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经济统合

在元代，中国又一次在中央政府的主导之下，成功打破地理阻隔，实现了重要物资在全国范围内的高效调配。作为全国经济中心的江南与作为全国政治中心的华北更加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在经济层面上保障了“混一南北”政治成果的巩固。东西方向上远程贸易的开辟和南北方向上农牧区域的密切整合，是这一时期中华民族内部经济交融的突出特征。

一、驿路体系

元代的大一统格局直接催生出全国性的交通网络，为统一的贸易市场的培育创造了社会条件。中央政府在完成全国统一之后，逐渐建成了十分发达的水、陆、海三位一体的官道系统。其中，水、陆官道系统包括密如蛛网并延伸至边疆各地的驿站体系(含设置于天然河流与运河沿岸的水站)。这类官道几乎覆盖了元朝的全部国土。空前发达的驿站体系，承担着官府物资日常转输的重要职能，对于促进全国经济一体化发挥了重要作用。

元世祖时期，南起临安、北到大都的大运河全线通航，沟通了中国从南至北五大主要水系，缓解了传统陆路交通的压力，促进了民生物资的合理调配运输。不仅如此，元朝还直接开辟了南起今江苏太仓港、北到今天津大沽口的全新海上航线，专门用于将南方大宗农产品以海运这种当时最节约成本的运输方式，发往相对缺粮的华北以及更远的地方。直到元顺帝统治前期，这类南北向海上航线都是元朝最为倚重的粮运通道。

全国交通网络的形成有利于商旅在外经商。凭借对这一交通网络的利用，色目商贾远行的足迹遍及全国各地。到元代中后期，定居于东部尤其是运河附近和沿海地区的色目商贾的数量，已多于分布在西北地区的色目商贾。元朝皇帝和宗王还经常委托色目商贾中较为特殊的斡脱(突厥语，伴当、合伙人的意思)群体去全国各地采办珍稀物品，从事特定的商业牟利活动，并赋予其诸多特权，设立相应管理机构，向其提供本金，资助其经商活动。这种由斡脱群体主导的全新官商贸易活动甚至远及海外多地，在商贸活动期间他们可以无偿使用沿途驿站提供的食宿服务。威尼斯人马可·波罗在华期间的真实身份就是一名经常为皇室承办特定经济事务的商人。他不仅以此为契机逐渐积累起一笔巨大财富，而且即使在回国多年以后，还能完整地把自己当初在华活动时经行的旅行路线讲述给记录者鲁思梯谦，这与他当时充分利用驿站制度，足迹遍布全国各地的特定经历分不开。这一事例也显示出元朝的驿站制度对于商贾贸易起到的显著促进作用。

总之，斡脱群体借助水、陆、海兼具的完善驿路系统，展开跨区域商贸活动，无形中将中原、蒙古草原、西域等原本相对分散的地域化贸易，更加紧密地联结成一个全国性的有机大市场，并在此基础上使国内市场与海外市场深度关联，极大地改变了传统经济条件下对海外市场的开拓通常相对有限的旧貌。

二、发行纸币

忽必烈即位后，政府开始在华北一带发行纸币“中统元宝交钞”。随着统一大业的推进，它也被进一步推行至原南宋的统治区域及西域等地。以西域畏兀儿之地为例，元朝纸币有的完全等同于中原，称为“大都通行的钞币”;有的以原名“中统元宝交钞”称呼之；有的是当地发行的，畏兀儿人称为“火州带‘高昌’字样的”。这种统一南北货币的做法加快了全国经济和市场的整合，满足了南北经济交流的需求，方便了来自不同地域的人们交往交流。

元朝政府还时常通过赐钞的形式对包括蒙古草原在内的广大边疆地区进行赈灾，用颁赏纸钞来补偿移民安家的一部分开销，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纾困接济的作用。纸币本身在使用过程中具有各种独特优点，如制造成本相对低廉、质地较轻、易于远程携带、面值多样等，因此元朝以纸币代替金属货币的做法有力推动了民间商业贸易活动的发展。这在世界经济史上堪称一大进步，也令马可·波罗这样的旅华人士大为赞叹。

针对纸币与白银等贵重金属脱钩以后难免会导致的通货膨胀问题，元朝政府采取限制钞本流向等多种方式来综合调控纸币投放的数量，以期将通货膨胀率尽量平抑在温和的涨幅中。在元末之前，全国的金融体系正常维持了一段时期。

三、农牧整合

元代大一统格局还直接催生出两大全新的经济现象：东西向远程贸易的开展和农牧两大区域的密切整合

在东西对峙、南北分裂的宋金时代，经东南沿海入关的舶来品如果想要抵达西部的云贵高原，只能采取分段运输的转手贸易形式，无法实现商品货物迅速、及时的流通。元朝统一后不久，通过东南各市舶司入关的进口海贝(云南当地制作贝币的主要原料)即被商贾以直销的方式迅速发往几千千米之外的云南内陆地区，中间无须再通过任何中介方式接力贩运，由此实现了空前高效迅捷的商品流通，商贾也从中获得了高额利润。

从海贝商品的流动情况来看，东起濒临市舶司口岸的长江下游，西到深处内陆腹地的云南，必定存在一条既顺畅安全又便捷省时、适宜商人贩运商品的远程贸易路线，以至东南沿海被元朝统一后，精明的商人几乎没有任何时间差便开始利用这种全新政治形势所提供的商机营利。显然，这种不经过任何中介接力的全新贸易方式，只有在全国大一统的时代背景下才有可能成为现实。尽管元朝官方出于防止商贩避税的考虑，试图取缔这种海贝直销贸易，却劳而无功。这表明，地方经济业已深度嵌入全国市场，所以这种有利可图的远程贸易形式才会禁而不止。

元朝的大一统统治对农牧两大区域的整合作用是显而易见的。首先，政府通过有计划推行官粮调配等政策，显著缓解了牧区缺粮的固有难题，从而能够应对大漠南北的上都、和林等城市因常住人口增加而面临的粮食供给压力。其次，元朝还招募富民商人，将其以私人渠道购置的粮食等农产品直接从中原运往草原牧区，并由其自行承担中途运输的开支，同时以偿付“盐引”作为酬劳。盐引即古代商人运销食盐的凭证，运粮商人可凭借盐引从官办盐场支取食盐。由于当时盐价高昂且属于极为重要的日常消费品，这种变通做法成为民间商客有利可图的致富手段。该措施的常态化推行，有助于政府进一步将农耕区生产出的余粮调剂到农产品供应不足的草原牧区。最后，元代农牧区域得到整合，农牧经济生产方式呈现区域间相互渗透的态势。草原牧区内的农耕屯田面积明显扩大，过度依赖牧业而导致经济结构过于单一的脆弱局面得以部分改观。而官方也在中原地区设置了部分官牧场。正是在元代，中国历史上首次出现了农牧两大区域被整合为一个经济单元的新迹象，这有利于打破曾长期存在的农牧隔阂，有助于解决由此产生的种种社会矛盾。所以，在化解农牧对立难题、促进二者融合等方面，元朝采取的前述做法无疑具有积极意义。

但是，元朝的经济政策具有明显的阶层固化色彩。这突出反映为：统一全国后，元朝仍然遵循征战时期高度集中人力物力资源的刚性管制原则，强制推行世袭性职业身份制度，即通过实施“诸色户计”制，将全民的户数分类固化为民、军、儒、匠等数十种。每一户计下属的成员原则上皆需世袭其业，除少数蒙古、色目军户子弟通过科举入仕改变身份以外，其他人等一般不得更易谋生职业。这种违背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刚性措施既阻止了各阶层的自由流动，又严重妨碍了人力资源这种最为重要的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对全国经济的发展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