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完成民主革命遗留任务和恢复国民经济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中国的进步和发展创造了最重要的政治前提。毛泽东满怀信心地宣告：“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

不过，新中国在成立初期，也面临着许多严重的困难和一些紧迫的问题。这对于刚刚执掌全国政权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是新的严峻的考验。主要是：

第一，能不能保卫住人民胜利的成果，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当时，解放全中国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国民党从大陆撤退时遗留下的100余万军队、200多万政治土匪及60多万特务分子还有待肃清；在广大城乡，反动会道门和传统黑恶势力还危害着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在广大的新解放区还没有进行封建土地制度的改革。

第二，能不能战胜严重的经济困难，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当时中国的经济不仅远远落后于欧美发达国家，就是与亚洲许多国家相比也有一定的差距。1949年，人均国民收入只有27美元，相当于亚洲国家平均值的2/3。新中国从旧中国接收过来的是一副烂摊子。

许多工厂倒闭，大批工人失业，通货膨胀，物价飞涨，人民生活遇到极大的困难。同历史上的最高水平相比，1949年，工业总产值减少一半，粮食产量减少约1/4。

第三，能不能巩固民族独立，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新中国的诞生，打破了帝国主义在东方划定的势力范围，这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不愿意看到的。它们企图通过实行强硬的对华政策，即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军事上威胁的政策，从根本上搞垮新中国。

第四，能不能经受住执政的考验，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和艰苦奋斗的作风。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

这些问题，从根本上说，是前进中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着重抓了以下四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完成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

在追剿残余敌人、基本完成祖国大陆统一任务的基础上，摧毁旧政权，普遍召开地方各级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人民开始行使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继续实行土地制度的改革，先后使3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包括老解放区农民在内）无偿地获得了约7亿亩土地和大量其他生产资料，占中国绝大多数人口的农民群众获得了翻身解放。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废除封建婚姻制度，使广大妇女获得婚姻自由的权利。开展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基本上肃清了国民党遗留在大陆的反动势力。长期危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200多万土匪，仅在两年多的时间内就被次第肃清。旧社会留下的污泥浊水受到有力的荡涤，健康文明的社会新风尚开始树立，人民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第二，领导国民经济恢复工作。

没收官僚资本，在企业内部开展民主改革和生产改革，确立起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地位，使人民政权拥有了相当重要的经济基础。同时，开展了稳定物价的斗争和统一全国财政经济的工作。到1950年3月物价即基本稳定，从而治愈了旧中国无法医治的顽症，解除了人民过了几十年的因物价飞涨而带来的痛苦生活，使国家和国营经济掌握了市场的主导权；初步建立起集中统一的国家财政管理体制，以利于统一调度全国的财力、物力，集中力量办好大事。到1952年底，国民经济得到全面恢复和初步发展。当年工农业总产值超过1936年（国民党统治时期最高水平）20%,工农业主要产品的年产量均超过国民党统治时期最高水平。同1949年相比，全国职工工资平均提高70%，农民收入增长30%以上。

第三，巩固民族独立，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

新中国废除了帝国主义国家依据不平等条约在中国享有的一切特权；收回了外国列强在中国的兵营，驻扎在中国领土上的一切外国军队被迫撤走；收回了海关治权，中国人民重新掌握了国门的钥匙。这些都从根本上改变了旧中国“跪倒在地上办外交”的局面。针对美国等国封锁、遏制新中国等情况，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边倒”的外交方针。新中国同苏联订立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在收回旧政权丧失的国家权益的基础上，建立了平等互助的新型中苏同盟关系。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宣布武装援助南朝鲜，同时命令其海军第七舰队开人台湾海峡，“阻止对台湾的任何进攻”，公然干涉中国内政。中国政府在美国把朝鲜战争的战火烧到鸭绿江边的时候,毅然作出抗美援朝的决策。彭德怀被任命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50年10月，志愿军赴朝作战。美国侵略军被打回三八线附近。与此同时，国内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其后，中朝两国人民及其军队又经过艰苦作战以及谈判斗争，终于在1953年7月迫使美国代表在停战协定上签字。克拉克后来在回忆录中沮丧地写道：“我获得了一个不值得羡慕的名声：我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在没有取得胜利的停战协定上签字的司令官

抗美援朝战争是一场抗击美国侵略者的正义战争，打出了新中国的国威和人民军队的军威，创造了以弱胜强的范例。志愿军将士以劣势装备进行殊死搏斗，涌现出杨根思、黄继光、邱少云等30多万名英雄功臣和近6000个功臣集体。这场战争的胜利，不仅支援了朝鲜人民、保卫了中国的国家安全，而且为维护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一胜利，有力地打破了美国军队不可战胜的神话，雄辩地证明：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毛泽东说：“我们跟它打了三十三个月，把它的底摸熟了。美帝国主义并不可怕，就是那么一回事。”“这是一条了不起的经验。”中国人民由于这个胜利而极大地增强了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一部分对帝国主义曾经存在恐惧和幻想的人也由此受到深刻教育而觉悟起来。全世界对新中国刮目相看，新中国的国际威望空前提高。从此，帝国主义不敢轻易作侵犯新中国的尝试，我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改革赢得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

第四，加强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

针对中国共产党成为全国范围的执政党、党的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的新情况，党和政府教育广大干部和党员必须经受住执政的考验、接管城市的考验和生活环境变化的考验。进城前，党对干部和人民解放军普遍进行了城市政策和入城纪律教育；进城后，政府工作人员和解放军指战员纪律严明，清正廉洁，同国民党官员的腐败风气和旧军队欺压百姓的行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1950年和1951年，中国共产党在全党范围开展整风、整党运动，批判居功自傲等错误思想，进行共产党员标准的八项条件等教育，并在此基础上发展了一批新党员。1951年底到1952年，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处决了犯有严重贪污罪行的刘青山、张子善（他们曾先后担任中共天津地委书记），使全党震动，全国人民振奋。与“三反”斗争相配合，又在1952年上半年发起“五反”（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窃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经济情报）运动。这些举措对于在执政的条件下继续保持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促进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廉政建设，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初期所进行的上述工作及其取得的显著成就，有力地证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是能够经受住执政的考验的。广大劳动人民真诚地拥护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一些曾经对新中国、新政权、新道路抱有某种疑惑、观望态度的人开始相信，跟着中国共产党走，这是一条通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这些成就的取得，为领导人民进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和有系统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重要的条件。

二、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

新中国成立后的最初三年，即1949年至1952年期间，在着重完成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的同时，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实际上也开始实行了。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没收官僚资本，确立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

解放战争时期，随着对大中城市的接管，没收官僚资本的工作即已开始。新中国成立后，这项工作在全国范围展开。没收官僚资本归人民的国家所有，是《共同纲领》规定的一项历史任务。到1950年初，人民政府共接管官僚资本的工矿企业2800余家，金融企业2400余家，这些企业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国营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

没收官僚资本，具有两重性质：从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附庸——中国的买办资产阶级——的意义上看，它具有民主革命的性质；从反对中国的大资产阶级的意义上看，它又具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并在企业内部进行民主改革和生产改革，中国资本

主义经济的主体部分被改造为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中国的大资产阶级被消灭了。随着没收官僚资本和原官僚资本企业的民主改革、生产改革工作的完成，确立了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地位，这就为全面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

第二，开始将资本主义纳入国家资本主义轨道。

新中国在利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过程中，已经开始对它进行适当的限制，并把其中的大部分引上了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1952年，私营工业产值的56%，已属于加工、订货、统购、包销部分。私营经济中不利于国计民生的部分被削弱以至淘汰。资本主义金融业则在此时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私营经济在数量上是明显上升的，但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却下降了。

第三，引导个体农民在土地改革后逐步走上互助合作的道路。

1952年，全国已有40%的农户参加了互助组，少数农户还参加了半社会主义或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

以上事实表明，新民主主义社会不是一个凝固不变的、独立的社会形态。它本身具有过渡性，它是处在很深刻的变动之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