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理论的实践性：新时期关于“朦胧诗”的论争

1980年8月，《诗刊》发表了章明的《令人气闷的“朦胧”》，对这批诗人进行严厉的批评，就诗的“晦涩”、“难懂”展开对这一诗潮的争论，由此确认了对“朦胧诗”的命名。
     关于“朦胧诗”最为著名的还是“三个崛起”，它们对青年一代诗人进行了肯定性的评价：
    1980年5月7日，《光明日报》发表北京大学教授谢冕的文章《在新的崛起面前》；
    《诗刊》1981年第3期发表福建师范大学孙绍振的文章《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
    1983年初，兰州的《当代文学思潮》发表徐敬亚的重头文章《崛起的诗群》，从“朦胧诗”的艺术表现手法（如结构、节奏、韵律等）方面对"朦胧诗"进行具体分析，从而提示出“朦胧诗”所具有的较高的艺术水准。
    这些文章把“朦胧诗”的出现看成诗界的一次划时代变革:“朦胧诗”的崛起被理解为是中国诗人第一次以个人的声音表达思想和情感，表达对社会历史的独特思考，它有力地冲破了那些不合理的陈规旧范，诗不再是时代精神的传声筒，不再是为政治服务的工具。
    关于“朦胧诗”的论争就成了当代文学中最为著名的一段学术争鸣，在某种程度上，它预示着尘封了多年的文坛的寂寞的打破，也为新时期美学和文学理论界的活跃开了先声。
    随后的几年之间，文论界开始了引进西方文论和重提中国古文论的热潮，终于在1985年达到高潮。1985年也被称为“文学理论年”和“方法论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