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文馆风波

 

京师同文馆成立于1862年，附属于总理衙门。和同文馆相比，总理衙门的成立被逼的成分要多一点，清政府在这方面积极性有限，无论从形式到内容，都有应付洋人之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对洋人讲。这就等于你们要的外交部；对国人讲，你看，我们总理各国事务，还是天朝上国。其人员构成从总理衙门大臣到办事的章京都是从别的衙门临时抽调来的。等于偌大一个机构，没有独立的人员编制，实际上都是想着等形势转好后，就将这个衙门撤了。但是同文馆的成立稍有不同。这是所培养外语翻译人才的新式学校，聘请的教师都是洋人。其设立的初衷是有感于中外交涉言语不通，经常因为词不达意而险酿大衅。基于这一紧迫的现实需要，1862年奕诉奏请创立同文馆时并未遭遇太大阻力，人员都是从翰林院和其他衙门里正途出身的人员中挑选。同文馆设立之初，只是单纯学习英、法、俄三国外语，但随着洋务自强运动的推进，奕诉越来越觉察到，若要切实做到“师夷长技”，不从根本上下工夫，仅仅学习外语是远远不够的。于是1866年末，奕诉以总理衙门的名义正式奏请朝廷在京师同文馆内添设天文算学馆，理由很明确— — “洋人制造机器火器等件，以及行船行军，无一不自天文算学中来”，招生对象也扩大到20岁以上的满汉举人、五贡(恩贡、拔贡、副贡、岁贡、优贡)、秀才，以及科举正途出身的五品以下年少聪慧的官员，聘请洋人教习。朝廷批准照办。然而，这件事却遭到了士林领袖、大学士倭仁的强烈反对。倭仁科举出身，是当年旗人中少有的饱学之士，跟曾国藩一样，一路从翰林院庶吉士、编修、侍讲、侍读、学士这样走过来，属于标准的词臣。和曾国藩一样，他也相当讲究修身明性，以人品好、学问优领袖士林。只是在时代的大变局面前，曾国藩的选择是与时俱进应对西方，而倭仁则抱残守缺，固守中国本位。反对西学。在天文算学馆筹备阶段．倭仁担任同治皇帝的老师，深受东西两宫太后信任。无疑，他的反对对奕诉来说阻力巨大。倭仁在奏折中说，中国人不需要学西洋的东西。我们的忠信仁义即可以为干戈舟楫。如果实在要学，也无需聘请洋人，因为中国地大人多，找国人教授即可。然而奏章一上，马上有诏书让他推荐这样的人才。当然，倭仁就是那么一说，自己根本找不到这样的人才。因此，他也只好不再做声．这时又有旨意下来，要倭仁随时留意，发现这样的人才即刻推荐。接着，最有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素来高倡“夷夏之防”、极度讨厌跟洋人打交道的倭仁，竟然被朝廷任命为总理衙门行走，跟奕诉和文祥一起办洋务。有近代史论者说，他接到这个任命之后，故意从马上跌下，以足疾为由辞掉此职，其实这种说法并不确切，当年倭仁的确差点从马上栽下来，但绝非故意为之，而是真的郁闷生病，即所谓的痰厥之症。这病的确跟他做总理衙门行走有关，但并非装的。没过几年，倭仁就因此而一病不起。倭仁被任命为总理衙门行走，有人说是奕诉戏弄倭仁。其实未必，因为要是倭仁真的上任，奕诉是很难与他共事的。况且这种大事，尽管当时奕诉是首席军机大臣又兼议政王大臣，但也不是他说了算。更大的可能是，西太后想要借倭仁牵制一下日渐“跋扈”的奕诉。可惜，让她想不到的是，倭仁竞因此把自己气病了。不过虽然倭仁阻击失败了，但却制造出巨大的社会舆论压力，当时京师上下对同文馆非议纷纷。一时间，跟洋人学习成了“大逆不道”之事。进士出身的“孔门弟子”，集体抵制同文馆。这种抵制最终发展到了集体抗议的地步。据《郭嵩焘日记》记载，湖南的京官们当时就开了一次集体会议，决议：有进同文馆跟洋人学习的，以后不准进入会院，不是我们的同志，我们集体抵制他。湖南开了端，山西的京官马上就跟进了。结果，算术馆不但招不到学员，连聘请的教习，著名学者李善兰、邹伯奇等人，也都以疾病为由，迟迟不愿去同文馆开课。

即使有个别想加人的，在此情况下，也只能退缩。无奈，奕诉只好退而求其次，在贫苦旗人中选人。但即使这些人，也是看在同文馆优厚的待遇上才来的。因为进同文馆不仅管吃管住，而且每月还有八两银子的津贴。就这样，第一批也仅仅只有7O多人报考，最后勉强录取了3O名， 半年后的例考，又淘汰了2O名“毫无功效之学生”。最后仅剩1O人，不得不与外文馆学生合并。就这样，天文算学馆开设仅半年。即名存实亡。（资料来源：张鸣，江淮文史，2013年第六期，P165-166）

 

【思考讨论】

同文馆风波说明了什么问题？思考洋务运动失败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