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走向自觉

近代以来，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面对列强的步步进逼，清政府屡战屡败，中华民族跌入苦难深渊，但也从此开始了追求国家独立与民族解放的不懈抗争。在列强环伺的局面下，各民族同胞越来越自觉意识到，只有团结起来共御外侮，改造国内政治与社会结构，才能使中国走出困境、实现国富民强。中华民族随着救亡运动和现代国家建设逐渐展开而不断觉醒。

一、共抗西方列强

帝国主义割裂了中国统一的疆域，践踏了中华民族的尊严，加深了中国半殖民地化和程度和民族危机，激起了中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反抗。中国人的现代国家意识开始萌芽，中华民族的整体凝聚力进一步加强。

鸦片战争期间，面对英、法等国侵略者的坚船利炮，汉、满、蒙古、藏、羌、彝等各族军民浴血奋战。两江总督裕谦（蒙古族）、京口副都统海龄（满族）等爱国将领率领军队与敌人展开殊死搏斗，以身殉国。为抵御英、法军队的入侵，各族人民踊跃捐献钱粮物资，支援前线抗敌。据不完全统计，仅察哈尔一地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就捐出马匹近四千之多。哲里木盟、昭乌达盟、卓索图盟等更是派遣蒙古骑兵前往天津附近驻扎。

19世纪60年代后，中国的边疆危机日益严峻，边疆各族人民自觉维护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台湾各族同胞并肩战斗，多次挫败美国、日本的侵略图谋。西藏各族军民依靠弓箭、大刀、火绳枪等武器誓死抵抗英军入侵，先后在1888年的隆吐山战役和1904年的江孜保卫战中重创英国侵略者。1865年，中亚浩罕汗国头目阿古柏入侵中国，在英、俄的支持下，占领新疆达13年之久。其间，沙俄更出兵侵占了伊犁。当时的清廷积贫积弱，收复新疆面临国库空虚、路途崎岖等种种困难。左宗棠力排众议，指出“我之疆索，尺寸不可让人”，以垂暮之年的病体，亲率三路大军人疆平乱。维吾尔、哈萨克、回、蒙古、锡伯等各族同胞同仇敌忾，协助清军摧毁了阿古柏在新疆的伪政权，维护了西北地区的社会稳定。

1884年，清政府在新疆建省，将其纳入与内地省份一致的行政管理体制。此后，又陆续在台湾、奉天、吉林、黑龙江等地建省，在蒙古地区设置府、州及兵备处、巡防局等，巩固了各地边防，推进了边疆与内地治理的一体化。

随着中外接触的日益频繁，清政府开始利用国际法则应对边疆危机。19世纪70年代，清朝官员在与日本交涉台湾问题时特意强调，“番地”不仅本属中国管辖，而且与“腹地”无异；“生番”归中国管辖，与“庶民”一视同仁，强化了清政府对边疆地区的统治合法性。

中法战争爆发后，法军侵占镇南关，老将冯子材亲临一线指挥，取得镇南关-谅山大捷。刘永福率领汉、壮、瑶等族人民组成的黑旗军与清军互为声援，沉重打击了法国侵略军的嚣张气焰。战争结束后，他们坚持戍守边境数十年，有效保障了西南边疆的安全。法军进犯台湾时，各族人民组成民团，奋不顾身地捍卫国家主权。

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者在辽东等地烧杀抢掠，当地的汉、满、朝鲜等族民众自发组织民团，以村屯为单位，英勇抗击日寇，无论壮夫老弱，均死战不降。《马关条约》签订后，台湾等地各族人民坚决抵制清政府割地求和的行为。面对日军入侵，台湾各族人民不顾身家性命，慷慨捐输粮饷军械，“一律预备与倭人决一死战，不愿将全台归与倭人，众志成城，有死无二”，涌现出一大批奋勇杀敌、为国捐躯的英雄人物，彰显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

晚清以来，由于英、俄等列强的挑唆煽动，蒙古、新疆、西藏等边疆地区的上层人士，与中央政府的关系错综复杂。中华民国成立后，中央政府开始调整政策、积极应对，多次派员入藏。经过洽谈，十三世达赖土登嘉措、九世班禅额尔

德尼·曲吉尼玛等均表达了倾向共和、拥护中央的意愿，有效改善了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关系，英帝国主义妄图使西藏脱离中国的阴谋落空。

这一时期，外国教会也假借宣传宗教和西学的名义，在中国传播殖民主义奴化思想。有外国传教士公开宣扬“种族优劣论”，妄称中华民族是愚昧落后的“劣等民族”，甚至直接干涉中国内政，试图影响中国的政治方向。这些霸道行为激起了中国各族人民的义愤和不满。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先后爆发了西林教案、贵州教案、天津教案、巴塘事件等反洋教斗争。中国各族人民对“我”与“洋”的认识日渐深入，中华民族的整体意识不断觉醒。

二、区域经济互通

与晚清洋务运动、边疆开发、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等相伴而生，各地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逐次推进，各民族间的交往交流日益密切。清朝末年，全国建成铁路达9000多千米；早在1886年云南、四川已创设电报，北洋政府1919年在新疆安装无线电；1909年前，宁夏、新疆、西藏等地建立邮政机构。全国范围内的交通、通信网络开始形成，为人口、物资、资本等经济要素的大范围、长距离流动创造了有利条件。

民国初年的边疆开发，改善了边疆与内地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格局。在东北地区，内地移民带来先进生产技术，直接推动东北农业水平的进步，使东北成为近代中国重要的粮食产地。清初编入八旗的赫哲族生产的农业、渔猎产品大量商品化。鄂伦春族狩猎区周围的瑗珲、逊克、嫩江等地的荒地先后得到开发。达斡尔族、鄂温克族地区的农业生产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在新疆地区，内地农耕技术在南疆得到普遍推广，玉米和蔬菜种植技术传播到新疆各地，水稻栽培技术引人天山北麓，在迪化、乌苏、呼图壁、伊犁等地全面推广。

现代商贸网络的发展，促使内地与边疆的农工商贸交流越来越频繁。西南地区的各族群众越来越多地参与“马帮”，华北民众成群结队进入蒙古和东北地区，构建起纵穿中国南北、横跨亚欧的商贸网络。随着旅蒙商的增加和贸易活动的扩大，张家口、归化城、库伦等地迅速发展成繁荣的商业都市，蒙古地区的牲畜、畜产品和土特产品，大量进入商品交换市场，内地则向当地牧民供应日常生活用品和生产工具。农工商贸交流健全了全国联动的市场体系，深化了各民族在经济上的相互依存。

清末民初之际，通过官方和民间的共同经营，中国各区域间经济互通的格局逐渐形成。东北、蒙古、西藏等边疆地区陆续出现了各种近现代经济形态，边疆各族在经济生活方面逐渐走上了与内地相同的早期现代化道路，为此后发展统一的国家经济体系奠定了一定基础。

三、社会文化发展

晚清以来，新的生产方式带来了新的生产关系、交往方式、价值观念。交通工具和传播媒介的改进，促使社会流动从沿海通商口岸逐步扩展至内陆腹地和边疆民族地区，中国内部的联系愈加紧密，各族交往交流交融进程加速。

自入关以来，众多满族军民陆续迁往全国各地，并于当地设立“满城”或八旗驻防。伴随着多族群的共同生产生活，清朝社会逐渐形成满汉民族杂居的空间形态。

受自然灾害、人口膨胀、边务废弛等多重因素影响，清政府逐渐放松了对东北、蒙古等边疆地区的封禁政策，转而推行“移民实边”，鼓励内地人口向边疆流动，引发了一股股由中原向东南、西南、西北、东北四面八方辐射的移民浪潮。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的居住格局进一步扩大。长期的杂居融合，进一步增强了边疆各族人民的现代国民意识、国家意识和中华民族认同。

清末以来，大批汉人进入内蒙古“放垦”地区，使该地游牧经济与农耕经济的互补性关系进一步密切，出现了许多半农半牧的区域。在新疆，维吾尔、汉、哈萨克、蒙古、回、柯尔克孜、满、锡伯、塔吉克、达斡尔、塔塔尔、俄罗斯、乌兹别克等族定居于此，形成了“大杂居、小聚居、交错居住”的人口分布格局。在台湾，闽粤移民不断进入台湾岛的平原、山区等广大地区，汉人开始与当地族群杂居相处，不仅在经济上的联系渐趋频繁，在生存空间的布局及生产的协作上也愈发紧密。

伴随着人口分布格局的变化，各族在婚俗、语言、服饰、饮食、建筑、节庆等方面实现了深度交融，共同的风俗习惯越来越多。八旗制度瓦解后，满汉界限进一步被打破，文化生活日趋一致，满人开始接受布帛制衣，满人的旗袍为汉人女性所喜爱；满人接受四合院的建筑样式，满人的房屋形制也为汉人所接受。在很多汉藏家庭里，既庆祝藏历新年，也过汉人的中秋节；既讲汉语，又讲藏语；既供佛像，又贴对联。李尼玛、张达娃、杨顿珠等汉姓在前、藏名在后的汉藏混合的命名方式开始流行起来。清末喀什街头出现了维吾尔族妇女穿汉服的社会新潮。

晚清以来的现代文教事业发展迅速，促进了各民族在社会文化层面的深度融合。各类学校从一开始就采用多民族融合的教育模式，汉语、蒙古语、藏语等语言类课程同步进行。新式学堂和白话文报刊在普及科技知识的同时，也普及了“中国”“国民”等新思想新观念，特别是以汉语文作为“国语”的“中国文学”“中国历史”“中国语言”“中国文化”等文化叙事在各地渐渐流行开来，对强化各民族的中华文化认同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小结

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空前的、全面的国家和社会危机激活了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唤醒了中华民族的整体意识。中华民族从自在走向自觉，加强了对血脉相连的体认，深化了对命运与共的感知，坚定了共御外侮的决心，开始了对现代国家构建的探索。

在近代史上最孱弱的时期，中华民族虽然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却没有分崩离析，依然保持了多民族共生共荣的统一格局，堪称世界民族史上的“中国奇迹”。究其根源，在于中国长期的大一统多民族国家传统，以及中华民族深沉持久的爱国主义传统。内忧外患造成的危机没有击垮中国人民，反而促使其强化了现代国家认同和中华民族认同，各族人民共同抗击列强的侵略奴役，推翻清王朝的腐朽统治，为近代中华民族的生存、独立和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中华民族对构建现代中国进行了探索。各族人民的社会经济联系较以往更加密切。各族群众通过移民、商贸、经济开发、文化往来等活动杂居共处，交融互鉴，加深了彼此的了解。中华民族逐渐从传统转向现代，为中国从旧民主主义革命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创造了重要契机。

不过，晚清以降，中国的自强和改良运动都没有真正触动封建统治的根基，列强也不会坐视中国走上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中华民国成立后，北洋政府生搬硬套西方的政治制度，结果导致军阀、政客竞相倾轧、社会动荡不堪。中华民族迫切需要新的思想引领救亡运动，迫切需要新的主心骨凝聚各族各阶层力量，迫切需要真理的光芒照亮前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