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互鉴交融的文化气象

明代延续并发展了元代的多元文化格局。儒家思想与佛教、道教等融合发展，儒学教育浸润边疆，蒙古、藏、回等文化在儒家文化引领下和谐共生。明代又拓展了中外文化交流的广度和深度，中外文明互鉴达到了全新高度。

一、儒释道三教合一

明代延续了宋元以来程朱理学在思想领域中的正统地位，将其确定为官方正学。明成祖命翰林学院学士胡广等人编写了官学教材《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并颁行于天下。此后，这三部教材成为科举取士的唯一标准。三部“大全”以传统儒家经典为根本，主要采择程朱理学家的学说，以期“使天下之人获睹经书之全，探见圣贤之蕴。由是穷理以明道，立诚以达本，修之于身，行之于家，用之于国，而达之天下，使国不异政，家不殊俗”。

明初，诸儒在思想上总体恪守宋儒格套，逐渐形成学术专制和八股教条。明中期以后，随着商品经济发展、社会等级松动等，儒学实现了由程朱理学向阳明心学的转变。阳明心学的诞生成为儒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阳明心学倡导人的价值就在于每个人的内心中，道德行为的依据即为人心本体，心体本身就是道德行为以及道德判断的根本来源。“满街都是圣人”的命题，使得良知本体在人伦日用中展开，将道德的承担者广泛地推扩到士大夫、官僚以及商贾与市民。明末清初，从阳明后学中发展出要求冲破“天理”(三纲五常)教条束缚、尊崇自然合理的人性情欲的思想，承认私利和个性的正当性，与“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教条形成鲜明对比。

元明以来，人们普遍接受儒释道只是理解现实的不同方式。明初，朝廷亦承认三教合法地位，三教出现相互趋近、融合的现象。如明成化年间，明宪宗曾绘制《一团和气图》(图10-3)，并附《御制一团和气图赞》，画中儒者陶渊明、僧人慧远法师、道士陆修静三人相拥一体，反映了儒释道三教合流的现象。与社会观念相应，思想界亦开始尝试构建三教合一的概念框架，三教融合发展。

受明代儒家心学的发展与三教合流趋势的影响，社会普遍推崇自然人性，重视世俗生活。这种影响遍及文学艺术等文化领域，小说、戏曲等通俗文艺走到历史前台。世情小说日趋成熟，戏曲艺术登峰造极，如汤显祖所作《牡丹亭》，着力于一个“情”字，彰显人性觉醒和人性欲望。

二、儒学教育的推广

明朝以“移风善俗、礼为之本、敷训导民、教为之先”为安边之策，极力在边疆推行文教化人政策，在都司、卫、所及土司衙门广建儒学。

在西南地区，明朝着力推行以土司子弟为对象的儒学教育。随着西南地区的开发，民间书院成为传播儒学的重要场所，儒学教育进一步发展普及。比如，西南边疆地区曾广泛设立府学、州学、县学、卫学、都司学等多种儒学学校。贵州就设有60所儒学学校，其中土司儒学8所、府学13所、州学4所、县学11所、卫学24所。土官可随时遣子入学。洪武十五年(1382)，朱元璋嘱咐四川普定府知府，“谕诸酋长，凡有子弟，皆令人国学受业”。洪武二十三年(1390)，四川建昌卫土官安配派遣其子僧保等42人入国子监读书。再如，朝廷放宽边疆族群贡生入国子监的条件，洪武年间，诏令四川土官衙门岁贡生员免考入学。边疆族群生员在学期间可获得钞锭、衣纱等赏赐。这都体现出明朝对各族士子向学的优容和鼓励。

伴随着儒学在边疆的传播，知识文化和通用语言文字也在边疆日益普及，边疆族群中还出现了用汉字书写的地方规约以及汉姓汉名、家谱等，体现了各族中华文化认同的提升与扩展。

在鼓励儒学的时代背景下，古代少数民族的诗文创作日益繁荣。许多少数民族人士接受儒学教育后，或通过科举入仕，或成为当地乡绅，都留下了诗文作品传世。今天的白、回、土家、壮、蒙古、彝、苗等少数民族在其形成发展过程中，都为明代丰富多元的文化艺术贡献了力量。明代至少有194位少数民族诗人，诗文别集超过200部，现存的有88部诗文集和2232篇散篇。还有一些地方出现了一门几代多位作家的文学家族，如彝族的蒙化左氏、姚安高氏、宁州禄氏、水西安氏4个家族，回族的南京金氏、晋江丁氏、宣城詹氏等9个家族。

文化习俗方面，明代迁居内地的各族群众积极吸收中原文化，融入当地社会。其中回回人颇具代表性。例如，他们依照中原建筑风格，修建了西安化觉巷清真大寺(图10-4)等一批中国传统清真寺的样板建筑。他们还借鉴汉人宗法制度，以儒家的人伦纲常规范家族成员的言行举止。泉州晋江的丁氏家族自明朝初年便开始撰写家谱、族谱，还修建家庙、宗祠。他们既保留着礼拜、封斋、沐浴净身等伊斯兰教教规和教仪，又使用中原汉式的祭祀礼仪。这些充分表明，回回人与汉人长时间生活交融，自觉会通儒家文化与伊斯兰教文化，在宗教活动、家族规范、日常生活等方面都产生了巨大变化。

各族人民共同的历史记忆也体现在口耳相传的故事传说中。明英宗“北狩”，在蒙古居住一年，在此期间的日常生活，汉人、蒙古人都有记载。写于明代晚期的《蒙古黄金史纲》记载了英宗娶妻的故事，在汉人、蒙古人、回回人中广泛流传，传诵至今。成书于明宣德九年(1434)的《汉藏史集》，对民族起源有这样的传说，它说“最初，在玛卡秀雅秀地方的上部有什巴之王子，名叫丁格，生有三子，分为汉、吐蕃、蒙古”，突出显示了元明以来汉、藏、蒙古等民族一家亲的意涵。在贵州西部，奢香夫人的故事影响深远。奢香夫人协助明朝统一云南、开发贵州，开辟赤水、乌撒道，立龙场九驿，沟通西南交通，为国家一统、族群团结作出了卓越贡献。她去世后，朱元璋特地遣人吊丧，追赠“大明顺德夫人”。黔西民间至今还流传着许多奢香的故事，彝文古籍《西南彝志》中也有相关记载。台湾地区流传的“大井取水”“植羌冈山”等传说，则主要讲述了郑和下西洋时，在台湾取水和采药草的故事。这些故事口耳相传，塑造了共同的历史记忆，体现了台湾与大陆的密切联系与情感认同。类似反映各族交往的传说还有很多，其中承载的共同记忆是联结明代中华民族认同的心理纽带。

三、多元文化融聚

明朝延续元朝的大一统和庞大的政治文化遗产，保持着对边疆地区的政治文化领导力。在边疆人民的心目中，明朝皇帝也兼有草原可汗、百姓的文殊菩萨和转轮圣王、伊斯兰教庇护者等多种身份。《华夷译语·鞑靼馆来文》记载了明朝兀良哈三卫及女真人在与明廷交往时，以“可汗洪福前”的套语称领明朝君主，明朝皇帝的“可汗”身份十分清晰。因明朝的统治区域正好是在蒙古以南，蒙古人还将明朝皇帝称为“地处南方的如同转轮王一般的大明可汗”。

另据藏文史书《贤者喜宴》记载，永乐三年(1405)，大宝法王哈立麻分别称明成祖及其皇后为文殊菩萨和度母的化身。明朝皇帝的文殊菩萨形象一直延续到明朝中后期，五世达赖喇嘛所著的《西藏王臣记》将封赐乌斯藏阐化王家族的明朝皇帝敬称为“中华文殊室利皇帝”。藏蒙双语《铁龙年顾实汗颁给达普寺的铁券文书》同样将崇祯皇帝称为文殊室利的化身。

明代藏汉之间的文化交流也更加密切，《御制大诰》《周易》《尚书》《毛诗》等汉文典籍传入西藏，对儒家思想的传入发挥了重要作用。藏人的建筑、绘画、雕塑等也受到了汉文化艺术风格和技艺的影响。席力图召大经堂(位于今内蒙古呼和浩特)、缂丝唐卡画像、象牙玉雕等融合了汉藏风格的精美艺术作品体现了汉藏文化的密切交融。

明朝时期，西域与中原之间始终存在着紧密联系，特别是语言文字方面的交流与互通一直存在。明代宫廷保存下来的历史文献《高昌馆课》是高昌馆编译的回鹘文与汉文对照公文集，收录了哈密、吐鲁番一带和诸“地面”与明中央政府往来的文书。这种民族文字的翻译既是当时中原与西域深度文化互动的产物，也是当时中央政府与西域广泛联系的反映。双方文化互相吸收的典型代表还体现在陵墓营造风格方面，如位于今新疆伊宁麻扎村的速檀·歪斯汗麻扎。速檀·歪斯汗是成吉思汗第十一代孙，察合台后裔，明代新疆地方政权“亦力把里汗国”国王。其陵墓坐北朝南，包括寝陵和礼拜寺，均为土木结构。主墓室平面呈方形，面阔五间，为四层六角顶式建筑。圆形棂窗，屋顶盖黄色琉璃瓦，为典型的中原亭阁式建筑风格，这无疑是双方礼俗文化交融的有力证明。

那些认为明朝是“纯粹的汉人王朝”的观点是错误的。明朝皇帝虽然身为汉人，但明初建立的国家管理体系继承了此前元、宋、金等朝的遗产，带有欧亚大陆文化的基本属性。明朝虽然以儒家文化立国，但对内陆边疆地区的多元文化同样拥有引领能力。元代的多元文化并未因蒙古统治者北遁而消失，而是在明代得到延续和发展。蒙古文化、藏文化、回回文化等在明代中原文化上也留下了许多重要的印记。比如元代杂糅汉蒙语法所形成的硬译公牍文体，在明太祖朱元璋发布的圣旨上有着清晰的影子。元代回回人扎马刺丁、汉人虞应龙等集体编纂了全国性地理总志《大元大一统志》，这种以“一统志”宣示疆域的做法为明代所继承。天顺五年(1461)，由李贤、彭时等撰修的地理总志《大明一统志》告成，全书共90卷，体例均沿袭《大元大一统志》，可以说是其续集。

明代还延续了元代文学艺术通俗化的趋势，同样以戏曲、小说为主要文化成就。戏曲上，在元杂剧基础上发展出了海盐腔、弋阳腔、余姚腔、昆山腔四大声腔，对一些地方戏曲的兴起和演变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中，海盐腔是畏兀儿诗人贯云石的创作；洪武年间，弋阳腔戏和大理白族的大本曲剧结合，又形成了流传至今的白剧。另外，今新疆地区的唢呐等乐器已在内地戏曲中占有重要地位，戚继光还曾将唢呐作为军队的“号笛”。贵州德江傩堂戏融合了西南族群“傩祭”、汉人戏剧和道教文化，同时，当地的土家民歌也明显保留了汉人民歌的特点。小说方面，元明之际，《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相继成书，明后期又涌现出《西游记》及“三言二拍”等各类小说作品、元明两代确立了小说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三国演义》《西游记》等我国古代经典文学作品，不仅在中原地区家喻户晓，在边疆族群中也得到广泛传播，并产生了深远影响。如后金的开创者努尔哈赤便喜读《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皇太极还命达海将《三国演义》翻译成满文。

此外，宗教、建筑、绘画等诸多文化领域，也都呈现出各族群交融发展的态势。

明初书画深受“元四家”的影响，中期以后，沈周、仇英等人继承和发扬元代水墨画法，并将诗文、书法、绘画三者融为一体，吴门画派崛起，占据画坛主流。

蒙古、回、藏等文化深刻影响着明代中原文化，中华文化在兼容并包中不断发展。因大量蒙古人留居中原，蒙古文化对中原生活文化的影响最为明显。

饮食方面，明代北京城中有诸多贩卖蒙古肉食、奶制品的店铺，丰富了中原的饮食结构。边疆地区所产食材在内地也广泛传播，如黄鼠是蒙古传统食材，在元代便是宫廷佳肴，至明代亦为宫廷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以宣府、大同所产黄鼠最为知名，成为明代中后期民间馈赠的高端食材。服饰方面，明代北直隶各府、山东、山西等地民众帽子也深受蒙古影响。每到冬天，这些地方的男子多仿蒙古习惯，戴貂皮或狐皮制作的高顶卷檐帽子，即“胡帽”;妇女则用貂皮裁制成尖顶覆额的披肩。独具蒙古特色的服饰样式如“比甲”与“只孙”等，也深受内地民众欢迎。

明代延续元代对藏传佛教的扶持政策，大量藏僧留居内地。有明一代，北京共兴建了真觉寺、大兴隆寺、大能仁寺等十余座藏传佛教寺庙，永乐时期还出现了“番经厂”，承担制作藏式佛像的任务，这些对内地寺院的建筑风格、造像样式以及绘画手法等产生了影响。

回回人在明代继续发挥着文化影响力。洪武元年(1368)，太祖下令敕建礼拜寺于南京和西安，同年改太史院为司天监，其中还专门保留了元朝的回回司天监；洪武二年(1369)，征元代回回历官郑阿里等11人至京，掌察天文，定历数；洪武十五年(1382)，召钦天监灵台郎海答尔、阿达兀丁、回回大师马沙亦黑、马哈麻等，命他们译介西域天文历法书。“回回历”一直在钦天监中沿用到清康熙八年(1669)，才被传教士汤若望等人带来的西洋历法所取代。此外，《回回药方》吸取了伊本·西拿的《医典》等医药著作，在用药和剂量上按照中国的实际情况作出了调整，丰富了明代中药学。明代出现的“回儒”学者更是用汉文著书立说，倡导通过吸收、借用儒家思想来阐释伊斯兰教理。这一运动一直持续到清代，其间出现了一大批代表人物和作品，如王岱舆的《正教真诠》《清真大学》，张中的《归真总义》《克理默解》，伍遵契的《修真蒙引》《归真要道》等。

四、中外文化交流

永乐、宣德时期，郑和七下西洋，是中外友好往来的佳话，也是中华民族爱好和平的重要体现。郑和下西洋推动了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发展，朝贡贸易进入鼎盛时期。这期间各国朝贡使团络绎不绝，前后有30余国参与其中，有4个国家的国王7次亲自来华朝贡。其中，渤泥国王在朝贡时病逝于南京，明成祖以王礼葬之，其墓地现位于南京市雨花台区，这无疑是中外友好交往的有力见证。

郑和下西洋承载着明代中华民族交融的成果，又与海外诸民族交往交流，衔接了明代中国与世界市场，为隆庆开关后海外贸易的全面开展奠定了基础。最值得称道的是，郑和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舰队，但每到一处都是通过自由买卖的方式平等交换。利玛窦感叹：“在一个几乎可以说其疆域广阔无边、人口不计其数、物产多种多样且极其丰富的王国里，尽管他们拥有装备精良、可轻而易举地征服邻近国家的陆军和海军，但不论国王还是他的人民，竟然都从未想到去进行一场侵略战争……在这方面，他们截然不同于欧洲人；欧洲人常常对自己的政府不满，垂涎其他人所享有的东西。”

除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外，明代陆上丝绸之路依旧发挥着重要作用。永乐年间，明朝命陈诚五使西域，翻雪山、走戈壁，艰苦跋涉数万里，重开“丝绸之路”，与郑和一海一陆为明朝打开外交外贸事业的大门，开创明永乐年间万国来朝的盛景。史学家谢国桢称其功不减于郑和，尤其是推行对西域诸国“一视而无间”的策略，“从此万方归德化，不劳征发定三边”。陆上丝绸之路的再次开通，为中外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又一重要途径。

明代统治者开放包容的宗教政策，深刻地推动了伊斯兰教中国化的进程。生活在中华大地、热爱中华文化的中国穆斯林整合伊斯兰文化与中华文化的丰富资源，以汉语为母语、以儒学为资源，推动构建了伊斯兰教中国化的思想体系，不仅形成了具有中国传统建筑特色和装饰风格的清真寺，还创办了融私塾教育与寺院教育于一体的经堂教育。

回儒群体的形成，是明代伊斯兰教中国化的重要表现。明清之际，深谙中华文化的伊斯兰教群体出现了一大批回儒学者。他们“以儒诠经”，对确立中国特色的伊斯兰教经学思想、丰富中华文化的多元体系、壮大中华文明的组成部分发挥了重要作用。回儒学者用汉文著书立说，倡导通过吸收儒学概念和理论体系来阐释伊斯兰教教理。如明代著名经师马明龙言，“吾教与儒教同伦理，凡循礼法者，必以忠君孝亲为事业”，强调伊斯兰教信众要严格履行忠君爱国、孝敬亲人的责任；王岱舆提出将伊斯兰教与儒家的忠义观融通起来，“人但顺主、赞主、拜主、感主恩而不能忠君、赞圣、孝亲、济人者，则前事亦未足为功”，提倡顺主、忠君、孝亲三者互为倚重，认为信众的功德不只在于对真主的虔诚信仰，还要建立在对国家、对亲人的社会责任之上。经过回儒的阐释，中国穆斯林从对宗教的“一元忠诚”转向“敬主忠君”的“二元忠诚”，提出“君臣家国，休戚相关”，适应了彼时中国政主教辅的政教模式，实现了穆斯林对中国皇帝的政治认同。伊斯兰教义与儒家文化相互借鉴，使伊斯兰教融入中华文化，成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

在西域，从14世纪中叶开始，东察合台汗国统治者以战争等手段，将伊斯兰教推行到塔里木盆地北缘、吐鲁番盆地和哈密一带。当地居民原本信仰的袄教、摩尼教、景教等逐渐消失，佛教、道教也趋于衰微。到16世纪初，伊斯兰教取代了佛教在西域的主导地位，成为新疆地区主要的宗教信仰，并延续至今。但新疆的伊斯兰教仍然有着鲜明的地域特色，典型的表现就是麻扎朝拜。伊斯兰教原本反对崇拜陵墓，但16世纪后，新疆的麻扎朝拜活动越来越广泛。这一仪式带有祖先崇拜的痕迹，也明显受到萨满教、袄教等的影响，反映了原有的宗教观念和习俗对当地居民根深蒂固的影响并未因伊斯兰教严格的一神论而消失。

同样在明代，基督教耶稣会、方济各会、多明我会、奥古斯丁会等先后进入中国。利玛窦等耶稣会士采取附儒、合儒路线，尽力使天主教礼仪适应中国社会，寻找基督教与儒家的契合点。耶稣会士在传教的同时，也翻译了相当数量的西方著述，涵盖哲学、神学、医学、农学、物理、天文、数学等各个领域，这标志着西学进入汉语世界，为中国思想增添了新元素，开启了有别于传统知识的新取向。传教士同时注意向西方介绍中国，中国文化被广泛传播到西方社会，拉开了17、18世纪西方“中国热”的序幕，为西方社会注入了新的思想活力。明末如此深广的中西文化交流，对之后数百年的中西文化交流产生了持久而深远的影响。

小结

元、明、清三代是中华民族自在发展和中国疆域巩固发展并最终定型的重要阶段。相较于元、清两代惯用军事手段来创造大一统局面，明代则体现出了柔性为主的特征，尤其在治理和发展西南边疆上成效显著。具体而言，明朝在政治上善用招抚塑造中华一统，将灵活性渗透进边疆治理之中；在经济上乘持厚往薄来，重视边疆开发，内地与边疆经济一体化趋势加强；在社会上通过大移民确立多族群分布新格局，促进各族群深度交融发展；在文化上延续和发展多元特性，注重儒学对边疆的浸润，用文化辐射强化各族群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此外，在明代郑和下西洋、伊儒会通、西学东渐等浪潮中，中华文明与世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中华文明在兼收并蓄中历久弥新。可以说，历经明代中国的政治大一统、农商经济大繁荣、社会族群大交融、思想文化大交流，各民族之间不可分离的关系更加密切。

但是，历经近1600年的发展，中国传统政治体制的弊端到了明代已日益深重，明统治者进一步强化专制集权，最终走向封闭与腐化。明中期以后，中原地区的阶级矛盾不断激化，社会持续动荡，明廷没有力量进一步维护其在东北地区的统治和统一北方草原。尤其在面对蒙古屡屡受挫之后，“华夷之辨”思想抬头，明朝的民族政策越发在开明与封闭之间摇摆，对边疆的经略越发有限和被动。最终，以满洲贵族为核心的东北各族群联合北方草原的力量入主中原。他们继承元明以来的大一统秩序，积极巩固统一疆域、强化中央集权、完善治边策略、推广儒家文化，建立了一个更加坚实的大一统传统王朝——清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