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学案例1：《天朝田亩制度》（节选）【案例呈现】
凡分田，照人口，不论男妇，算其家人口多寡，人多则分多，人寡则分寡，杂以九等。如一家六人，分三人好田，分三人丑田，好丑各一半。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此处不足，则迁彼处，彼处不足，则迁此处。凡天下田，丰荒相通，此处荒，则移彼丰处以赈此荒处，彼处荒，则移此丰处以赈彼荒处。务使天下共享天父上主皇上帝大福，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也。凡男妇，每一人自十六岁以尚，受田多逾十五岁以下一半。如十六岁以尚分尚尚田一亩，则十五岁以下减其半，分尚尚田五分；又如十六岁以尚分下下田三亩，则十五岁以下减其半，分下下田一亩五分。
凡天下，树墙下以桑。凡妇蚕绩缝衣裳。凡天下，每家五母鸡，二母彘，无失其时。凡当收成时，两司马督伍长，除足其二十五家每人所食可接新谷外，余则归国库。凡麦、豆、苎麻、布帛、鸡、犬各物及银钱亦然。盖天下皆是天父上主皇上帝一大家，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则主有所运用，天下大家处处平均，人人饱暖矣。此乃天父上主皇上帝特命太平真主救世旨意也。
凡二十五家中，设国库一，礼拜堂一，两司马居之。凡二十五家中所有婚娶弥月喜事，俱用国库；但有限式，不得多用一钱。如一家有婚娶弥月事，给钱一千，谷一百斤，通天下皆一式。总要用之有节，以备兵荒。凡天下婚姻不论财。凡二十五家中陶冶木石等匠，俱用伍长及伍卒为之，农隙治事。凡两司马办其十五家婚娶吉喜等事，总是祭告天父上主皇上帝，一切旧时歪例心除。其二十五家中童子俱日至礼拜堂，两司马教读《旧遗诏圣书》《新遗诏圣书》及《真命诏旨书》焉。凡礼拜日，伍长各率男妇至礼拜堂，分别男行女行，讲听道理：颂赞祭奠天父上主皇上帝焉。……凡设军，每一万三千一百五十六家先设一军帅。次设军帅所统五师帅。次设师帅所统五旅帅，共二十五旅帅。次设二十五旅帅各所统五卒长。次设一百二十五卒长各所统四两司马，共五百两司马。次设五百两司马各统五伍长，共二千五百伍长。次设二千五百伍长各所统四伍卒，共一万伍卒。通一军人数共一万三千五十六人。
凡天下每一夫有妻子女三、四口，或五、六、七、八、九口，则出一人为兵。其余鳏寡孤独废疾免役，皆颁国库以养。
（资料来源：《天朝田亩制度》，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1册，第321页）
【案例点评】
本案例讲述的《天朝田亩制度》是太平天国运动的土地革命纲领，集中反映了太平天国的社会理想和社会改革方案。《天朝田亩制度》反映了太平天国“有田同耕，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社会理想，但是由于它建立在维护小生产者的基础上，事实上即便在太平天国控制的地区，该制度也未能实行，实践证明这是一个具有空想色彩的社会改革方案。
教学案例2：太平天国领袖集团矛盾的激化
【案例呈现】
首先突出起来的是洪杨矛盾。洪杨的矛盾可以说由来已久。早在金田起义之前，杨秀清取得了代天父传言的地位，这是对洪秀全权位的挑战和威胁。到建都天京以后，他更是包揽军政实权，培植起雄厚的亲己势力，渐渐地，对自己的位次在洪秀全之下也不能容忍。杨秀清企图不仅在实际权力，而且在名位上都不能居于洪秀全之下。为了张扬自己，显示威风，他兴建的府第，也是极为奢华。杨秀清自恃功高，天朝所有实际事务都是先在东王府商定，然后才会奏于天王府的，洪秀全则无不照例批准，画诺而已。杨秀清甚至利用天父传言的地位和权力，借口洪秀全粗暴地对待嫔妃和女官，要予杖责，众官员再三恳请开恩赦免和代为受过，杨秀清都不肯。直到洪秀全俯首听命，表示甘愿接受杖责方罢。杨秀清先以天父威逼于前，又以“良臣良弟”的“本身”登朝劝慰于后，洪秀全也破格地在金龙殿设宴招待杨，双方都心照不宣，假戏真做。到1856年夏末秋初，更发生了杨秀清逼封万岁的事件。事情至此，便把洪杨矛盾推到激化的高峰，成为天京事变爆发的导火索。
同时，杨韦矛盾也尖锐起来。杨秀清的专横跋扈，不只是对洪秀全一人。他是上压天王，下欺诸王。在杨秀清的压抑下，韦昌辉采取“韬讳”之计，阳奉阴违。韦昌辉在表面折服、迎奉杨秀清的同时，暗中却利用洪杨矛盾，想借助于洪秀全把杨秀清除掉。他也极力讨好洪秀全。随着洪杨矛盾的激化，韦昌辉便加紧了联洪反杨的活动。据《石达开自述》说，韦昌辉曾请洪秀全诛杨秀清。当时，洪秀全还持“坚忍不怒”的态度。及至杨秀清逼封万岁的事件发生后，洪秀全便采取了联韦诛杨的行动。此外，杨秀清的专横跋扈，也激化了与石达开、秦日纲之间的矛盾。石达开虽然在太平天国领袖集团中地位较低，但因统帅军队在战场上指挥作战，拥有较雄厚的实力。他同韦昌辉始甚相善，并得到洪秀全的倚重。杨秀清也喜欢他的诚实忠厚，故屡委以军事，并常常利用他去分韦事权。后来，由于杨秀清跋扈日甚，“威逼太过”，也渐渐引起石达开不满。对杨秀清嫉恨的还有燕王（1854年封）秦日纲。于是，共同的思想情绪就促使石达开与韦昌辉、秦日纲一度结成同盟，谋杀杨秀清。可见，在天京变乱爆发之前，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内部矛盾已是严重激化了。矛盾的交汇点在东王杨秀清身上，他成了众矢之的。这样，他的被杀就不是偶然的了。清除他，就成了天京变乱的开场戏，他也就成为天京变乱中的首当其冲的牺牲者。
【案例点评】
本案例讲述天京事变爆发的原因。天京事变的爆发是太平天国领导层矛盾长期斗争的结果。天京事变导致杨秀清、韦昌辉先后被杀，石达开出走，太平天国领导核心瓦解，成为太平天国由盛到衰的转折点。
教学案例3：洋务企业管理的腐朽性
【案例呈现】
洋务运动的产品成本高昂、质量低劣，逼得李鸿章不得不继续购买外国装备来建设中国国防，原因何在？一是采购大吃回扣。中国商人给官员回扣自古天经地义，毋庸再提；洋商与中国官员打过几回交道，也入乡随俗了。克虏伯进入中国不久，就学会了在合同金中划出专门比例送回扣。痛心疾首的李鸿章专门出台规定：所有采购都要经总办（总负责人）以及采买、支应、会计三个有关部门共同签字才能生效。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李大人此举见效甚微。二是人力成本高，来华工作的洋人工资远比在本国工作要高。中国没有技术骨干，只能求助于洋人。问题在于，很多有关系的中国人想方设法挤进这些“有钱途”的洋务单位。19 世纪70 年代初，江南制造局只有40 个官员负责管理；到19 世纪70 年代末，就有80 个官员“吃拿卡要”了。这一情况并非李鸿章的江南制造局独有，左宗棠创办的福建船政局问题更为严重：高价买来的木材、煤炭和金属材料居然“不堪使用”；拖欠工人工资也是见怪不怪；局中职员多系福建达官显宦的亲友，连官居二品的船政大臣沈葆桢处理人事时也深感“棘手”。江南制造局和福建船政局，一处上海，一处福州，相距上千里，风土虽迥异，贪腐却雷同，不能让人扼腕叹息。
【案例点评】
洋务运动，即自强运动，典出《易经·乾卦》：“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用此一旧式语言概括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现代化改革，已暗示了面对传统时的瞻前顾后。洋务派提出了许许多多改革方案，但由于旧体制的掣肘，改革中的贪腐现象也如影随形。本案例论述了洋务运动“自强”中的另一面——贪腐现象，让我们深刻地理解了为何洋务运动不能实现“自强”，更深刻地认识到恰恰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指导思想中的“体”限制了“用”的效用发挥，腐朽没落的清朝封建专制体制和官员不会也不能自发和自觉地运用现代观念推动洋务运动的深入开展。最终，只能演化为各种贪腐乱象。
教学案例4：派遣留学生
【案例呈现】
当今社会重视教育，留学教育是被关注的重点之一。在教育交流中，留学生是最活跃的载体，同时也是最早受到关注的研究对象。近20年来，有关留学生派遣制度的研究仍然是一难点。洋务运动首开留学之风，本文拟对洋务运动时期留学生派遣制度形成的背景及影响作一探讨，总结其经验教训，为发展当代社会的留学生教育提供借鉴。下面就背景及影响进行研究和探讨。洋务运动时期留学生派遣制度形成的背景发端于19世纪60年代。以“自强”“求富”为主要内容，以“中体西用”为主要纲领的洋务运动有力地冲击了当时闭关自守的封建制度和落后守旧的社会风气，特别是在西学东渐，西方的先进文化冲破樊篱不可阻挡地流入中国的时候，如何对待当时西方的先进文化？是心劳日拙地再建樊篱、重新把中国囿于闭关自守的高墙内，还是面对现实，顺应历史潮流去学习西方的先进文化以图自强？这是当时顽固派与洋务派争论的焦点。结果是洋务派顶住了顽固派的“师敌忘仇”“夷夏不别”等的谩骂，尤其是在两派关于同文馆学生拜洋员为师辩论的六年后，洋务派又进一步向清廷提出了向国外派遣留学生的问题。
【案例点评】
本案例讲述了洋务运动中中国派遣留学生的事例。洋务运动在学习西方的同时迫切感受到人才的缺乏，为了培养洋务人才，于是选派人员出国。这在当时具有积极的作用。通过案例不难看出，当时出国留学的幼童，不少人学有所成，后来为祖国的建设作出巨大贡献。说明选派人员出国是一项具有远见的安排。当然，由于顽固势力的反对，留学事业也遭受挫折，但总体来看，留学事业发展越来越好。特别是到了19世纪90年代以后，留学成为一种风气。大批国人到欧美、日本留学，不仅培养了大批科技人才，也培养了大批辛亥革命的有识之士。
教学案例5：康有为的政治改革策略及其失误
【案例呈现】
康有为（1858—1927），广东南海人，是1898 年戊戌变法中维新派的领袖。康有为推动戊戌变法政治改革，主要通过两条途径：一是大造变法舆论，通过著书立说、开学堂等方式，宣传改革主张；二是通过屡次上书、进呈书籍等方式，鼓动光绪帝变法，策划和推动改革的实践进程。戊戌变法最终以失败告终，虽然失败的根本原因是新旧势力对比过于悬殊，然而康有为在这场政治改革中也有不少失误。
首先，康有为对政治改革的艰巨性、复杂性估计不足，没有充分考虑到改革的阻力和社会承受度。康有为曾对光绪帝说，日本明治维新“施行三十年而强”，我们“国土之大，人民之众，变法三年，可以自立，此后则蒸蒸日上，富强可驾万国”。这番话当然有为光绪帝打气树立信心的成分，但也太过乐观。在103 天里，光绪帝急忙下了180多道新政改革的上谕、命令，但在守旧官员的抵制、敷衍下，很多都成了一纸空文。
康有为政治改革策略的核心措施是在宫中开制度局，重用维新人士为皇帝立法定制，然后成立12 个新政局，实行各项新政。守旧势力认为这是要尽废军机、六部，于是他们施了偷梁换柱之计，把康有为建议的“选天下通才二十人置左右议制度”，改为“选翰詹科道十二人，轮日召见备顾问”，仍由旧官僚充数，巧妙地扼杀了制度局之议。改革措施操之过急，超过社会承受力，还表现在裁冗署、撤绿营改革举措上。裁冗署是康有为提出的改革官制措施的一部分，其涉及面过大，一下就要裁撤詹事府、太仆寺等一大批衙门，以及三省巡抚、河道总督等官员，而且光绪帝严令“限一个月办竣复奏”，以致朝野震骇，有的衙门如太仆寺“堂司等官一哄而散”。其他改革措施包括练新军、撤绿营，引起大批绿营官兵失业恐慌。“许旗人自谋生计”一项，使一向依靠国家供养的旗人们人人自危。守旧官僚、绿营官兵等都把康有为视为不共戴天之仇敌，叫嚷着要“杀康梁以谢天下”。至于9 月4 日，光绪帝以阻挠礼部主事王照上书为由，罢免了礼部尚书、侍郎6 位堂官（即正副部长），更是激化了矛盾，加快了守旧势力扼杀改革的步伐。
其次，康有为不顾国情，照搬外国改革模式，幻想依靠外国支持。康有为多次宣称“我朝变法，但采鉴于日本，一切已足”，殊不知日本与中国国情完全不同。康有为还大力提倡联英联日，甚至建议聘请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和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来当中国新政顾问。
最后，康有为信奉英雄史观，迷信皇帝和自己的能力，不善于团结同盟者，更不愿发动广大群众，以致陷于孤立。在维新运动兴起时，洋务派官僚曾表示支持，李鸿章要捐钱加入强学会，却被康有为拒绝，把他推到了对立面。对人民群众，康有为更以“民智未开”加以轻视。连他最得意的门生梁启超也看到了康有为的弱点，发出“谓之政治家，不如谓之教育家；谓之实行者，不如谓之理想者”的感慨。
【案例点评】
本案例讲述的是康有为的维新运动及其失误。康有为上书、传播维新思想，推进维新运动，其改革策略的失误成为戊戌维新运动失败的重要原因。
教学案例6：谭嗣同慷慨赴难
【案例呈现】
谭嗣同慷慨赴难那年，才34 岁！短命的戊戌变法在慈禧太后的政变声中流产，谭嗣同将自己的文牍交付梁启超，嘱其东渡日本避难，自己则选择慷慨赴义。他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召后起。”日本志士曾派人与之联络，表示当保护营救，他毅然回绝，并告来人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9 月24 日，谭嗣同在北京浏阳会馆被捕，四天后在菜市口殉难。他的青少年时代，大半在甘肃度过。他的父亲谭继洵在甘任按察使、布政使，他即随父在府中读书。他曾朝着西北的更西方向驰驱，远走大漠边塞；曾和仆从一道，张弓纵鹰，与边民同在凛冽朔风中疾驰竞猎；曾率仆从数人骑马出塞，在冰天雪地中往复七昼夜，行程1600 余里，返回后，髀股被马鞍磨至血肉淋漓。他被捕后候刑期间题诗：“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这是何等气概！十余岁时，他即对王夫之的思想大感兴趣。一方面是压抑了两百多年的民族主义思想的抬头，另一方面经世济民的学问深植胸中，他也便顺理成章地厌憎窒息人性的八股科举，故而曾在课本上写下“岂有此理”。后来他和北京的义侠大刀王五相交善，成为生死不渝的挚友，基础就是他的学养所致，尤其是其中民主性精华和唯物色彩的思想影响最大。
（资料来源：《谭嗣同及其变法的心曲——戊戌变法失败的深层原因》，伍立阳，《海南日报》，2008年12月22日）
【案例点评】
本案例讲述的是百日维新失败后，谭嗣同面对牺牲，英勇无畏、从容就义的气概。他的名言警句传颂至今。他的慷慨赴难也让更多的志士仁人认清了清朝腐朽反动的本质，放弃了改良道路，投身于辛亥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