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农商并举的经济形态

明代是古代中国生产力空前发展的时期，社会经济远超宋元时期。边疆屯田广泛实施，新作物传入中国，边疆开发进程加速推进；商品经济繁荣发展，国内统一市场逐渐形成；农牧经济深度融合，边疆生产力水平迅速提高，与内地的经济一体化加速推进。此外，明代中国与世界不断接轨，中外经贸交流密切。

一、边疆屯田与新作物传入

明太祖朱元璋言“农为国本，百需皆其所出”，尤其重视农业生产。中国古代农业经济到明代达到一个新的历史高峰。明朝开国之初、政局和社会秩序的稳定，为人口持续增长和农耕面积的扩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除中原传统农业区生产发展外，明朝在边疆地区推行包括军屯、民屯、商屯等多种形式的屯田。边疆屯田范围广阔，东自辽左，北抵宣大，西至甘肃，南尽滇蜀，极于交趾(今越南境内)。屯田的效果十分明显，如沐英镇守云南，垦田百万余亩，极大地促进了当地经济社会发展。

明中后期，人口数量快速增长，这与玉米、番薯等美洲高产作物的传入有关。西北、西南边疆地区是新作物传入内地的重要中转站。明代时，番薯经多人、多路径引入中国并实现本土化。玉米、番薯的适应性极强，成为从内地走向边疆和海岛的流民赖以生存的首选作物，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边疆生产力水平的提升与人口的增长。

一些地区生活环境和原有生活方式均发生了变化。烟瘴的存在曾是南方地区开发程度低的重要原因。明初，海南岛黎人户口稀少，土地荒芜，瘴气肆虐；至明中叶，人口繁衍，土地垦辟，瘴气也消退十之八九。北部边疆的生产更是进步迅速。明末，方逢时在《塞上谣》中写道：“人言塞上苦，依言塞上乐。胡马不闻嘶，狼烟净如濯。时雨既降沙草肥，丁男释甲操锄犁。夫耕妇馐朝复暮，荜门鸡犬皆相依。天王有道边人喜，稽类来朝复来市。”诗歌生动描绘了塞上农耕生活的幸福场景。

二、封贡互市与茶马贸易

明代，农耕和游牧经济之间的依存度不断提高，农牧经济关系进入新阶段。中原与蒙古的“封贡互市”、中原与西南部族的“茶马贸易”是农牧经济互相依存的最好体现。

朝贡是明前中期中原与蒙古经济互动的主流模式。永乐元年(1403)至隆庆四年(1570)，蒙古各部赴京朝贡八百余次。仁宗、宣宗时，朝贡贸易日益成熟，形成京城贸易、沿途贸易、三边互市等多种形式。隆庆五年(1571)，明朝与鞑靼形成“俺答封贡”的一致认同，但是朝贡与贸易分离，由此导致边境互市成为主要贸易形式。长城沿线贸易活动全面展开，互市地点持续增多。明朝根据各边情况，扩大民间互市比例，蒙古中下层民众都能参与其中。互市的商品限制也不断放松，铁制品、丝织品等开始出现在市场上。其繁盛局面超过仁宗、宣宗、英宗诸朝，“布帛、菽粟、皮革远自江淮、湖广辐犊塞下”。俺答封贡是用经济互补处理政治分歧的典范，标志着北部边疆农牧经济一体化日渐成形。

明代是茶马贸易的黄金时代。茶马贸易指中原与西部各族“以茶易马”的经贸活动，是当时西南地区经济交流的重要形式。茶马互换发挥了效方的经济互补性，使西部各族经济融入国内统一大市场，收到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明朝在西南各地恢复设立驿站，经过多年的努力，西南地区的驿站全部得到恢复。西部各族各派使团入朝朝贡的同时兼事大宗贸易，沿途出售本地土特产，换取各种农工产品，藏人的佛画、犀角、皮毛、藏绒、药材等与中原的绸缎、布帛、食盐、粮食等进行交换，汉藏之间的物质交换范围不断扩大。

农牧地区的经济交流，加快了中华民族经济一体化进程，起到了稳定边疆、消弭战争的作用，维护了社会安定、族群团结和多族群国家的统一。

三、白银流通与市场统一

明代白银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白银货币化将社会各阶层广泛地卷入市场之中，推动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镇的繁荣，促进了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和完善。

16世纪中叶，随着一系列财政政策的变革，明代白银货币化，白银不仅在社会流通领域成为主币，而且在国家财政体系中成为主要征收形态，标志着中国白银经济或者说“白银时代”的形成。隆庆元年(1567)，明廷调整政策，允许民间赴海外通商，史称“隆庆开关”。海禁解除与海外贸易的拓展，使得大量海外白银流入，远远超出官营与民间银矿的产量，为商品经济的繁荣带来了契机。

此时，手工业技术迅速发展，生产的社会分工和地域分工已日益深化，商品交换和流通市场持续扩大，市镇经济随之繁荣，商品流通几乎不再受南北地域限制。景德镇的瓷器流通全国，以徽商、晋商为代表的商帮也逐渐崛起。明中后期，长距离贩运贸易逐渐从以大宗商品为主转向以民生用品为主，内地与边疆的经济交往更加畅通。

明中期以后，国际贸易有力地促进了统一商品市场体系的发展。新航路开通前，中欧贸易须以阿拉伯等为中介；新航路开通后，明代的中欧贸易则通过新航路将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直接连接。晚明时，葡萄牙、西班牙先后到中国进行海外贸易。但欧洲人面临的一个难题是，中国对欧洲商品几乎没有需求。西班牙人最先发现明朝对白银有着巨大的需求，开始把白银从美洲运往亚洲。

明中叶以后，白银货币化、手工业发展、市镇繁荣等，共同推动明朝的商业走向前所未有的繁荣，而海外贸易的拓展、白银大量流入更使自在的中华民族经济共同体“不自觉”地被卷入世界经济体系的竞争中，其影响也辐射到边疆地区。如明中后期，清水江流域兴起的木材贸易为当地苗人社会带来了大量白银，形成清水江流域白银饰品化的风俗，当地成为苗人盛装中银饰款型最为密集的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