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民国时期的民族治理及其局限

民国时期，民国政府高度依赖地主阶级、买办阶级和英美等列强，不可能领导中华民族取得真正的独立与解放，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少数民族面临的阶级压迫和经济剥削，无法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现代化。但是，作为1840年以来从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型的一环，民国时期的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进程仍有新的进展。民国政府采取了一些有别于历代封建社会的新举措，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起到了巩固和促进作用。

一、边疆治理

民国建立后，帝国主义挑拨民族关系，妄图分裂中国，民族问题特别是边疆民族问题出现较为复杂的局面。北洋政府先后公布《蒙疆善后委员会条例》《行署组织大纲》《西北边防督办公署组织暂行条例》等政府法令，表达了维持疆域管辖、维护国家主权的意愿。

南京国民政府屡次在宪法性法律文件中，对包括蒙古、西藏在内的中国固有领土主权进行重申。1929年，国民政府成立直属行政院的蒙藏委员会，作为中央主管蒙藏政务的最高机关，负责蒙藏地方的行政及各种兴革事项。中央内政部也设有管理少数民族事务的机构。南京国民政府后来还逐步在边疆民族地区派驻各种不同机构，代表中央政府或主管边政机构，就近联系指导，促进民族地区的发展。

国民政府持续发展边疆经济、文化、卫生、教育等事业，加强国家宣传，创新民族地区治理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弱化民族差异和政治隔阂。国民政府多次派人去西藏、新疆及内蒙古宣慰，通过创设机构、设置官职、授予头衔等方式，加强中央政府与这些地区的联系，强化中央政府管辖。西藏、新疆、内蒙古的地方政治势力逐渐向中央靠拢，如班禅系统的堪布、喇嘛等都曾暗中或公开支持中央、反对外国势力分裂西藏，对抵制分裂、促进边疆内地一体化发挥了重要作用。

20世纪20年代，开发西北边疆成为国家建设的重要议题。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后，东北沦陷，华北出现严重危机，南京国民政府加强了对西北边防的建设，通过了一系列开发边疆和移民垦殖开荒的提案和设计。边疆开发促进了多民族的杂居融合，广大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开始纳入现代国家建设，中华民族朝着现代化方向整体迈进。但是，由于国民党一直代表大地主大买办的利益，只与各少数民族上层精英打交道，广大的少数民族群众并没有真正得到民族平等的权利，他们不仅遭受本民族上层的统治，而且遭到各军阀、官僚势力的压迫和剥削。

二、社会交融

现代文教事业发展迅速，促进了文化共同性的发展。新文化运动等推动了现代新文化的形成。国民政府有意识地打造的国旗、国歌等各民族共享文化符号，都以“中华”“中国”为主旋律。报纸、杂志等现代传媒迅速发展，成为传播中华民族意识和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中华民族的共同记忆不断被唤醒，民族精神不断被提振。

1935年，国民政府规定，每年清明节为“民族扫墓节”，由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派员祭扫黄帝陵。1937年清明节，国共两党代表共同在黄帝陵前举行祭祀仪式。国共两党同祭黄帝陵，成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标志性事件。毛泽东、朱德派代表林伯渠以鲜花时果之仪，致祭中华民族始祖轩辕黄帝之陵，并恭诵了毛泽东撰写的《四言诗·祭黄帝陵》。这对于凝聚民族精神和传播现代中华民族观念具有积极作用。1939年，在以沙王为首的伊克昭盟蒙古爱国人士请求下，国民政府决定将成吉思汗陵西迁，打出“成吉思汗是民族的英雄”的标语。西迁路上，各族人民纷纷前往迎送，中国共产党也派员致祭，配合国民党保护成吉思汗陵安全西迁。

知识界表现出强烈的中华民族“一体化”自觉，致力于中华民族“共同历史”的书写和“共同语言”的普及。当时，学者在撰述中国通史时比较一致地认为，中国史是各民族共同的历史。民族史也超越了传统华夷观念，自觉朝着一体化方向书写。王桐龄的《中国民族史》、郭维屏的《中华民族发展史》、俞剑华的《中华民族史》等著述论述了中华民族的基本特征，揭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渊源和时代价值。民国时期，政学各界普遍认识到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重要性，将惟广“通用语”汉语文作为聚合中华民族的关键环节和文化纽带，发端于晚清的“国语运动”由此进一步开展，奠定了现代中国通用语言在全民族使用的基础。

全民族抗战爆发以后，南京国民政府西迁重庆，客观上给西南、西北少数民族聚居区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机遇，为大后方工业建设培养了一大批技术骨干，促进了中华民族区域经济的均衡化发展。这一过程也使得东西部人民有了更多彼此接触、交往交流的机会，带来了特殊的文化交融和社会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