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中国人民在近代饱受屈辱而探寻救亡图存道路上的必然选择。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便有了最先进的政治领导力量，中国革命便有了正确的前进方向，中国人民便踏上了争取国家独立、人民解放、民族复兴的光明道路。

一、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

近代以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是压迫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三座大山”。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却无法落实到现实的政治社会生活当中。尽管中华民族开始走向自觉，但由于缺乏先进思想和先进组织，中华民族的历史自觉与精神主动还远远没有被全面激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革命斗争，迫切需要新的思想引领行动，迫切需要新的组织凝聚力量。

20世纪初，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认为，以往少数先觉者的救国斗争之所以成效甚少，是因为中国国民对之“若观对岸之火，熟视而无所容心”，而“欲图根本之救亡”必须改造中国的国民性。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新文化运动自此开始。1917年1月，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后，聘请陈独秀为北大文科学长，《新青年》编辑部迁至北京，李大钊、鲁迅、胡适等人加入编辑部并成为主要撰稿人，《新青年》杂志和北京大学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新文化运动倡导“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在中国社会掀起了思想解放的潮流，为各种新思想进入中国社会打开了闸门。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中国知识界逐渐从仿照西方民族国家的幻想中惊醒。目睹西方国家的深刻危机和残酷战争，启蒙思想家严复认为，西方三百年的文明发展可归结为“利己杀人，寡廉鲜耻”八个字。梁启超游历欧洲，发出西方文明已经破产的感叹。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昭示资本主义制度并非永恒，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觉醒和组织起来，完全可以创造出崭新的社会制度。这让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看到了新希望。在中国大地率先举起马克思主义旗帜的是李大钊，从1918年7月起，他先后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等文章，热情讴歌十月革命的胜利。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人民对构建世界新秩序寄予厚望，期望冲破清政府与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的限制，成为新的国际秩序中的平等一员。然而，1919年巴黎和会上，列强牺牲中国利益，意图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利益转让给日本，一时国内舆论哗然。中国人开始认识到，帝国主义列强主导世界秩序的事实并没有改变，中国受人宰割的局面并没有改变，只有彻底反帝反封建，才能改变被奴役、受压迫的命运。

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以青年学生为主，市民、工商人士等广泛参与的反帝爱国游行，喊出了“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口号，全国各地纷纷响应。北洋政府迫于各方压力，最终未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姿态登上政治舞台，标志着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进入有先进阶级领导的新阶段。

五四运动后，李大钊更加积极投身于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新文化运动由此进入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新阶段。1919年9月、11月，李大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给苦苦探寻救亡图存出路的中国人民提供了新的思想武器。

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随着中国工人阶级开始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以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不断传播，建立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工人阶级政党的任务被提上日程。

最早酝酿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1920年8月，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上海成立，陈独秀任书记；11月，拟定了《中国共产党宣言》。同年10月，李大钊等在北京成立共产党早期组织；11月，定名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李大钊任书记。从1920年秋至1921年春，共产党早期组织在国内外相继成立，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组织基础。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召开，来自7个地方的10余名代表，代表全国50多名党员参加了会议。

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是各民族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进分子组成的政治组织，是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的先进组织。早在1917年，李大钊就指出，中华民族不分珍域、不论血统，“此实吾民族高远博大之精神有以铸成之也”由于满、汉、蒙古、回、藏等“文化已渐趋于一致，而又隶于一自由平等共和国体之下”，中华民族的未来发展“当悉本此旨以建立民族之精神，统一民族之思想”。他认为，中国要建立的政党是“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是为“中华国家之再造，中华民族之复活”而奋斗。这无疑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先声。在党的早期发展过程中，一大批少数民族与汉族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奋斗在一起。水族青年邓恩铭出席了党的一大；来自回族、满族、白族、朝鲜族、侗族、蒙古族、壮族、苗族、土家族、黎族等少数民族的先进分子，或参与组建党的早期组织，或在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就加入了党，壮大了党的革命队伍，凝聚了各族人民。其中有很多人在为实现革命理想的斗争中，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中国共产党选择了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普遍发展规律，确立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指明了正确道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能够生根发芽开花，更是因为它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和精神气质高度契合。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理想信念，与中华文明重民本、尚和合、求大同的理念相契合，与中国历代有志之士追求民富国强的梦想相适应，特别是与近代以来中国先进分子救亡图存、复兴中华的愿望相一致。它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与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天人合一、矛盾统一、以民为本、知行合一等思想，都有着天然的、内在的、广泛的统一性。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最重要的组织表现就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所以毛泽东指出，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作为解放我们民族的最好的武器，而中国共产党则是拿起这个武器的倡导者、宣传者和组织者”。

三、革命新局面

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焕然一新。党的二大第一次提出了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强调必须联合一切革命党派和资产阶级民主派，建立“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组织和推动下，在1922年1月香港海员罢工后的13个月内，全国发生大小罢工百余次，参加人数在30万以上，中国工人运动达到第一次高潮。但1923年二七惨案后，工人运动转入低潮，中国共产党意识到此时的革命力量不如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强大，决定联合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而此时屡遭挫折的孙中山也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精神和真诚坦荡。1923年，党的三大正确地估计了孙中山的革命立场和国民党的改组可能后，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党必须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以党内合作的方式实行国共合作。

1924年，国民党一大在事实上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提出的“新三民主义”与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基本一致，奠定了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共产党员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等10人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或候补执行委员，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建立了统一战线，掀起了大革命高潮，开创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革命新局面。

1924年工人运动开始复兴，1925年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农民运动逐步发展，从1924年7月起，共产党人彭湃、毛泽东等在广州开办了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1925年，党的四大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工农联盟问题，对民主革命内容做了更加完整的规定。在“国民革命”旗帜下，经过中国共产党的基层发动，城市小资产阶级、手工业者、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与工农群众等革命力量进行了广泛联合，比以往任何一次革命的群众动员程度都更广泛，斗争的规模更加宏伟，革命的社会内涵更为深刻，形成了中华民族“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大革命高潮。

在大革命期间，中国共产党初期的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逐渐形成。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重视民族问题，始终坚持民族平等原则、反对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提倡民族团结。1922年，党的二大把民族平等作为党的原则之一，制定了中国共产党的首个民族纲领，大会宣言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词。党的二大纲领对中华民族的表述，表明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初就将自身发展与中华民族的命运相联系，将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确立为自身革命斗争的目标。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非常重视发动少数民族群众，培养少数民族青年。中国共产党在蒙藏学校的工作，为民族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最初的干部准备。1913年成立的北京蒙藏学校，是北洋政府为应对日益严峻的边疆局势而采取的举措之一。李大钊领导中共北方党组织，在蒙藏学校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1923年，邓中夏、赵世炎等中国共产党党员进入蒙藏学校，北京蒙藏学校青年群体迅速向中国共产党靠拢。1925年前后，中共蒙藏学校党支部正式成立，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少数民族党支部。据乌兰夫回忆，到1925年，全校120名学生中，党团员就有90多名。从蒙藏学校走出的共产党人，如乌兰夫、奎璧、多松年、李裕智、贾力更等，后来都成长为党的优秀干部。

1924—1927年的大革命，基本推翻了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中国共产党在其中起着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无论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政治口号的提出、国共合作形式的确定，还是空前广泛的群众运动的组织，甚至国民党改组及国民革命军建立，都凝聚着中国共产党的贡献。

1927年，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和汪精卫集团相继叛变，大革命遭遇失败，但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全国反帝反封建斗争，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大革命之后，中国人民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有了明显提高，完成了中华民族的初步动员。中国共产党开始掌握一部分革命武装，为中国革命进入下一阶段准备了必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