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各族人民走过了28年浴血奋斗的革命历程。曾经被视为“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逐步组织起来，紧密团结、互相支援、共同斗争，从根本上扭转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开辟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在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成功探索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新方案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新路径。
在五四运动期间，毛泽东就从中看到了民众联合的磅礴力量。他在《湘江评论》发表《民众的大联合》，提倡建立民众的大联合与中华民族的大联合，疾呼“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较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无论是在根据地还是在长征途中，中国共产党都积极推动工农大联合，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工农联盟，提升中华民族凝聚力。
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动了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这是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9月9日，毛泽东等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起义军公开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在攻打中心城市长沙受挫后，开始了创建井冈山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从进攻大城市转为向农村进军，这是中国革命具有决定意义的新起点。
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到1928年初，中国共产党还先后在海陆丰、琼崖、鄂豫边、赣西南、赣东北、湘南、湘鄂西、闽西、陕西等地区领导了近百次武装起义。一些起义部队在数省边界地区的偏僻山村坚持下来，开展游击战争。中国革命由此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即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1931年11月，在各族群众的支持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正式宣告成立，其颁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规定：“在苏维埃政权领域内的工人、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切劳苦民众和他们的家属，不分男女、种族、宗教，在苏维埃法律前一律平等。”这是党首次以宪法的形式对民族平等作出保障，得到了苏区各族群众的积极拥护。
中国共产党在各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发动土地革命，建立工农联盟，解决了无地少地农民的土地问题，有效团结和动员了各族人民参加革命斗争。在党的领导下，各族群众紧密团结在一起，共同开展革命斗争。在海南陵水县，黎汉群众组建武装，攻克县城，建立苏维埃政府。在湘鄂川黔地区，土家、苗、侗等少数民族群众积极参与建设革命根据地。在广西左右江地区，邓小平、张云逸等带领壮、瑶、汉等各族群众发动百色起义，成功宣告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的诞生。党早期领导少数民族革命和武装的经验，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的革命斗争的重要部分。
随着农村革命根据地不断发展，国民党在“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下，多次发动对苏区红军的“围剿”。1934年10月，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开始了北上抗日的战略转移——长征。红军穿越湘、黔、滇、川、甘、青、陕等10余省，经过了苗、瑶、壮、侗、土家、白、彝、藏、回等众多民族的聚居区。中国共产党亲身感受到中国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国情，有了深入分析中国民族问题、创新党的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的有利契机。
1934年11月，红军总政治部发布《关于对苗瑶民的口号》，呼吁反对民族对立，倡导苗汉工农一体，同心打倒共同的敌人。在四川大凉山，刘伯承同彝族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成为长征途中一段民族团结的佳话。在四川甘孜，五世格达活佛深信红军是一支能够为人民带来幸福的军队。他以自己特殊的身份，动员当地僧俗百姓为红军做翻译、当向导、筹措粮草、安置与保护伤病员，藏族人民宁愿自己挨饿，也要把粮食送给红军。朱德同格达活佛九次促膝交谈。在红军北上离别之际，格达活佛动情赋诗：“啊，红军、红军/藏族人民的亲人/为祖国解放/你们把艰辛遍历/愿佛祖给你们护佑/盼你们早有归期。”在宁夏兴隆镇，红军与清真寺主教互赠礼物，树立了回汉团结的榜样，红军被当地回族群众称为“仁义之师”。
长征期间，中国共产党真正把握住了各族群众渴望摆脱帝国主义压迫和国内军阀剥削的时代诉求，将坚持民族平等、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作为争取少数民族支持革命的重要前提，以有针对性的政策宣传和民族交往实践赢得了各民族的真心拥护，吸引了不少藏族、羌族、回族、彝族群众参军与支前。
中国工农红军还在民族地区进行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建设的初步尝试。在陕甘红军的帮助下，甘肃正宁县龙咀子成立了回民自治政权，建立了党组织，发展了回族党员，进行了分粮食、分土地的革命运动。1936年8月，红军在甘肃与宁夏交界的豫旺、海原一带的回民聚居地区，帮助当地回民建立了“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是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二者是地方与中央的关系。这是中国共产党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重要探索，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萌芽。
长征途中，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经过长征血与火的洗礼，有效团结动员了各族同胞参加中国革命斗争，巩固并扩大了自身的阶级基础与群众基础。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人民就在白山黑水间奋起抵抗，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同年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号召全国工农武装起来，进行民族自卫战争。1932年4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布对日作战。1933年初，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先后在东北各地崛起，并在此基础上组建了东北人民革命军。1935年，中国共产党先后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和瓦窑堡会议上，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发出了全民族抗日的号召。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会议上首次提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中国共产党又是全民族的先锋队”。毛泽东强调，中国共产党“不但代表了工农的利益，同时也代表了民族的利益”.“总括工农及其他人民的全部利益，就构成了中华民族的利益”;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同时又是最彻底的民族解放的先锋队”。
将解决民族问题纳入抗日救国政治行动的整体范畴，意味着中国共产党清楚地认识到，没有中华民族的整体解放，任何一个民族都不可能获得解放；没有各个民族的解放，也就无法汇聚起中华民族解放的滚滚洪流。1936年，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推动国共再次合作。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进入全民族抗战阶段，同年9月，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此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各种正式文件中，“中华民族”作为国内各民族一体化的整体性概念，作为具有历史延续内涵的中国人的族称概念，已经基本稳定下来。伴随着“中华民族”概念在党内广泛使用，中国共产党对于各族人民之间政治、经济、文化和命运的一体性、共同性、整体性的认识不断加深。
中华民族先锋队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构成了其重要实质内容。1938年，毛泽东在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首次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命题，指出要“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马克思主义。在这次会议上，中国共产党将历史国情和中华民族及其解放直接联系起来，明确追求中华民族的“民族解放”。中国共产党要团结各民族为一体，“领导一个四万万五千万人口的大民族”进行伟大抗战，“允许蒙、回、藏、苗、瑶、夷、番各民族与汉族有平等权利，在共同对日原则之下，有自己管理自己事务之权，同时与汉族联合建立统一的国家”。
1939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以“中华民族”为题开篇，系统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中华民族观。他指出，“从很早的古代起，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劳动、生息、繁殖在这块广大的土地之上”，“中国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对外来民族的压迫，都要用反抗的手段解除这种压迫”，“中华民族又是一个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秀的历史遗产的民族”。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就“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
这些重要论述均表明，作为中华民族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的族体成分和多元一体格局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国情和中华民族历史发展规律有了更深刻的把握。
1940年，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拟定了《关于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并获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这是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研究中国民族问题的第一本著作，从史实和理论两方面批判了国民党对回民的大民族主义政策，系统阐述了争取回族的十一条政策，为后来中国共产党制定民族政策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基础。
1941年6月22日《解放日报》社论《实行正确的民族政策》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始终认为抗战建国，不是汉族一族之事，而是国内各民族共同的神圣事业，此种重大艰巨的事业，如果没有国内各少数民族的积极参加，就不能有最后胜利的保证。因此实行正确的民族政策，以团结国内各少数民族共同抗日图存，就是当前抗战中的严重任务之一。”
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的严重危险。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动员人民、组织人民、依靠人民，推动形成了全民族抗战的历史洪流。各族儿女共赴国难，并肩御侮，实现了全民族大抗战、全民族大觉醒。
在东北，汉、满、朝鲜、蒙古、回、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赫哲等各族人民积极开展抗日斗争。大批朝鲜族群众参加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妇女团8名汉族、朝鲜族女战士在弹尽援绝的最后一刻，用生命谱写了“八女投江”的英雄诗篇。
在蒙藏地区，绥远、热河、察哈尔等地先后成立了“反帝大同盟”“蒙汉抗日同盟会”和“牧民抗日会”。九世班禅额尔德尼·曲吉尼玛从东蒙古至西蒙古，沿途宣传抗战，参加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誓与中华民族共存亡。1937年11月，目睹华北沦陷、淞沪会战及太原会战等重大战事之后，九世班禅在临终前命人起草了一份汉藏合璧的《告西陲民众书》，号召中华民族团结一致，倡议西陲民众以实际行动支持全民族抗战。1938年4月，在中国共产党全民族抗战的呼吁和感召下，来自内蒙古、西藏、新疆等地的民族人士代表组成了“蒙藏回族联合慰劳抗战将士代表团”，发布《告全国同胞书》和《敬告全国抗战将士书》，宣称国内各民族同为中华民族的一分子，存亡与共，相依为命，并高呼：“中华民族万岁!”
在华北地区，面对日军的进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回族同胞组建抗日武装，反抗外敌侵略。由马本斋任总队长的冀中军区回民教导总队改编为八路军第三纵队回民支队，在汉、回民众的共同支持下，这支部队转战冀中平原的广袤土地，创造了辉煌战功。1944年2月，马本斋去世，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为他题挽词，将其视为民族英雄。台儿庄战役中，以少数民族将士为主体的滇军六十军，英勇无畏，与日军两大主力师团拼死血战。革命音乐家洗星海为之谱写军歌，歌词中写道：“我们来自云南起义伟大的地方，走过了崇山峻岭，开到抗敌的战场，弟兄们用血肉争取民族的解放，发扬我们护国、靖国的荣光。”
在抗战大后方的新疆地区，各族儿女抗战热情也不断高涨。在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推动下，如火如荼的抗战文化宣传和声势浩大的“一县一机”等抗日募捐活动此起彼伏，中苏国际公路交通线和航空线、中印驿运线得以开通，为抗战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许多少数民族同胞将挂毯、绸缎、衣服及牛羊毛驴送到了献金台：温宿县一位维吾尔族妇女阿提克汗慷慨捐出丈夫生前留下的27个金元宝；一位78岁的老太太，摘下了自己唯一值钱的金耳环；喀什一位贫苦寡妇，捐出了自己一穗一穗捡来的一袋小麦；若羌县的乡村富豪、手工业者、农民、矿工等各界群众集体捐献300只羊、80头牛、32峰骆驼、1万余两白银和50余两黄金。当时的新疆地广人稀，各族人民生活还极端贫困，但仅1年内就募集到152万元(法币)捐款，购买了10架战斗机。1938年8月24日，由新疆各族同胞捐献的10架“新疆号”战斗机在成都机场腾空而起，参加了著名的“武汉保卫战”。至1944年8月，新疆各族人民共捐献飞机154架，仅塔城各县就捐献14架。此外，新疆各族人民还架桥修路，运输盟国援华物资，并以大量的农、牧、矿产品换回中国抗战急需的武器、弹药和军需品，极大地支援了抗日前线。新疆各族人民成全民族抗战的重要后援，是中华民族全面觉醒的重要反映。
港澳台同胞和海外华侨也以各种方式参加抗日救亡活动，投身于全民族抗战的洪流。台湾山地民众早在1930年爆发了“雾社起义”，显示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中华民族气节。海外华侨表示，祖国的存亡，就是华侨的存亡，宁可为祖国死，也不愿看着祖国沦亡而偷生。他们纷纷组织建立各种抗日救亡团体，从物力、财力和人力上竭力支援祖国抗战。著名华侨陈嘉庚慷慨解囊，大规模资助国内抗战，直至抗战胜利。
全民族抗战深化了各族儿女对于彼此共同命运的深切认知。广泛传唱的《义勇军进行曲》《黄河大合唱》等抗战歌曲不仅鼓舞了军民抗敌士气，更在全国范围内传递出“中华民族”是中华儿女共同身份象征的时代强音。中华儿女不惧牺牲，各族同胞团结抗敌，用血肉铸就新的钢铁长城，用生死与共的共同意志书写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
1945年9月，日本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取得伟大胜利。10月，被日本占领50年之久的台湾及澎湖列岛重归中国主权管辖之下。1946年11月至12月，中国政府派官员赴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重立主权碑，派兵驻守。这是中国近代以来第一次在反抗外来侵略的民族解放斗争中取得完全胜利。经过全民族抗战，中华民族整体意识达到了新的高度，团结合作达到了新的层次，爱国主义精神达到了新的高峰，中华民族精神得到了新的升华。
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边区政府和抗日根据地展开了一系列民族工作，在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
政治上，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开展“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建设。1937年，《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规定，边区境内人民不分民族，都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这一制度保障了各民族的政治平等，促进了各民族的团结统一，充分调动了各民族共同参与边区治理的积极性。中国共产党对苏联处理民族问题的模式进行了反思，吸收“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的历史经验，借鉴因俗而治的制度经验，摒弃了传统族群治理中高度依托士绅、豪阀等本地特权阶层的弊病。1941年5月1日，《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规定，“依据民族平等原则，实行蒙、回民族与汉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平等权利，建立蒙、回民族的自治区”。
经济上，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注意调整不同抗战主体的经济利益，协调平衡各阶级、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激发共同抗战的热情与意志。陕甘宁边区政府十分重视帮助蒙古族、回族等少数民族发展生产，提高少数民族群众的生活水平，减轻其税务负担，在粮食和日用品方面给予帮助，尤其是大力帮助建立工厂，开发矿山，使生产得到发展，人民生活得到改善。对从敌占区和国统区迁来的少数民族家庭，边区政府帮助他们安家，给予救济或供贷口粮，调配土地和生产工具，解决生计问题。这些举措大大提高了边区蒙古族、回族等少数民族群众的生活水平，一度出现大量回民涌入边区定居的现象。
文化上，中国共产党帮助少数民族发展文化教育事业。陕甘宁边区政府提出，发展各民族固有文化，协助其发展教育，提高民族文化水平。边区各级政府大都设立了少数民族文化教育机关，负责少数民族的文化教育工作；成立了蒙古文化促进会、回民文化促进会，尊重少数民族的文化习俗和宗教信仰，发扬蒙古族、回族等少数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中国共产党还创造性地提出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目标，使之成为各族人民自觉接受的新文化，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凝聚了共同的文化价值追求。
中国共产党始终注重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党创办的延安民族学院，在进行文化知识教育的同时，还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宣传党的民族平等、宗教信仰自由和相互尊重民族风俗习惯等政策，造就了一大批有强烈的中华民族整体意识、勇担中华民族解放和推动国家发展建设使命的优秀人才。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各族人民热切希望实现和平、民主。1945年10月10日，国共两党签署《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然而，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统治集团希望维持独裁统治，继续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老路。1946年，国民党政府组织军队进攻中原解放区，挑起了全面内战。
中华民族面临着两种命运的抉择：一个是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即光明的新中国；另一个是继续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分裂贫弱的，即黑暗的旧中国。中国共产党坚定选择团结带领各族儿女追求光明的新中国。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了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大联合，建立了最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解放战争。这一时期爆发了“一二·三O运动”“五二〇运动”等反饥饿、反内战的斗争，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全国各地各阶层各民族的人民群众抗争在一起。
中国共产党的各级党组织进一步发动群众，开展土地制度改革运动。解放区获得土地的翻身农民，为保卫胜利果实，或参加人民解放军，或以各种形式支援解放战争。中华民族在反对内战的浪潮中凝聚了新的共识，主张爱国、反对卖国，主张民主、反对独裁，主张和平、反对战争，主张发展、反对倒退，国民党反动派完全陷人人民解放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经过战略防御、战略进攻阶段，中国共产党不断消灭国民党有生力量，发起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和渡江战役，以摧枯拉朽之势彻底打倒了国民党反动派，夺取了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中国共产党赢得解放战争的胜利，靠的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靠的是全国各民族各阶层人士对中国共产党能使中华民族真正站起来的信任。
各少数民族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有一个历史的辩证的过程。随着西方列强的步步侵略和西方民族主义知识的传播，各少数民族仁人志士也在苦苦求索民族自由解放，进行了无数次可歌可泣、不屈不挠的斗争，但最终都失败了。正如乌兰夫说的那样，一切可能的途径都探索过了，一切可能的办法都试验过了，蒙古民族仍然在黑暗中摸索。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各民族在平等基础上联合起来共同反帝反封建、共求中华民族解放的革命纲领，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希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帮助下，各民族群众真正认清谁是朋友、谁是敌人，深刻认识到各民族革命是中国革命的一部分，只有在党的领导下共同为中华民族的自由解放和繁荣昌盛而奋斗，少数民族才有希望、才有前途。正是在黑暗摸索和血火实践中认识到这一点，各族仁人志士才纷纷汇聚在党的旗帜下，一如百川归海，中国共产党最终成为中华民族走向新纪元的政治领导力量。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明确将民族区域自治作为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方略。1946年《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提出，边区各少数民族在居住集中地区，得划成民族区，组织民族自治政权；在不与省宪抵触的原则下，得订立自治法规。在这一具有政治纲领和根本法律性质文件的指导和保障下，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先后建立了包括5个回民自治区和1个蒙民自治区在内的一些区、乡自治机构，促进了少数民族群众的政治觉醒，保障了少数民族当家作主的权利，增强了他们的中华民族整体意识。
在领导内蒙古自治运动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意识到，用联邦制解决民族问题存在着被大国操纵和利用的隐患，也可能存在国家分裂的巨大风险。1947年4月，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执委扩大会通过《内蒙古自治政府施政纲领》，明确指出即将成立的内蒙古自治政府所辖的自治区域，是中国的组成部分。4月27日，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通过《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宣言》，郑重宣告：“内蒙古自治政府是内蒙民族各阶层联合内蒙古区域内各民族，实行高度区域性自治的地方民主联合政府，并非独立自治政府。”5月1日，内蒙古自治政府正式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内蒙古人民挫败了少数封建上层分裂势力的阴谋，创造了民族区域自治从理论到实践的光辉典范，为后来新中国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确立为基本政治制度奠定了坚实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