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经济一体

清朝前中期，中华一统的政治格局为族群间的经济交流提供了广阔舞台。摊丁入亩的改革与新作物的引入，促进了人口的迅速增长。随着内地人口迁移与边疆开发政策的推行，东北、西北、西南、台湾等地得到进一步开发。北方广大游牧地区改变了过去单一游牧经济的状况，多种经济方式并行发展。内地与边疆经济联系日益密切，其间形成的新的贸易地带，在族际贸易、藩部朝觐、交通联络、族群交融等方面发挥着枢纽作用。

一、边疆地区的新开发

清朝前中期，蒙古、东北地区的半农半牧区日渐增多，其与内地市场的联系日益加强，物质和技术交流频繁，商路拓展。

为开发边疆，清政府组织赴西北、西南与东北地区的大规模移民屯垦。入关之前，女真部族已意识到屯田戍边的重要性。统一新疆后，清政府推行“屯垦开发、以边养边”的政策、以兵屯、户屯、回屯、遣屯和旗屯等方式发展屯田。这一政策，既可以保证驻军的粮食供应、也可以纾解中部省份的人口压力。大批内地满汉兵民前往新疆，发展农耕和各项经济产业。大规模社会经济开发催生了村庄聚落和市镇体系的形成，如南疆的哈喇哈什(今新疆和田西)、玉陇哈什(今新疆洛浦县西玉龙喀什镇)、赛里木、库尔勒等新兴城镇，成为当地农畜产品及手工业品的交换中心。

雍正帝的改土归流，为西南边疆的开发创造了有利条件。当地原来由土官、土司控制的封闭天地被打破，内地民众纷至沓来。如汉人将种植粳米的技术传授给德昂族，使其家家有余粮。乾隆年间，汉人知府传授养蚕缫丝之法给仡佬、苗、汉等族人民，当地出现了“家家门前种青杠，家家虔拜马头娘。小姑络丝大姑织，蚕事忙于农事忙”的景象。汉人使用的织布机也在贵州各族人民中逐渐推广。此外，清朝时期数以万计的汉人至云南、贵州经商、开矿，也促进了当地的商业发展和市镇兴起。

清朝以前，台湾地区地广人稀，土地荒芜。郑氏父子治理时期，台湾始有一定发展。台湾重回中央政府管辖后，清政府在台置衙设官，奖劝农桑，轻徭薄赋。闽粤沿海汉人不断前往台湾，与当地民众一道开发山林。台湾人口日增，耕地日广。康熙后期，开垦范围已有两千余里，“糖谷之利甲天下”，“所出之米，一年丰收，足供四五年之用”。一些内地商贾、垦民，给当地民众带来汉人的先进农具、耕作方法和经商之道，当地民众亦“以师事之”。嘉庆后期，台湾大部分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已接近汉人聚居地。

二、农业新发展与人口激增

清政府一直注重鼓励农桑。入主中原后，为填补战乱后的人口空白，清政府取消了明朝设置的多数迁徙禁令，并以减免税赋、发给谷种或牲畜等措施鼓励向特定地区的移民。“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四川等地农业得以快速恢复。

清初拓垦兴盛，很多山地、沼泽与森林被开垦为田地。垦荒者可享受六到十年的免税期，并进行土地确权，“永准为业”。为了鼓励垦荒，增加人口，康熙帝晚年颁布“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政策。雍正朝进一步实行“摊丁入亩”(又称“摊丁入地”“地丁合一”)改革，将历代相沿的丁银并入田赋，统一征收。这标志着在中国实行了两千多年的人头税(丁税)被彻底废除。这一制度使劳动者获得了较大的人身自由，减轻了无地、少地农民的经济负担，有利于人口增长与社会经济发展。

清廷还招徕“有力者”，令其在指定地区(如云、贵、川)雇工开垦。康熙年间，上百万人迁徙到云南、贵州等省，冒着瘴疠之气，开发出肥沃的谷地。分散在华中、华南和汉水流域高地的“棚民”刀耕火种，披荆斩棘，把诸多荒山旷野开辟成富饶之乡。

这一时期，为种植从美洲引进的耐旱粮食作物，如马铃薯、甘薯等，原本不适合种植粮食的坡地被开垦成田地，其中一些还被改造为梯田。经济作物也越来越多见。北方农户种植了大量的棉花、烟草、花生。在中原的一些地区，20%～30%的土地用于种植棉花。在南方，闽粤的很多农民放弃水稻，改植甘蔗，农户甚至还经营糖厂，商人则将糖销往江南，从江南带回原棉，卖给本地织工。新作物的引进、土地的开垦，使农业产出迅速提高。

上述因素直接导致中国人口的爆炸式增长。全国人口在乾隆六年(1741)突破1亿；乾隆五十七年(1792)突破3亿；道光十四年(1834)突破4亿，占世界人口40%以上。

三、边疆地区驿站系统建设

清政府在全国建立了功能齐全、组织严密、制度完备的驿站邮传系统，承担官文传递、官员接待、物资运输等事宜。全国性驿站网以京师皇华驿为核心，下设西北、东北、西路、中路、东路五条主干驿道。驿道成为中央与地方联系的生命线，不仅有助于实现和巩固政治军事上的大一统，而且在族群经济文化交流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比如西南地区，从中原联结青藏高原周边的驿道，纵横交错、四通八达，串联起深山峡谷中的各个族群。其中，康藏驿道、滇藏驿道、青藏驿道的作用尤为突出。驿道改善了当地的交通运输，促进了青藏高原与中原、当地与周边族群之间的经济贸易往来，在青藏高原周边推动形成了闻名于世的藏彝走廊、茶马古道、盐马商路等区域经济纽带，深化各族“互为依赖”“互为补充”的经济联系。

青藏高原多高山草原，畜牧业相对发达，盛产乳制品、皮张等；高原的名贵药材，如麝香、虫草、贝母等，亦受内地欢迎。而川滇地区种植多种农作物，又是世界著名的茶叶产地。通过驿站系统，青藏高原与川滇两地互通有无，形成“茶马互市”。清政府对驿道的有效管理和系统布置，使茶马贸易经久不衰。商贸繁忙的茶马古道，成为各族交往的活跃走廊。藏人的酥油、汉人的米茶、纳西人的工艺、彝人的骡马、傈僳人的弓弩、怒人的玉米在互市广受欢迎。汉、藏、纳西、彝、傈僳等生活在大西南和康藏区的各族人民，在古道旁共同谱写族际互动交融的美好图景。

又如新疆地区，清朝驿传系统有台、塘、站等多种形式，包括入疆台站和疆内台站两类。入疆台站主要设置在自北京通往新疆地区的沿途；疆内台站主要是从地方经济政治中心伊犁，逐渐向周边地区延伸，北疆辐射至巴里坤、古城(今新疆奇台)、迪化(今新疆乌鲁木齐)等重要城镇，南疆辐射至哈密、吐鲁番、库车、阿克苏、和图等地，从而形成以伊犁为枢纽的驿站网络。新疆台站的功能，最初以军用为主，疆内局势稳定后，其用途逐渐多元化，为新疆地区的经济发展、与内地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提供诸多便利。

伴随着各族间商贸活动的频繁，驿站沿途兴起了大大小小的城镇。比如内地与西藏之间的贸易网络，由打箭炉(今四川康定)、甘孜、里塘(今四川理塘)、察木多(今西藏昌都)、拉萨、松潘、西宁、兰州等诸多城镇联结；在内地和蒙古、西域之间，则形成包括归化城(今内蒙古呼和浩特西南)、张家口、库伦(今蒙古国乌兰巴托)、恰克图、乌里雅苏台、兰州、巴里坤、迪化在内的贸易路线，其中很多市镇至今仍是区域商业中心。

四、国内贸易体系成熟

清朝形成了一个内部紧密联结与互动的大规模经济交换系统。人关之前，清朝就已经凭借军事和其他手段控制了长城沿边的贸易。问鼎中原之后，清朝借助贸易将自己与蒙古诸部的利益深度融合，以非军事手段实现了对长城沿线社会经济的有效控制。

旅蒙行商群体的形成是长城内外经济交融的典型代表。康熙中期，尽管政府取消边地官营马市，但民间集市却悄然兴起。清军西征准噶尔期间，以晋商为主的内地商贾纷纷开展随军贸易，赴大漠经商，逐渐形成规模大、时间长、影响深的旅蒙行商群体。清政府对旅蒙商人优渥有加，允许其到新疆、归化城土默特等地贸易。康熙后期，凡赴归化城以北和漠西厄鲁特蒙古的旅蒙商人，凭归化城将军批准颁发准入大漠的“部票”赴特定盟旗贸易。清中期以后，封禁政策日渐松弛，旅蒙商或深入漠北的喀尔喀、科布多，乃至唐努乌梁海，或赴漠西伊犁、塔尔巴哈台等地，踪迹几乎遍布大漠各个角落。随着经济实力日增，一些旅蒙商由行商转为坐商，形成实力雄厚的商号，大盛魁、天义德、元盛德等就是其中的代表。作为漠南政治经济中心，归化城成为沟通各地的经济枢纽，盛极一时。包头市场多为晋商占据。乾隆年间，由山西祁县乔家创立的复盛公商号，经营范围广泛，凡粮食、皮毛、绸缎、药材、钱业、典估等应有尽有，当地谚语云“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

清朝建立的八旗制度，除政治、军事功能外，还有重要的经济功能。在辽东，八旗的每一旗都作为相对独立的商业单位参与贸易，掌握了后金的经济命脉。晋商的贸易网络因其影响力被八旗旗商吸纳。其中最重要的“八大皇商”，在清朝入关后成为第一代内务府商人，仍经营塞北贸易。

茶叶在游牧人群中需求较大，是内地销往西藏地区的第一大宗商品，销往蒙古和西域的第二大宗商品。在蒙古地区，砖茶甚至被当作货币来使用。清朝继承明朝旧制，官茶易马，商茶自卖。由于基本不缺乏马匹，茶马贸易逐渐转为茶叶贸易。清朝采用陕甘茶引、四川边引等茶叶边销模式，茶马司颁引(发照)、商纳税银，在保持政府控制下的茶商专卖制度的同时，更多延续明朝后期茶叶边销的市场化趋势，创立以票代引、部票贸易两种市场化运作模式。

除茶叶之外，内地销往边疆的还有哈达旗布、针、棉线、茧油、风帕、布匹、烟叶、水烟等诸多农产品和手工业品，而藏族聚居地区内销的则有鹿茸、麝香、黄白金、狐皮、藏红花、藏香等，西域则向内地出售现银、金砂、鹿茸及各种干果。

清廷以茶叶贸易为边政和财政服务，降低了边疆治理成本。在川藏茶叶贸易中，清政府“岁约征银十数万两”，为赏赐喇嘛、修缮寺庙提供了稳定的经费来源；在甘青西域，清廷曾以茶搭放兵饷；在蒙古，来自茶叶贸易的税、费、捐是各衙门的重要经费来源。

清朝货币供应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急剧增长。清朝在各省均设有铸币厂，铸币频率也远非前朝所能及。随着海外贸易的开展，大量白银流入中国。乾嘉年间，银票、钱票、钱庄本票、汇票，以及转账制度等信用支付手段日渐普遍。天山以北与内地一样使用银两，清政府在伊犁铸造制钱；新疆六城地区(塔里木盆地周围地区)则以“红钱”为主，其币面与制钱类似，铸以察合台文和满文。

由于江南以及运河沿岸、长江中下游沿岸等稻米主产区大规模种植棉花，导致粮食作物短缺，赣江流域、湘江流域、四川盆地等区域先后加入商业化稻作。雍正年间，每年有800万石至1300万石稻米从长江中上游运到江南，汉口成为这一庞大跨区域贸易的集散地。清中期，全国1/10以上的谷物、1/4以上的生棉、12以上的棉布、9/10以上的生丝，以及几乎所有的茶叶，都是为了在市场贩卖而生产。

清朝城乡市场网络体系逐渐发展分化为流通枢纽城市、中等商业城镇和农村集市三大层级。流通枢纽城市指全国性或大区域的流通枢纽，贸易范围覆盖数省，多为中央一级的税关所在地，分布在主要水道沿线。清中期，在商品流通领域，长江、沿海、运河三分天下的格局已经确立。中等商业城镇是地区性商业中心，贸易范围覆盖-两个府十来个县，如运河沿线的山东济宁和江西赣州等。农村集市是遍布全国各州县的基层市场，与小农的关系最为密切。在清中期，平原地区的小农只需步行一两个小时即可到达集市，半日可往返；河网区耗时更短。最晚至道光年间，多数省区已形成广阔的农村集市网，与流通干线上的商业城镇相联系，形成全国性的商品流通网络体系。

由于中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广大农民自己生产的农产品和大部分手工业品就能满足生活需要，因此对外来商品需求不大。加之有清一代，政府沿袭重农抑商传统，视外贸为对外夷的恩惠，对外贸加以限制，外国商品在中国很难打开市场，但中国商品在外国却很受欢迎。当时欧洲和北美的普通人已经用中国瓷器、饮中国茶、穿中国丝绸。因此中国在对外贸易中长期处于绝对出超地位。18世纪上半叶，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输出的货值，不少年份有95%以上是白银；到18世纪末，每年仍有大约74万两白银输入中国；直到鸦片战争前夜，美国输入中国的货值仍有50%左右为白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