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巩固统一政治格局

为了建立更趋稳定的多族群大一统王朝，明朝一方面更多地运用招抚等柔性手段，另一方面创新国家治理制度，充分实施因俗而治，吸纳多族群共同治理和巩固疆域，强化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政治向心力。

一、接续大一统

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称帝，定国号为“大明”。同年9月，明军占领大都，元顺帝北遁，元明实现鼎革。

清末，有人将元明鼎革说成是一场“汉族的复国运动”，这与历史事实不符。北伐前，尽管朱元璋一度喊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口号，但其目的还是“定天下于一”。他要求徐达、常遇春等善待蒙古贵戚军民，争取各族人心归附。于是，明军反复宣传“华夷无间，姓氏虽异，抚字如一”的主张，旗帜鲜明地宣扬“天下一家”的立场。

同时，明朝毫不隐讳地承认元朝是天授正统。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宣称：“自宋运既终，天命真人于沙漠，入中国为天下主。”他还说：“汉、唐、宋之迭兴，以至于元，皆能混一寰宇，绍正大统，以承天休。”朱元璋多次致书北元统治者，称只要臣服明朝，就可为一邦之主。对来降的北元官吏，朱元璋通常都授予文武官职。元顺帝嫡孙买的里八刺被俘后，受封崇礼侯，待遇优厚。朱棣登基后，也以实现“天地清宁”“华夷绥靖”为己任。

同时，明朝还以“华夷无间”的开明族群观念，全面继承元代疆域管理模式，采取以招抚为主、征讨为辅的策略，将边疆地区纳入王朝版图。

明初，元残余力量仍占据漠北。洪武三年(1370)至四年(1371)间，漠南蒙古各部纷纷归附，明廷控制漠南大部分地区，将甘青、辽东等地也纳入版图。明太祖在辽东、西北增设卫所，充实沿边兵力，并将所有塞外夷民迁入内地。洪武十三年(1380)，沐英率军出塞，攻取亦集乃路(今内蒙古额济纳旗)。洪武二十年(1387)，明军大破纳哈出部，收编其部族二十余万人。次年，又在捕鱼儿海(今中蒙边境的贝尔湖)大获全胜，俘获“军士男女七万七千三十七口”°。元主脱古思帖木儿逃亡途中被弑，蒙古诸部纷纷来降。同年，辽阳行省北部的辽王阿扎失里也率所部军民内附。洪武十七年(1384)，明廷于辽东高尔山南施筑新城，新城属辽东卫指挥使司管辖。明成祖朱棣取“抚绥边疆，顺导夷民”之义，将辽东“新城”改名“抚顺”。

明朝十分重视西南地区的经营。为更好地统一南方各族，将云贵两省正式纳入王朝建制。洪武元年(1368)，明朝收管湖广，招抚“螟峒”部族。次年，慈利等地土官归顺，明廷沿袭元朝职官安置。湖广西部土官相继归附。洪武四年(1371)，明军征讨四川明夏政权。四川、湖广交界的“峒蛮”地区是必经之路，平蜀也是统一四川周边各个族群的行动。洪武四年(1371)末，施南宣慰司及周边土官悉数来朝。次年初，播州(今属贵州遵义)、贵州两大宣慰司纳贡称臣。明成祖时期，正式建立贵州省，省下设府进行管辖。

洪武五年(1372)，朱元璋多次招降云南梁王及大理段氏未果。洪武十四年(1381)，明廷命傅友德率三十万大军平滇。次年，明廷在云南建立都指挥使司和布政使司。云南各族或被讨平，或被招抚，悉数归附。此后，明朝命沐英及其后人世代镇守云南，设置府、州和县，大大加强了对云南省的管辖。

洪武二年(1369)，朱元璋诏谕吐蕃，要求其归附新朝。次年，元陕西行省吐蕃宣慰使何锁南普归顺明朝，一行十三人千里跋涉到南京朝觐。朱元璋“优加礼待”，封其为河州卫(治所在今甘肃临夏)指挥同知，子孙世袭。随后吐蕃各地势力纷纷降顺。1372年，乌斯藏首领释迦坚赞被明廷封为“灌顶国师”，受赐玉印，确立臣属关系。次年，乌斯藏摄帝师喃加巴藏卜朝觐，朱元璋封其为“炽盛佛宝国师”，将其举荐的旧官悉数授以官职。至此.明朝对藏传佛教各派首领“多封众建”，设置羁縻都司，实施僧官制度。

明朝吸取了前朝宗教治理的经验教训，摒弃了支持一派、压制其他教派的做法，对各教派采取了一视同仁、不偏不倚的态度，多次派遣僧人、中官持节使藏，延请乌斯藏各派有影响的高僧来京受封，先后对“三大法王”及“五教王”进行了册封，使他们在中央王朝的统辖之下继续维持其已有的权势和地位，管理或参与管理所属区域的僧俗，实现了对西藏地区的有效管理(图10-1、图10-2)。

西域各部亦陆续归附，与明廷确立从属关系。洪武元年(1368)，明朝遣使诏谕甘青诸部。河西、青海各部相继归附。洪武七年(1374)，撒里畏兀儿安定王卜烟帖木儿遣使朝贡。次年，明廷设安定卫(在今青海、甘肃和新疆交界处)、阿端卫(在今青海朵斯库勒湖和新疆交界处)，拱卫西北。永乐四年(1406)，明朝徙安定卫，重建阿端卫、曲先卫(今青海尕斯库勒湖东南)。使用古突厥语的撒里畏兀儿东迁入关之后，逐渐同蒙古人相互融合。洪武二十一年(1388)，明太祖派人护送俘虏的几百名撒马尔罕商人回国，途经别失八里(即东察合台汗国)，并建立联系。洪武二十四年(1391)，别失八里派使臣前来朝贡。

在开明、柔性的族群政策推动下，中央政府以和平方式将诸多边疆地带纳入有效的管辖范围，完成了“天下”秩序的重新构建。

二、建构二元疆域治理体制

明朝从中央到地方，行政系统依次是六部、承宣布政使司、府、州、县；军事系统则依次是五军都督府，都指挥使司、卫、所。两套体制各有其组织架构和管辖权。

明朝的边疆治理政策较为灵活，它扩展了都司、卫、所中的羁縻武职制度，创新发展了多元一体的大一统治理体系。边疆的都司、卫、所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主要分布在边疆和内地之间缓冲地带的实土都司、卫、所，流官和土官共同任职于其中，流官为主，土官为辅；另一类主要分布在西北和东北地区，是以当地族群首领任职管理地方的羁縻都司、卫、所。这一羁縻武职制度广泛吸纳了女真、蒙古、撒里畏兀儿等部族共同治理边疆。羁縻武职制度强化了中华民族的向心力。

在东北的西辽河一带，为蒙古兀良哈部设朵颜卫、福余卫、泰宁卫三卫；在辽东都司外，为女真等部设建州卫、兀者卫、奴尔干卫等上百卫。永乐九年(1411)，在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及库页岛地区建立奴尔干都司

嘉峪关外，随着北元势力撤走，蒙古、撒里畏兀儿等部族纷纷归附，明太祖设安定卫、阿端卫、曲先卫、罕东卫、沙州卫、赤斤蒙古卫、哈密卫关西七卫，任命归附的边疆族群首领为指挥、都指挥同知等官职。

在西番，明朝废除元朝的三个“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建立乌斯藏、朵甘行

都指挥使司与俄力思军民元帅府。这些羁縻都司受中央直接控制，分别管理前后藏、康巴藏区和阿里地区的军政事务。其下还设有万户府、千户所等基层机构。今藏于西藏博物馆的永乐五年(1407)礼部造“朵甘卫都指挥使司官印”，是明成祖朱棣册封西藏馆觉首领南葛坚藏为朵甘卫都指挥使，管理昌都等地的军政事务所赐予的银印，是明朝中央政府以都指挥使和卫所制度对西番进行管辖的实物见证。

在西域地区，明朝也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治理。终明一代，西域大部主要为蒙古人后裔先后建立的察合台汗国、叶尔羌汗国等政权实际控制。1347年，蒙古四大汗国之一的察合台汗国分裂，秃忽鲁帖木儿为东察合台汗国君主。明朝史籍根据其都城变迁，先后称之为别失八里(今新疆吉木萨尔)或亦力把里(今新疆伊宁)等。1514年，东察合台汗国阿黑麻汗之子赛义德建立叶尔羌汗国。1570年，叶尔羌汗国吞并吐鲁番汗国，再度实现东察合台汗国内的又一次东西部统一。

明朝主要以哈密为支点经营西域。永乐二年(1404)，哈密安克帖木儿遣使朝贡，请求赐爵；明成祖封其为忠顺王。永乐四年(1406)，正式设立哈密卫。明朝中央王朝不但以宗主国身份决定其王位继承，还直接册封其官员。东察合台汗国与明朝也保持了频繁的朝贡关系。洪武二十四年(1391)，察合台后王(即东察合台汗国君主)黑的儿火者遣使贡方物。永乐十一年(1413)，明成祖出面调解当地纠纷，还曾派使者访问别失八里。宣德年间，察合台歪思汗遣使入贡。正统之后，亦力把里也朝贡不绝。明朝对西域朝贡使臣往往授予羁縻武职，以示优容。

明朝经略西南地区成效显著。明廷依托土司制度强化对南方山地族群的治理，在滇黔川桂及湖广西部等地，明朝因俗而治，任命族群头领担任地方官吏。这些土官或土司既负责本地基层治理，又向朝廷承担纳税、服徭役和征兵等义务。

相较前朝，明朝进一步完善了土司制度。土官成为与流官相区分的专门职官体系，有固定的层级和品级，并形成文职、武职两个序列。为制约、监管土官，明廷任命流官担任土官衙门的佐贰官、首领官，形成土流并治的职官体系，为“改土归流”留下空间。此外，土官的承袭、贡赋、征调、升迁和奖惩等制度化管理更趋严格。明一改元“罚而不废”的做法，对犯罪土官严加惩处。

明朝要求土官在辖区内广泛开办儒学，规定土官继承人必须入学，学习儒家文化和礼仪。土官体制由此更为完善，既保留了南方边疆族群原有的政治、经济、文化结构，又强化了边疆族群的国家认同，促进他们更好地融入经济社会发展中，进一步巩固了大一统政治秩序。

作为明朝各族群交往交流交融的重心，边疆卫所从当地族群吸纳大量兵源。如辽东都司东宁卫的五个千户所中，汉军仅一所，其余四所军士都来自辽东各族群的百姓。西南地区的卫所军士更是本地族群居多，云南大理卫、洱海卫、蒙化卫诸卫的土军、广西的“撞兵”(元代在广西施行屯田，“撞兵”承担屯田和防卫义务)、四川建昌的土军等，都被纳入卫所体系之中。

就边疆族群的治理而言，元朝强调“威”，善用军事征服，明朝统治者与之不同，特别注重“德”，强调安近来远，对边疆族群以招抚为主，侧重用经济文化手段维系认同。总之，明代对边疆的管理体制吸纳了多族群共同治理边疆的理念。

三、明蒙互动

明力图承袭元的疆域。明军占领元大都后，退居塞外的北元蒙古贵族仍时常以正统自居，与明朝长期对峙，史称“元人北归，屡谋兴复”，双方冲突不断。明廷对蒙古诸部采取“威德兼施”的政治策略。

明初，朱元璋发动北伐，同时积极防御，分封诸王守边，并采取招抚策略，吸纳蒙古部族归附。从洪武元年(1368)至洪武二十三年(1390)，大量蒙古部众南下归附，削弱了北元的势力。东北蒙古部众归降后，明设泰宁卫、福余卫、朵颜卫三个羁糜卫所，史称“兀良哈三卫”。洪武二十一年(1388)，蓝玉率军在捕鱼儿海与北元决战，大获全胜。北元战败后，政权分裂。鞑粗势力衰退，瓦刺兴起并与明朝渐成对峙之势。

明成祖既对鞑靼和瓦刺采取“扶弱抑强，分而御之”之策，又以怀柔之术与蒙古诸部建立封贡关系，允许兀良哈三卫、哈密卫等羁縻卫所“商贾贸易，一从所便”。永乐七年(1409)，还分别分封瓦刺马哈木、太平、把秃孛罗为顺宁王、贤义王、安乐王，以实现“顺则抚之”的目标。同时以防范之心，保持对蒙古诸部“慎固封守”，继续修筑长城

洪熙元年(1425)，明仁宗“颁将军印于诸边将”，正式建立了大将镇守九边重镇的制度，并收缩朝贡互市定期开市，择品交易。正统四年(1439)，瓦刺首领也先兼并蒙古诸部，瓦刺的势力达到顶峰，力图恢复元朝一统天下的盛况。也先对明朝采取军事攻掠与扩大朝贡贸易规模的双重策略，最终引发“土木堡之变”。正统十四年(1449)，瓦刺大军在首领也先率领下，南下攻掠明朝边境，明英宗仓促亲征，在土木堡被俘，史称“土木堡之变”。正统十五年(1450)，瓦刺归还英宗，双方恢复通贡互市。

“土木堡之变”后，瓦刺不断兴兵犯边掳掠，迫使明朝大兴土木，修筑长城。英宗之后，不再派遣使臣前往蒙古，永乐以来的使臣双向往来转变为蒙古的单向来朝。到嘉靖年间，明廷甚至对鞑靼首领俺答汗采取“绝贡”政策。

明武宗正德年间，达延汗统一蒙古各部，对明态势由或战或贡转向全面攻掠。俺答汗崛起后，自嘉靖十一年(1532)至二十九年(1550)，先后六次遣使议和通贡，都被明世宗拒绝。嘉靖二十九年(1550)，俺答汗发兵入塞，围困北京，在城外焚掠骚扰八日之后，在获得明廷通贡承诺后退兵，史称“庚戌之变”。“庚戌之变”迫使明朝于嘉靖三十年(1551)开放马市，但仅大同、宣府两地，且互市之货物数量皆有严格限制。后明朝拒绝了俺答汗要求扩大贸易范围的请求，甚至关闭马市。明朝与蒙古贸易中断，双方自此开始了近20年的战争。隆庆四年(1570)，俺答汗之孙把汉那吉投靠明朝，受封指挥使。次年，俺答汗与明和议，建立册封和通贡关系，明朝册封俺答汗为顺义王，并开放长城沿线11处互市关口。至此，明朝与漠南蒙古右翼各部建立起封贡互市关系，但对左翼各部，明朝仍实行战守结合的策略。

明朝同时大力支持俺答汗崇信藏传佛教。隆庆、万历年间，应俺答汗的请求，明廷数次颁赐“番经”，派藏僧札巴、班麻等往蒙古传教。万历六年(1578)，俺答汗与格鲁派首领索南嘉措在青海仰华寺会面，双方互赠尊号。由是，藏传佛教在明代逐渐成为蒙古各部的信仰，西藏也深受蒙古诸部政治文化的影响。

有明一代，与蒙古诸部的互动错综复杂：既有正统之争，也有和战交织的局面；既有政权并立，亦有一定的政治从属关系；既有蒙古诸部的袭扰劫掠，又有明朝的闭关绝贡。这种互动深刻表现出，中华文明内部的农牧社会，无论政权分合，始终共生共变于大一统秩序之中。而双方互动的主阵地长城一线，不仅是军事防御工事，还是一条族群互动线，见证着多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和农牧文明的共存共生。

四、共击外敌侵扰

明以开明柔性的理念及策略推动多族群统一格局，中华民族在政治层面交融发展的势头持续推进，政治向心力不断增强。在明朝数次面临外部势力侵扰的危难之际，各族人民通力合作抵御外扰，保卫共有家园。

嘉靖三十二年(1553)四月，倭寇主力横冲直撞侵犯江浙地区，江浙、山东官兵望风逃遁，一时间滨海数千里同时告急，南京危在旦夕。新上任的兵部尚书张经曾任两广总督，深知广西狼兵尤其是“岑家兵”的骁勇强悍，于是上书朝廷请求征调田州、归顺、东兰、那地、南丹五州狼兵急赴江南御倭。年近花甲的瓦氏夫人不顾自己年迈体弱，毅然请命应征，请求带兵抗倭，代重孙挂帅出征。瓦氏夫人率兵从广西田州顺右江而下，经邕江、西江抵梧州，又经广东佛山北上，翻大庾岭到江西赣州，转水路过南昌、湖口入安徽，一路跋山涉水数千里至浙江嘉兴抗倭，奋勇杀敌，屡立战功，成就了一段保家卫国的传奇。

嘉靖三十四年(1555)，明朝官军与西南军队协力合作，取得了抗击倭寇的“王江泾大捷”。此役拉开了彻底平定东南倭乱的序幕。广西田州等处很兵(壮人)与湖广永顺、保靖土司兵(苗人、土家人)为保卫东南海疆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被击退的倭寇大批流窜至台湾，岛上各族军民团结一心，迫使倭寇退兵。万历三十一年(1603)，倭寇再次大举入侵台湾，当地各族百姓配合明将沈有容、陈第击退倭寇，保卫了祖国的领土。

万历二十年(1592)，丰臣秀吉率军全面侵入朝鲜，并扬言要借道朝鲜入侵中国。明朝派军队援朝作战，这支军队以东北、浙江的汉人为主体，同时包括蒙古人、女真人、回回人等不同族群的士兵。中朝联军在万历二十五年(1597)全面击退日军。该役保卫了我国东北边疆和海疆的安全，奠定了此后300年东北亚的和平局面。

明末，西方殖民者不断侵扰我国东南沿海，侵占澎湖、台湾等地。天启二年(1622)，荷兰舰队占领澎湖，各族军民奋起反抗；天启四年(1624)，收复澎湖；崇祯六年(1633)，大败荷兰。崇祯十四年(1641)至十六年(1643)间，台湾岛内就有58个村社相继武装反抗荷兰殖民者。台湾各族百姓的英勇反抗，为清初郑成功顺利收复台湾奠定了基础。

明朝各族军民勘力同心，共御外侮，共同抵御倭寇侵袭，一同遏制西方殖民势力的扩张。这种团结协作、共同保卫家园的民族精神，体现出中华民族政治向心力在明代持续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