、国防工业、有色金属和基本化学工业。中国近代以来无数志士仁人梦寐以求的工业化建设从此大规模地开展起来。

选择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道路怎样才能发展经济，实现国家的工业化？从世界历史上看，主要有两条道路：一条是资本主义工业化的道路，这是欧洲许多国家、美国和日本走过的，而且走通了；一条是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道路，这是苏联走过的，而且也走通了。十月革命前，俄国是欧洲的一个比较落后的国家，由于实现了社会主义的工业化，苏联成了欧洲的第一强国、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国家之一。由于社会主义制度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促进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的优越性，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来说，通过社会主义道路实现国家工业化，这是最好的选择。

近代以来的历史表明，资本主义工业化的道路在中国是走不通的。由于受到外国垄断资本的压迫和本国封建生产关系的束缚，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从19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产生以后，始终处于举步维艰的境地。经过七八十年的发展，到1949年，整个民族工业资本不过只有20.08亿元人民币。独立以后的中国如果不搞社会主义，而走资本主义道路，就难以取得真正意义上的经济独立。这样，中国就会成为外国垄断资本的加工厂和单纯的廉价原料、廉价劳动力的供应地，就像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和地区那样。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企图主要靠外国提供资金和机器设备等来求得发展，特别是要想成为世界强国，是不可想象的。而且，由于经济上依赖外国，在政治上就挺不起腰杆，连已经争得的政治独立也可能丧失。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其经济可能会有一时的发展，但终究还是会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大国的附庸的。在帝国主义时代，中国通过走资本主义道路实现现代化的可能性已经失去。为了实现国家的工业化，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二、过渡时期总路线反映了历史的必然性

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在完成了民主革命以后就要为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社会而努力奋斗，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其创立时期就确定了的奋斗目标，并且从来没有动摇过。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共中央领导人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决定在民主革命遗留任务彻底完成、国民经济基本恢复之前，先不急于明确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任务。至于中国到底什么时候过渡到社会主义，当时的设想大致是：经过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估计至少要10年，多则15年或20年），工业发展了，国营经济壮大了，就可以采取“严重的社会主义的步骤”，一举实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国有化和个体农业的集体化。

随着实践的发展和经验的积累，对于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步骤，

中共中央的认识发生了变化。1952年9月24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提岀，我们要在“十年到十五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不是十年以后才过渡到社会主义”。刘少奇、周恩来等也都论述过“从现在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设想。这种认识上的改变，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随着民主革命遗留任务的彻底完成，国内的阶级关系和主要矛盾发生了深刻的变化。1952年6月，在“三反”“五反”运动行将结束、全国范围内土地改革基本完成之际，毛泽东即指出：“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这说明，明确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任务已经成为必要的了。

另一方面，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初步发展，中国社会的经济成分（即生产关系）发生了重要变化。这集中地表现在公私比例的变化上。以工业为例，1949年到1952年，国营经济从33.9%上升到50%,私营经济从62.7%下降到42%。这种变化，用周恩来的话说，就是“社会主义成分的比重一天一天增加，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一天一天加强”。这说明，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在实际上已经开始了。

正是从以上两个方面变化了的实际情况出发，中共中央在1952年底开始酝酿并于1953年正式提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明确规定：“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当时，对这条总路线的内容有过一种通俗的解释：“好比一只鸟，它要有一个主体，这就是发展社会主义工业；它又要有一双翅膀，这就是对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里所要表达的意思是再清楚不过的：主要的任务是实现国家工业化；而为了实现国家工业化，就必须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全面确立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

历史表明，党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

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国内外条件从1953年开始，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开始进行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有系统的社会主义改造。

当时中国之所以要着力进行和可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主要是因为：

第一，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力量相对来说比较强大，它是实现国家工业化的主要基础。

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是国家独立和富强的当然要求和必要条件。

发展工业，一方面是要充分利用原有的工业，另一方面是要建设新的工业。

随着没收官僚资本工作的完成和工业建设的初步开展，中国已经有了比较强大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与私营工业相比，国营工业规模大，技术设备先进，不仅有轻工业，而且有重工业。在劳动生产率等方面，国营企业也优于私营企业。

在这种情况下，所谓充分利用原有的工业，首先和主要的，就是要办好原有的国营工业，并依据需要和可能改建、扩建这些工业。建设新的工业，首先和主要的，也是要发展国营工业。因为在当时的中国，私人是没有能力投资兴建新的、足以为国家的工业化奠定基础的那种大型工业骨干企业的。只有国家才有能力来做这件事。中国的经济虽然落后，但它是一个大国，全国财政经济统一后，国家掌握了一笔相当可观的资金，可以用来投资搞建设。从1953年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的大型工业建设项目，基本上是由国营经济来承担的。这就是说，那时工业建设的发展，首先就意味着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的发展和它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比重的增加。这是中国选择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因素。

第二，资本主义经济力量弱小，发展困难，不可能成为中国工业起飞的基础。而且，它对国家和国营经济有很强的依赖性，不可避免地要向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向发展。在帝国主义对华封锁的情况下，民族资本由于向外发展的渠道被阻断，就更加重了它对国家和国营经济的这种依赖性。

中国的民族资本主要是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工业资本只占1/5。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主要是轻纺工业和食品工业，缺少重工业的基础。这些工业企业，大多规模小，技术设备落后，劳动生产率很低。据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统计，69.7%的工厂只有不到10个工人，79.1%的工厂是工场手工业。虽然也有一些规模比较大、技术设备比较先进的资本主义工业企业，但为数不多。不能设想，在这个基础上，通过一个时期资本主义自身的独立发展，中国就可能成为先进的工业国。

原有的资本主义工业企业也是中国工业建设中的一个重要的、不可忽视的力量。但是这些企业的设备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低，成本高，资金不足，扩大再生产的能力十分有限。为了改变这种情况，就必须在这些企业中改善经营管理，提高产品的质量，并且按照国家的需要增加生产，培养技术人才，积累资金。而要如此，就必须对这些企业逐步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实际上，私人资本主义在依靠国家和国营经济帮助解决困难、发展生产的过程中，逐步被纳入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是生产发展本身的需要。资本主义经济与政府、国营经济和社会的矛盾及其发展，特别是1952年上半年的“五反”运动，更使人们开始认识到，资本主义工商业不仅需要进一步改组，而且需要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逐步改造为社会主义。这就是说，资本主义工业这种进退两难的情况，是中国选择社会主义的又一个基本因素。

1950年以后，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调整的过程中，加工订货、经销代销、统购包销、公私合营等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这就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积累了初步的经验。

第三，对个体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保证工业发展、实现国家工业化的一个必要条件。

土地改革以后，农业生产摆脱了封建生产关系的束缚，一个时期有过相当大的发展；但是，由于实行在土地私有基础上的个体经营，这种发展又受到很大的限制。因为个体农户耕地很少，经营规模十分狭小；生产工具严重不足，贫雇农每户平均仅占有耕畜0.47头，犁0.41部；资金十分短缺。在这种情况下，农民要兴修农田水利设施，平整土地和改良土壤，使用改良农具以至机器来进行耕作、播种、收获，实行分工制度来发展多种经营等，都有很大的困难，更缺少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许多农户不仅无力进行扩大再生产，就连简单再生产也难以维持。1949年至1952年，农业生产发展较快。但在1953年至1954年，发展速度明显减慢了。如以1952年的粮食产量为100,则1953年为101.8,1954年为103.64。这说明，如果不引导个体农民走组织起来的道路，不仅广大农民不能进一步改善自己的生活，而且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会受到很大限制，农村也不可能为工业的发展提供必要的商品粮食、轻工业原料、工业品市场和积累工业发展的资金等条件，从而成为工业发展的严重的制约因素。

在土改以后，许多地区的农民从发展生产的需要出发，已经在探索组织起来的各种途径，开始有了实行互助合作的实践。这也为对个体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积累了初步的经验。

中国农村在1955年下半年出现了农业合作化的高潮。中共中央为什么在当时作出加快农业合作化进程的决策？这主要是因为，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的开展，城市和工矿区人口迅速增加。这就要求尽快增产粮食，使国家能掌握足够的供应城市、工矿区的商品粮。同时，还要提供更多的农产品原料，以满足轻工业发展的需要。怎么办？出路何在？对这个问题，陈云在1956年4月作过切实而有力的说明。他说：在农业增产方面，中国摸索了六年。起初注意开荒，但可开垦的大片荒地在东北和西北。那里居民稀少，每年只能耕种一次，必须移民和用机器，花钱多。在东北每亩需50元，西北每亩需七八十元，而年产量是一二百斤。假如开荒1亿亩，投入50亿元，产量以每亩200斤算，不过200亿斤，收获不大。所以这不是三五年内实现粮食大增产的好办法。至于搞大型水利工程，也不能满足在短期内大增产的要求。因为搞大型水利工程，投资巨大，工期很长，所以它也不能成为三五年内增产粮食的主要措施。去年下半年，中国农业合作化高潮到来，这是中国短时期内花钱最少又可能实现最大增产计划的一条路。因为长江以北要增产，要把旱地大量改变成水浇地；长江以南要增产，要增加复种面积。这两者的关键在于搞水。合作化后，组织起来的农民自己动手搞水。人还是那些人，但组织起来力量就大得多，积肥、改良农具和种子、改进耕作技术等以前不易办的事，合作化之后都不难了。这就是说，通过实行农业合作化来增产粮食和其他农产品以满足日益增长的人民生活和工业发展的需要，这也是中国选择社会主义的基本因素之一。

第四，当时的国际环境也促使中国选择社会主义。

新中国成立以后，长期受到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上、外交上和军事上的严密封锁和遏制。中国不但不可能从资本主义大国得到什么援助，而且连进行普通的贸易和交往都很困难。当时只有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争取民族独立而斗争的国家同情中国。只有苏联能够援助中国。这种国际环境，也是中国选择社会主义的基本因素之一。

总之，中国经济在20世纪50年代的最重要事件就是选择了社会主义。这是十分必要的、完全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