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疏通华夷的社会风貌

明朝主导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历时最长、范围最广的官方移民。仅在洪武年间，移民就有约1100万人，其中军籍约400万人、民籍约700万人。永乐时期，移民230万人左右，其中军籍约142万人、民籍约88万人。内地与边疆人口在明代呈现多向流动，经过明代两百多年的发展，各族群生活相互交融、密不可分，形成社会交融发展的新态势，奠定了近现代民族杂居的分布格局。

一、北方族群的内附

为削弱北元势力，以及防止其与东北、西北各族联合，明朝不但不阻止北边诸族南下，甚至采取积极的招抚政策。诸多故元官员、北边各族百姓纷纷内迁，且移民持续时间之长、数量之多，丝毫不逊于以往诸朝。明代内附的族群包括女真、鞑靼、兀良哈、瓦刺、撒里畏兀儿等。归附者提出申请，经朝廷批准便可在内地“安插居住”，其文化风俗与生活习惯得到尊重。

来降的故元旧官部众及塞外蒙古、女真人多被安置在卫所，构成明代庞大的“达官”和“达军”群体。洪武二十年(1387)，归附的元将纳哈出的20万士兵就被安置在辽东、云南、两广、福建等地卫所。哈密等地的大批畏兀儿、哈喇灰等族，部分定居西北，部分迁往中原。嘉靖年间，吐鲁番将领牙木兰、马黑麻率众归附，迁居至甘肃、湖北等地。南迁内附人集中编人卫所，使明朝的军队显现出多民族构成的特点，京师和缘边一些卫所汉人以外官兵的比例更在半数左右。成化、弘治以后，内附人多改易汉姓、与汉人通婚，逐渐融入中原社会之中。明代各民族的深度交往和融合，奠定了后世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交错居住”的人口分布格局。

二、农牧混合社会的成长

嘉靖年间，丰州川(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出现了有一定规模的农牧混合社会即“居屋佃作”的群体，被称为“板升”(蒙古语“房舍”之意)。他们是以北迁汉人为主体，间杂大量蒙古百姓而形成的农业定居聚落，人口达十万之众。他们耕种的农作物成为蒙古诸部主要的食物来源，草原部落历史性地实现了粮食自给自足，塞上成为农业丰收的沃土。

随着板升农牧混合聚落的壮大，俺答汗时期的蒙古经济社会生活有了较快发展，蒙古诸部通行的《图们汗法典》越来越不能适应日趋复杂的社会形势。为此，俺答汗曾召集各部领主，吸收中原刑律，修改蒙古习惯法，在1578—1581年编写并颁行了《俺答汗法典》(亦作《阿勒坦汗法典》)，该法典以法律形式再现了当地社会经济生活组织情形。

与板升相类似，居住在青海西宁地区的大部分蒙古“达民”，也占有一小块土地，从事耕作，并定期向明廷交纳税粮。板升等农牧混合聚落的出现使得塞上社会生活风貌大为改观。北地衣食居室悉如汉制。文化习俗的交融是双向的，移居塞上的汉人同样受到蒙古文化的熏陶和影响，不少汉人径自融入蒙古部落之中。以板升为代表的农牧混合社会，作为塞上多民族经济交往、族群交流、文化交融的载体，谱写了中华民族共同发展的华丽篇章。

三、南方多元社会的发展

对南方尤其是西南地区的经略和开发，是明朝巩固和发展多族群大一统王朝的突出成就。有明一代，大量中原民众因军事、经商、仕宦、流放流向南方民族地区。西南边疆地区最为典型。云贵等地人口本以当地族群为主，明初来自江西、浙江、湖广、四川等地的军兵留守当地，掀起了一波移民西南的热潮。此后，明朝又推行“调北填南”的政策，江南约20万人迁入云贵高原，形成“民屯”。此次“填南”以家族为主体来建构屯堡片区，很快实现了移民的本地化。在黔几十万军民驻守之地形成了数百座屯堡村落，彻底改变了贵州社会的基本格局。终明一代，移民与罗罗、焚人、苗人、峒蛮等当地族群经过长时间的交往与杂居，形成了西南边疆“大杂居、小聚居、交错居住”的人口分布格局。

明代也是大陆人口移居南方海岛的重要时期。福建等地汉人大规模迁居台湾岛，且部分移民行为由官方主导。崇祯年间，郑芝龙招抚饥民数万人，每人给银3两，每3人给牛1头，用船舶载至台湾岛定居垦荒，密切了大陆与台湾岛的联系。在海南岛，明廷设置1卫11所，驻军近16000人，大量大陆军户家族借此迁居海南岛；明朝还多次征调广西苗兵驻防海南岛，最终形成了海南岛多族群聚居的人口格局。

南方地区的族群交融也迅速推进。以贵州思南为例，当地汉人移民增加，开始与本地族群通婚；在汉文化影响下，西南部族的生活习惯发生较大变化，如主食吃大米、着汉人服饰、建汉式四合院、过年贴桃符等。同时，汉人移民也受到西南部族的风俗习惯的影响，比如参加苗人的祭山仪式等。各族生活习惯、风土人情相互影响、交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