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明代社会“心学”看《西游记》社会历史思潮分析

学界一般以为《西游记》成书于明嘉靖至万历年间。就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历史演变来看，这无疑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时代——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程朱理学已经趋于僵化，一种新的具有生命活力的士人文化，即心学思潮正方兴未艾。心学是宋明士人阶层对源远流长的儒家文化资源重新发掘、重新阐释的产物，其中融汇了老庄之学与佛禅之学的因素。它与传统儒学的不同之处在于：不再过分热衷于对理想社会(“大同”、“小康”、“礼乐”、“仁政”之类)的向往，而是更加注重个体内在精神的自我锻造与自家心灵的安放，也就是，心学使儒学由社会乌托邦变为个体精神乌托邦，其目的是营构一个可以抵御化解一切物质与精神困扰的坚不可摧的心之本体，从而对人生痛苦与堕落问题给予解决。考察明中叶之后心学大兴的原因，我们不能不归之于士人主体精神之重新挺立。随着程朱理学因成为科举取士 而标准和僵化和迂腐化之后，它本身也就变成了“八股化的道学”，与之相应，士林中也出现了一批批口中仁义道德、心性义理，而胸中实庸俗不堪的“假道学”、“伪君子”式的人物。再加上朝廷政治腐败，君主昏愦无能，宦官与权臣交互用权，这都给尚保留着独立精神与主体意识的士人思想家们以极大的刺激。于是就有陈白沙、王阳明、王心斋、李卓吾一类伟大人物出来重振学术，重振士风。因此，心学之兴起实不啻是一场声势浩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与先秦子学、魏晋玄学、两宋道学同样有着划时代的意义。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心学乃是一种要彻底颠覆现存社会制度的革命学说。心学主要是一种关于个体精神提升、心灵锻造的理论与方法体系，其目的是使人面对纷纭复杂、人欲横流的现实世界，能够保持一种平和愉悦的心态，能够在精神上自由自得。它是一种反抗与颠覆，但对象不是社会制度，而是意识形态，是教条化、僵化了的程朱理学。

《西游记》与特定文化语境的关涉，古人亦早有察觉。此书一问世，即有不少论者探究其微言大义：言谈禅者有之，言论道者有之。明末清初的袁于令亦云：“文不幻不文，幻不极不幻。是知天下极幻之事，乃极真之事；极幻之理，乃极真之理。……魔非他，即我也。我化为佛，未佛皆魔。魔与佛力齐而位逼，丝发之微，关头非细。摧挫之极，心性不惊。此《西游》之所以作也。说者以为寓五行生克之理，玄门修炼之道。余谓三教 已括于一部，能读是书者，于其变化横生之处引而伸之，何境不通？何道不洽？”袁于令所谓“三教已括于一部”是说一部《西游记》将儒释道三家修身养性的道理都说清楚了。
   孙悟空作为文本主导因素，是明中叶心学思潮中重新挺立的士人主体精神之显现，他象征着自由与超越。他无父无母，“秉天地之精华而生”，说明他生来即“与天地浑然同体”，了无牵挂。他也就自然而然地处于伦理纲常之外了。这个角色有四大特征使之成为心学精神之象征：其一，蔑视一切权威，追求独立自主。孙悟空的最大特点是心目中毫无权威意识。《大闹天宫》一段就是最好的体现。他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敬畏之心。他有极强的自信心，他意志坚强，从不灰心丧气，似乎在他面前就没有不能攻克的难关——所有这一切，无不印证着心学思潮那种“收拾精神，自做主宰”、“宇宙即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象山语)等主体精神。按心学的逻辑，除了人人具足的自在心体乃是一切价值之 源而外，世上再无值得敬畏的权威。他们即是“先知先觉”，即是天下之道的承担者，即是人世间之价值标准的持有者，这与孙悟空那种目空一切、无所顾忌的性格无疑具有内在同一性。其二，追求自由，反对束缚。对心灵自由的向往也正是心学的核心内容。在心学家看来，如能摆脱物欲，就能获得心灵的超越与自由。其三，摆脱物欲缠绕。孙悟空虽然顽皮好事，而且随心所欲，毫无顾忌，但他却绝不为任何私欲所束缚，即使偶尔偷些吃喝(如蟠桃、金丹、人参果之类)，也主要是为了 捣点乱，恶作剧，并非为了口腹之欲。至于名、利、色之类，在他这里一概皆无。也正是这个原因，他才从无私心，更从无害人之心。这也正是心学苦苦追寻的人生境界。其四，有所收束，不放任自流。孙悟空虽有通天彻地之能，有冲天干云之气，但他立身行事并非没有原则，相反，他是一个爱憎分明、有所不为、有所必为的大丈夫形象。这也正是心学思潮最突出的特点之一。心学家虽然以自家心灵为一切价值之本原，挺立起一种惟我独尊的主体精神，不屈服于任何外在压力，但是，他们对于现存社会价值秩序毕竟是认同的，而且其学说在根本上乃是维护巩固这种价值秩序的。孙悟空的降妖伏魔不也同样起着维护现存价值秩序的作用吗？因此，孙悟空的神通广大也罢，心学的精神扩张也罢，实际上都是古代士人阶层主体精神与独立意识的表现。孙悟空角色所包含的深层文化意蕴乃是心学精神。
   唐僧无疑是已然僵化的官方意识形态话语的象征。他的整个存在即是一堆理性原则与条条框框。他俨然就是一个原则的化身了。这是一个最典型的被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所浸透，从而自身即成为这一话语之工具的人物。实际上，在小说的文本世界中，孙悟空与唐僧之间的对立冲突才是最根本的，因为这是两种思想体系的对立冲突。对于唐僧，孙悟空真是急不得、慢不得，实在是手足无措。反过来，唐僧倒拥有制裁孙悟空的法宝——紧箍咒恰恰是官方权力的象征。官方意识形态话语正是借助于权力才得以居于主流地位的。

猪八戒是那种被物欲所遮蔽了良知的人物。他虽不像妖魔鬼怪那样是赤裸裸的肉欲之象征，却也是个毫无形而上之价值追求的实用主义者，这是那些自动放弃了终极价值关怀，一心只知功名利禄的“异化”了的士人的代表。至于沙和尚，这是一个对物欲亦不过分要求，对形而上追求亦不大感兴趣的人，这种人在士人阶层中亦有相当大的代表性。可以说，这师徒四人即是当时社会之缩影，他们分别代表了士人阶层中几种不同的价值取向与人生态度。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任何文本的产生都与当时的社会思潮、历史状况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我们甚至可以在二者之间找到某种对应性的关系。由此，对一个文本进行社会历史分析，我们首先应该重建当时的文化语境，探究文本与文化语境之间深层的制衡关系 ：文化语境是怎样影响并进入文本之中的，文本又是怎样受制于文化语境，并且在一定层面上表现文化语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