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迪

以上内容，恩格斯从刑法法理、犯罪主体、罪过形式、客观危害等方面，论证了英国国家、政府机关构成国家谋杀罪的现实情况。

恩格斯对国家谋杀罪的科学论断，为刑法学的犯罪主体理论提供了重要启迪。

一是，国家机关存在着实施严重危害社会行为的现实可能性。总体上看，国家机关是为民众利益而建立，但在特定情况下，国家机关也可能存在实施危害民众利益的情况。国家机关所实施的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会构成对生存基础的破坏，会严重侵害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体系，因而属于犯罪行为。

二是，国家机关具备犯罪主体资格。国家机关可以通过集体决策或个体决定等形式形成犯罪意志，追求特定危害结果的实现。国家机关也可以通过渎职等形式，不作为地过失地引起危害社会结果。同时，国家作为政治经济实体，也具有承担刑事责任的能力。

三是，国家机关能够以组织形式构成单位犯罪。国家机关集体决定或领导代表单位决定，实施使单位获得非法利益的危害行为，这是组织体形成的犯罪，和企业事业单位等组织体的犯罪一样，实质上属于单位犯罪。

恩格斯的国家犯罪学说，一视同仁的对待自然人、企业、事业单位、国家机关等社会主体的危害行为，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刑法学对犯罪主体认定范围的开放态度。恩格斯以“犯罪”的标签来定性国家机关危害社会行为的法律性质，也是为了提醒社会，谨防国家机关的恶政，更是为了督促国家机关打造民权政府，为民谋利。马克思主义刑法学的国家犯罪学说，为我们打开刑法的犯罪主体认定思路，突破观念障碍，实现思想解放，提供了重要的权威理论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