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学案例1：《经济学家》论马嘎尔尼访华【案例呈现】
现在，我们从历史回到现实。中国经济发展已居世界第二，而且，许多西方经济学家预测，中国超过美国变成世界第一的日子也不会太远。这时，《经济学家》搬出200多年前的马嘎尔尼，试图向读者解释目前中国人正在追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经济学家》讲的逻辑很清楚：如果中国人的“中国梦”实现了，中国就成了世界第一；中国当了第一，就希望以世界聚会的方式，像1793年那样，“百国来朝”给中国磕头。
法国知名学者佩雷菲特在其《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一书中认为，大英帝国派马嘎尔尼出访大清帝国，其历史意义远远大于马嘎尔尼是否向乾隆皇帝磕头的问题，它反映的是“东方与西方的首次撞击”。
如今，世界已进入了21世纪，东西方的接触碰撞也已经历了200多年。全球化已使各国经济高度互相依存，谁都没能力强迫对方给自己磕头。《经济学家》现在还拿磕头说事，要么是无知，要么就是故意曲解“中国梦”，故意推销翻版的“中国威胁论”。还是英国哲学家罗素说得好：“当我们不把磕头当作一件可笑的事情时，我们才能真正了解中国。”
（资料来源：《马嘎尔尼与“中国梦”》，张兴慧，《中国青年报》，2013年5月10日）
【案例点评】
本案例介绍了英国马嘎尔尼使团访华及其影响。英国马嘎尔尼使团到中国给乾隆皇帝祝寿，这是外交行为，当然也有其背后的目的和要求。双方首先在参拜礼仪上发生分歧，中国坚持跪拜皇帝，虽然最终达成妥协，但反映出双方的分歧较多。据史料显示，英国国王亲自准备给乾隆皇帝的礼物，并没有得到乾隆皇帝的满意。而且英国提出的开口通商等要求，也被乾隆皇帝一一拒绝。这件事一方面反映中国当时防范外国势力意识极强，有利于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安全；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清朝政府盲目自大、闭关锁国，对外采用被动应对，忽视向西方学习，最终导致落后挨打，是极为深刻的历史教训。
教学案例2：《黄祸图》——最早的“中国威胁论”
【案例呈现】
其实，“中国威胁论”的说法由来已久，总的来看，它经历了以下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中期。这一时期，西方列强基于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需要，开始了最早的“中国威胁论”宣扬。
“中国威胁论”根源于19世纪西方文化帝国主义，是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产物。当时，已完成工业革命的英美等国家，在资本逐利的驱使下开始疯狂海外殖民，与此同时制造出“西优东劣”的观念为殖民行为辩护。
在此过程中，基于13世纪蒙古人西进欧洲以来形成的“黄祸”历史记忆，中国具有一种东方式的“威胁”和“内在的残暴性”是西方表述中国众多主题中颇为显著的一条。
“黄祸”威胁的缘由五花八门，他们或担心中国的强大和综合国力的增强，或恐惧中国人可能的“种族仇恨”，或忧虑中国人可能的“觉醒”，或担心中国对西方商业上的冲击，等等。对来自中国“黄祸”的恐惧，成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整个西方世界的一种普遍现象。
第二阶段：20世纪中期至90年代。这一阶段，中华民族历经百年抗争，最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了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外部压迫，赢得了民族解放与独立并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西方世界基于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大肆宣扬“中国威胁论”。
当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从冷战需要出发，极端仇视红色政权，对新生政权全力封堵包围。朝鲜战争爆发后几个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参战，并与“联合国军”展开殊死较量。西方世界再次炒作“中国威胁论”，大谈中国军事威胁，并认为中国革命胜利会在东南亚引发多米诺牌效应。这一时期，西方世界对红色中国进行了疯狂的“妖魔化”宣传，中国被歪曲为大多数西方人心中的“专制、好战的红色恶魔”。
第三阶段：冷战结束后至今。这一阶段，中国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中，经受住了世界社会主义阵营解体的巨大冲击，并走向发展崛起的道路。在此过程中与外部世界产生了矛盾冲突，西方及周边相关国家基于利益因素，掀起新一轮“中国威胁论”。
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苏东剧变、世界社会主义阵营解体，持续近半个世纪的冷战结束。中国在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此后经济高速发展，政治影响力显著上升，军事力量持续增强。面临中国力量不断上升的趋势，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和一些中国周边国家，不断宣扬“中国威胁论”。
与此相呼应，西方学者发布相关理论，从文明、意识形态等角度进一步论证“中国威胁论”。其中，影响最大的当数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认为文明冲突是未来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伊斯兰文明和儒家文明可能对西方文明提出挑战并引发战争。另一重要理论就是“民主和平论”，认为民主国家之间更不容易发生战争，而中国之类的“专制”国家则制度性地蕴含着更多的战争可能性。这一期间，美、日等国报刊先后发表了多篇“中国威胁论”的文章，如《正在觉醒的巨龙：亚洲真正的威胁来自中国》《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鼠年》《红龙跃起》《美国太平洋海洋统治遭遇中国挑战》《论中国这个潜在的威胁》等，大肆渲染“中国威胁论”。
与前两轮“中国威胁论”相比，新一轮“中国威胁论”表现出多元复杂的特征。就其宣扬主体而言，既包括西方国家，又包括周边相关国家。就其实质内容而言，既包括“军事威胁论”“意识形态威胁论”，又包括“经济威胁论”“文明威胁论”“生态威胁论”等。
（资料来源：《从容淡定应对“中国威胁论”》，释清仁，《中国青年报》，2012年4月6日）
【案例点评】
近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发动野蛮侵略，遭到中国人民的顽强抵抗。西方列强散布各种思想，瓦解中国人民的反抗斗志，“黄祸论”就是其中之一。西方借助这类思想对中国进行文化渗透，是西方对中国进行侵略的又一种形式。
教学案例3：抢掠圆明园
【案例呈现】
有一天，两个强盗走进圆明园，一个抢了东西，一个放了火，仿佛战争得了胜利便可以从事抢劫了。在两个胜利者瓜分赃款的条件下，圆明园大规模地遭到了蹂躏……把我们各大教堂的宝藏集拢在一起也是抵不上东方这所庞大的、辉煌的博物院的。里面不但有各式各样的艺术杰作，并且堆积着金银珠宝。是丰功伟绩，也是贼运亨通，这个胜利者把口袋装满，那个把箱筐装满，他们手拉手，笑嘻嘻地回到欧洲。这就是那两个强盗的历史。我们欧洲人是文明人，在我们眼中，中国人是野蛮人，可是你看文明人对野蛮人干了些什么。
（资料来源：《帝国主义侵华史》，丁名楠，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158页）
【案例点评】
这是著名作家雨果描述的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罪行。圆明园是中国园林建筑的精品，是整个人类文明的杰作。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攻占北京，抢掠圆明园珍宝，最后火烧圆明园，这是人类社会的耻辱。英法军队还称自己是“文明人”，但他们的所作所为充分暴露出强盗嘴脸。这个案例有助于学生认清帝国主义侵略的本性及对中国造成的危害。
教学案例4：三元里人民抗英
【案例呈现】
广州北郊的三元里乡人民有着反抗帝国主义的优良传统。1840年6月，英国发动对华鸦片战争。1841年5月29日，英军劫掠队到三元里一带抢劫，侮辱菜农韦绍光的妻子。韦绍光等人忍无可忍与敌力搏，打死几名英兵。随后，三元里附近103乡人民“义愤同赴”，组成反侵略武装抵御英军。5月30日早晨，数千名“义勇”逼近英军司令部所在的四方炮台，诱敌至牛栏岗，经过一天激战，打死英军200多人，三元里人民大获全胜。为了永远缅怀英烈们的英雄业绩，新中国成立后，广州市人民政府于1950年10月在三元里村西门楼的山冈上，建起了三元里人民抗英烈士纪念碑，纪念碑四周建成三元里抗英纪念公园。公园占地面积7920平方米，布局庄严肃穆。当年三元里人民誓师抗英的三元古庙遗址已于1958年11月辟为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史料陈列馆，附近立有三元里人民抗英烈士纪念碑。
（资料来源：《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史料简介》，杜定成，《岭南文史》，1993年第02期）
【案例点评】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广州三元里人民英勇抗击英国侵略者，取得三元里战斗的胜利，与战场上清军失败形成鲜明对照。为什么三元里人民会取得胜利？细致分析有“天时、地利、人和”等因素，当然人和是最重要的，只有广大民众团结起来，才能彻底打败侵略者。这则案例介绍了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纪念馆和纪念公园的情景，有助于我们缅怀三元里抗英英雄，永记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
教学案例5：通州八里桥之战
【案例呈现】
八里桥之战是冷兵器部队与火器部队较量最为悲壮的挽歌。1860年9月，英法联军一万八千多人与清军三万九千多人，其中包括蒙古马队一万人在八里桥开战，其中彪悍的蒙古马队以及不怕死的蒙古勇士们，向敌阵勇猛冲锋。但是他们面对不是13世纪的欧洲人，而是杀伤性极强的新式枪炮。以血肉这躯去迎战铁铸的大炮，结果可想而知，三万九千人的清军伤亡过半，伏尸遍野。僧格林沁的皇家大旗，也落入了胜利者的手中。再看英法联军这里的伤亡人数，竟然仅有12人。这场大战的特殊之处，在于这是冷兵器部队与火器部队的较量。
有个法国人写了一本书，名为《中国远征记》，对于蒙古骑兵的勇敢，也如实作了记录：“炮弹和子弹无法彻底消灭他们，骑兵们似乎是从灰烬中重生。他们如此顽强，以至于一时间会拼命地冲到距大炮只有30米远的地方。我们大炮持续和反复地排射，炮弹于他们的左右飞驰，他们在炮火中倒下了。”
法国德里松伯爵在他的书《翻译官手记》中记录：“我们的炮弹造成了成批的杀伤。死神一刻也没有歇手，却并没有吓倒这些不灵活却勇敢的斗士，他们寸步不退。”
【案例点评】
通州八里桥之战中，英法联军作为工业革命后的现代军队，从欧洲火药桶以及一系列殖民地战争中锤炼出来，从战术组织、训练水平、武器装备等方面，对于冷兵器军队是一种全方位碾压，这是两个时代的战争，而蒙古骑兵最后的英勇，也成为战争史上最为悲壮的挽歌。这是“落后就要挨打”的真实写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