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推动中华民族大进步

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三十年，国家建立起较为完整的基础工业和国防工业体系，基本实现医疗平等与教育平等，解决了中华民族自清末以来“挨饿受穷”与“目不识丁”这两大基本民生问题；后三十年进行了改革开放，创造性地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把“一穷二白”的中国变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独立自主地探索出了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之路。两个三十年前后衔接，尽管中间遭遇重大挫折，但都是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建设现代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接续实践，都是中华民族建设现代文明的重要阶段。在此过程中，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全面提高，各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程度不断加深，中华民族迎来了大发展大团结大进步的局面。

一、经济跨越式发展

新中国成立之后，党和国家开启了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现代化实践，彻底改变了中华大地百年来积贫积弱的历史面貌。新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经

济制度，统一了财政金融体系，打造了全国统一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促进了区域间的产业结构功能互补，充分利用社会主义优越性，通过政策手段推动民族地区跨越式发展。改革开放后，中国人民辛勤拼搏，探索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经济快速发展，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引擎；民族地区经济结构不断优化，社会发展水平不断提高，为各族人民全面脱贫和共同富裕打下坚实基础。

1952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仅为679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119元。经过长期努力，1978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增加到3679亿元，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为1.7%，居全球第11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1986年经济总量突破1万亿元；2000年突破10万亿元大关，超过意大利成为世界第六大经济体；2010年达到41.21万亿元，超过日本并连年位居世界第二。从发展速度看，1979—2012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8%，而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速只有2.8%。我国外汇储备从1978年的1.67亿美元、居世界第38位，到2012年的3.31万亿美元、连续7年稳居世界第一位。

“让各少数民族得到发展和进步，是整个国家的利益。”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通过制定优惠政策、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等措施，有力提高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极大改善了少数民族贫穷落后的面貌。1952年，民族地区生产总值总量仅为57.86亿元，1978年增长为324.1亿元，2000年增长为8410.75亿元，2005年增长为1.74万亿元，2012年增长为5.85万亿元。民族地区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量首次突破1000亿元用了45年，突破2000亿元用了10年，突破3000亿元用了2年，突破4000亿元只用了1年。

在党和国家重大战略的支持下，民族地区经济活力不断增强。中央对民族地区人均转移支付占民族地区人均财政支出的比重，历年均值都明显高于非民族地区。2005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进一步加强民族工作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同时编制实施《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规划(2005-2010年)》《兴边富民行动“十一五规划”》《少数民族事业“十一五”规划》三个国家级规划，极大地推动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民族地区工业化水平迅速提升。此前，民族地区基本没有现代工业。“一五”期间，中央政府围绕苏联援建的156个项目，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社会主义现代化所需的初步工业基础，其中40个项目布局在民族地区。1964年，中央启动大规模的“三线建设”，在贵州、云南、青海、宁夏及豫西、鄂西、湘西、桂西北等三线建设重点区域，形成了若干新的工业中心，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民族地区工业布局和结构，为民族地区工业化发展提供了人力、资金和技术资源。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兴建了西气东输、西电东送、青海30万吨钾肥工程等重大项目，民族地区建立了重要工业生产基地，走出了立足本地资源优势的工业发展道路。随着民族地区工业化建设推进，农牧业在经济中所占比重明显下降，工业所占比重显著提升。1952年，民族地区一、二、三产业比重分别为73:13:14;1978年，该比重变为36:42:22;2005年，变为19:42:39;2009年，变为15:46:39。

伴随经济产业发展，民族地区的居民收入也稳步增长。1952年，民族地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分别为：内蒙古173元，广西67元，贵州58元，云南70元，西藏115元，青海101元，宁夏126元，新疆166元；到1978年分别增加到内蒙古317元，广西225元，贵州175元，云南226元，西藏375元，青海428元，宁夏370元，新疆313元；到2000年分别增加到内蒙古6502元，广西4652元，贵州2759元，云南4770元，西藏4572元，青海5138元，宁夏5376元，新疆7372元。民族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78年的306元增加到2009年的14070元，增长了45倍；农牧民人均纯收入由1978年的138元增加到2009年的3931元、增长了27倍。农村贫困人口从2001年的3076.8万人下降到2009年的1452万人，部分少数民族实现整体脱贫。

二、政治文化认同大凝聚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族人民积极投身建设新中国的各项事业。各族人民共同捍卫国家领土完整、主权独立，共同开拓并守护着祖国的辽阔疆域。各民族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这一时期不断深化。

20世纪50年代初，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军为主力的进藏部队，爬雪山、涉激流、忍饥寒，既当“战斗队”又当“生产队”，既当“工作队”又当“宣传队”，完成了和平解放西藏的伟大使命。此后，成千上万的干部人才响应党的号召，支援西藏建设，以战天斗地的豪情壮志，留下了感天动地的光辉事迹。1954年10月，党中央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驻疆部队大部就地集体转业，组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一批又一批复员转业军人、城乡青壮年和大中专毕业生从祖国四面八方陆续来到新疆，加入兵团这支新中国屯垦戍边大军。几代兵团人发扬“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的兵团精神，白手起家，艰苦奋斗，把亘古荒漠改造成生态绿洲，开创了新疆现代化事业，创造了人类发展奇迹。

藏族人桑杰曲巴默默坚守边境几十年的事迹非常能体现各族儿女捍卫祖国领土的朴素情怀。在位于中印边界地区的西藏隆子县玉麦乡，他和两个女儿在1996年之前的34年里是这片辽阔土地上仅有的居民。在几乎与世隔绝的日子里，他们坚持在家举行升国旗仪式。五星红旗在上空飘扬，国家认同在心中扎根。住在这里，就是在守护祖国领土。这个普通的藏族家庭用三代人近60年时间，捍卫着祖国西南边疆3644平方千米土地上的一草一木，践行着“家是玉麦，国是中国”的家国情怀。2017年，桑杰曲巴的女儿卓嘎、央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了一封信汇报玉麦的发展情况。2017年10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距玉麦乡4089千米的北京给姐妹俩回信写道：“希望你们传承爱国守边的精神，带动更多牧民群众像格桑花一样扎根在雪域边陲，做神圣国土的守护者，幸福家园的建设者。”

各族人民用丰富多彩的艺术形式，表达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涌现出了一大批传唱至今的爱国主义艺术作品。1964年，解放军战士杨正仁(白族)听到旋律优美的佤族民歌，即兴创作了《阿佤人民唱新歌》，这首歌迅速传遍佤山村寨，并唱遍全国，是“党的光辉照边疆、边疆人民心向党”的生动诠释；电影《芦笙恋歌》《边寨烽火》《五朵金花》《刘三姐》《冰山上的来客》等，都深刻反映了各族人民质朴的家国情怀，表达了各族人民对党的热爱和拥护，成为历久弥新的文艺经典。

改革开放后，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认同感不断增强。面对大灾大难，各族儿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体现了中华民族是一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2008

年5月12日，一场8.0级特大地震骤然袭击了汉、藏、回、羌等民族聚居的四川汶川，一时之间牵动了每个中华儿女的心。在党中央的号召下，各地政府、军队人民群众团结一心，组成医疗队赶赴前线，涌现了诸多手拉手、心连心的感人故事。72小时内14.6万名陆海空和武警部队官兵驰援灾区；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生活补助应急资金紧急下拨，灾区群众生活物资得到保障。地震后半年内，全国为汶川地震灾区募集款物762.14亿元，全国4550多万名党员自愿交纳抗震救灾“特殊党费”97.3亿元；台湾同胞向灾区伸出援手，以各种方式表达关怀、提供帮助。海外侨胞的捐助活动反应速度之快、捐助规模之大、参与地区和人员之广，也是历史少有。同时，祖国大陆也永远是港澳台地区最强有力的支撑。2009年8月8日，“莫拉克”台风肆虐台湾，祖国的骨肉亲人无不牵挂着遭遇50年不遇风灾水患的台湾同胞，在短短不到3日内，就向台湾灾区提供首批捐赠现金合计达1.06亿元人民币、500万港元。

三、人口流动与社会融合加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推动建设包括“三线建设”在内的国家工程。全国的资源、人口在国家统一规划下重新配置，包括许多专业技术人士在内的人口迁入边疆民族地区。改革开放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社会流动性达到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中国社会整体上迈向全面开放，各族人民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交往频繁，“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社会氛围逐渐形成。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国流动人口主要包括干部南下和“一五”期间国家为集中力量进行工业化建设而迁移的大量人口。流向主要是由东部向中西部，由内陆向边疆民族地区，由人口稠密地区向人口稀疏地区。1950—1982年，年均净迁入人口最多的地区依次为黑龙江、安徽、贵州、新疆、陕西、内蒙古等，大多为西北、东北等边远地区；年均净迁出人口最多的地区依次为山东、广东、上海、江苏等省市。人口大流动推动了内地与边疆、东部沿海与中西部的经济社会文化交流。大批汉族干部、工人、科学技术人员、教师、医生到民族地区，和当地各族人民一道为开发和建设民族地区贡献力量。

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我国流动人口迅猛增长，规模不断扩大。1982—1990年，我国流动人口从657万人增加到2135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从0.6%增长到1.9%，平均每年约增加185万人。1990—2014年，流动人口进入快速增长期，2000年已超过1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9.5%;2010年为2.21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6.5%。少数民族人口流动速度也逐步加快，成为我民族（333页）结构性变化的突出特点之一。1982年，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仅有34万人，流动参与度(0.5%)低于汉族人口0.2个百分点。此后开始持续增长，在1990年、2000年、2010年分别增至114万、744万、1526万。

伴随着人口的大规模流动，中国经历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城市化率以年均超过1%的速率增加。2000年后，随着西部大开发、新型城镇化等国家统筹区域、城乡发展战略的实施，民族地区的城镇化得到较大发展，不仅少数民族人口的城镇化率在2010年达到32.84%，而且到民族地区开发建设、经商务工、旅游观光的非本地人口也遍及边疆的每一个城镇。

频繁的跨区域人口流动，对人口分布格局产生了直接影响。各民族在社会生活中的紧密联系程度前所未有，为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进一步深化提供了空间，为各族人民全方位互嵌奠定了基础。这一不断增强的趋势进一步强化了中华民族共同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多元一体格局特征。

四、文化共享共传迅速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各族人民积极投身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共同塑造了开放进步和探索前行的现代精神气质；共同构建了以“祖国统一、民族团结”为主题的国家文化叙事体系，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认同更是产生了持续而深刻的影响。国家投入大量资源、改善民族地区文化基础设施，培养民族文化专业人才，抢救濒危民族文化遗产等，推动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守正创新发展。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确定了文化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繁荣发展了社会主义文化。思想上，批判封建文化，树立正确历史观，用马克思主义教育亿万人民；实践中，加大对文化建设基础设施的投入，实施大型文化工程，创作了如红色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等表现人民群众改天换地创举的艺术精品。艰苦创业、奋发图强成为时代最强音，中华民族的精神面貌和社会风尚焕然一新。

党和国家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教育，传播社会主义新文化，宣传社会主义新观念，培育社会主义新人。1949年，中国有80%以上的人口是文盲。1928—1949年，中国累计有大学毕业生18.5万人，仅占全国成年人口的万分之七，比清代举人比例还低，各级教育均未普及。新中国成立后，教育普及和“学校向工农开门”成为全国教育界最重要的口号和方针。在大学招生时，国家明确要求在考分相近的情况下，优先录取工农毕业生、复员军人、烈士子女、少数民族学生和华侨学生。1949—1978年，中国学前儿童的入学率从新中国成立前的20%左右激增到94%，成年人的文盲率则在这30年间下降了60%以上，越来越多的国民通过系统教育达到了较高的文化程度。人民教育传统的确立，堪称一场无声而又影响深远的革命，极大地提高了中华民族的整体文化素质。

国家还采取各种优惠政策与措施，发展民族地区教育事业、科技事业、卫生事业等，保护传承少数民族优秀文化。西藏和平解放后，雪域高原上建立了第一所民办小学、第一所夜校、第一个电影放映队，藏族文化从此开始了现代转型进程。通过创建民族高等院校，很多少数民族人民从此改变人生轨迹，走向更广阔的人生舞台。2006年，国家启动“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招募数万名高校毕业生到西部地区“两基”(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攻坚县农村学校任教。到2008年底，全国民族自治地方699个县级行政区划单位中有674个县(市、区、旗)实现了“两基”目标。朝鲜族、满族、蒙古族、哈萨克族等14个少数民族的人均受教育年限已经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国家投入大量资源，改善民族地区文化基础设施，培养传承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专业人才、抢救濒危民族文化遗产等。如组织3000多名专家学者，历时30多年完成了《中国少数民族》《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丛书》《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五种少数民族丛书的编纂和出版，合计403册，9000多万字，发行50多万册，全面系统地反映了我国少数民族的历史与现实情况；收集整理了《格萨尔》《江格尔》《玛纳斯》三大英雄史诗；投入巨资对西藏的布达拉宫、罗布林卡等以及青海的塔尔寺、新疆的克孜尔千佛洞等大批重点文物进行维修和保护；专门设立国家级少数民族文艺奖项，如“骏马奖”(文学)、“孔雀奖”(后为“文华奖”);定期举办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和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等；保护和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事业，在第一批和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少数民族项目共367项，占35.7%，其中，人口较少的民族地区的项目共有41项，在前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中，少数民族传承人占26.4%;

总之，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民族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实现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对其他民族的警惕、隔阂和猜忌心理，在各民族的平等交往和频繁沟通中得以逐步消除。但是，在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的背景下，一些地区突出少数民族文化的特殊性，通过宣扬“落后”“猎奇”的风俗习惯，博取眼球，获得经济效益，一些人刻意凸显少数民族身份，淡化中华民族认同，有意无意忽视中华民族共同性，这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产生了消极影响，提出了迫切挑战。

小结

从中华民族演进发展的几千年历史来看，新中国成立后到党的十八大召开前，虽然只有短短60多年，却绘就了中华民族历史上空前波澜壮阔的精彩画卷，成为中华民族大团结大发展大进步的转折与升华期。经过60多年顽强不懈的努力，中华民族完成了由传统向现代的过渡和转型，完成了近代以来梦寐以求的自立自强，为不可逆转的民族复兴伟大进程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此过程中，中华民族的共同体化程度越来越高，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越来越明显，内部秩序越来越和谐健康。经济上，区域发展的结构性差距有所缩小，各族人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不断提升；社会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范围越来越广，程度越来越深，深化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嵌式大交融格局；文化上，不仅实现了对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而且推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推进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

但是，随着内外形势的变化，民族领域交织着内部分离与外部干预的新风险，既往一些民族措施、政策和体制机制未能与时俱进调整优化，以往不明显或不突出的问题开始积累显现。这些问题的存在决定了在一个新的阶段，党和国家需要站在新的历史方位，用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开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