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融聚“中国”文化

文化认同始终是“中华”“中国”认同的核心要素和深层动力。辽宋夏金时期，各政权、多族群通过交往交流交融，共同谱写了璀璨的文化。儒释道受到共同遵奉，成为各族群联结彼此的重要文化纽带；汉字成为通用文字，一些政权还借鉴汉字创造文字，翻译儒家经典，进一步夯实了文化认同的基础；各具特色的文学艺术相互借鉴，极大丰富了中国文化的内涵。这些都为之后的大一统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

一、儒释道之合

辽宋夏金时期，儒家思想成为凝聚各族群的共有精神纽带。契丹、党项、女真诸族群共同遵奉儒家文化作为族群认同与文化认同的核心理念。佛教、道教、伊斯兰教也逐渐融入儒家文化因子，与此同时，儒释道不断吸收对方的思想资源，在思想上互相交融，助推了“三教合一”的趋势。

辽太祖将“尊孔崇儒”作为基本国策，兴建孔庙，又亲拜孔庙，奠定儒学在辽朝的政治地位。辽圣宗将科举制从幽云十六州扩展到全国。辽兴宗亲自主持殿试，给予及第进士极高的礼遇，这些都体现出辽朝对儒学的推崇。

宋朝是儒学创新发展的重要时期。宋儒创立的理学思想得到广泛传播，成为后来大一统元朝的官方学说。宋朝在西北、西南地区大兴文教，创设“蕃学”，推广儒家思想，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宋诗文家慕容彦逢说吐蕃贵族子弟在学习儒家典籍后，都对中原文化和礼俗产生向往之心。

西夏仁宗在各州县普设学校、建孔庙、尊孔子为文宣帝，并翻译儒家经典，以《孝经》《论语》等为教材，规定番汉都可以参加科举，养成尊孔崇儒之风。西夏还借鉴唐宋法典，编纂了《天盛律令》，推行“汉礼”，并杂用唐宋礼仪。

金熙宗尊孔崇儒，在上京建孔庙，封孔子四十九世孙孔璠为衍圣公，还亲莅孔庙奠祭，认为“孔子虽无位，其道可尊，使万世景仰”。金朝初期，科举分南北选。随着南北文化差异缩小，改为南北通选，统一考试科目和内容。大定十三年(1173)，金朝还专门正式设立女真进士科，这在科举史上是巨大飞跃。

喀喇汗王朝深受中原儒家文化的影响，玉素甫·哈斯·哈吉甫所著《福乐智慧》，在治国理念、中庸之道、忠君思想等方面都有对《论语》等儒家经典的借鉴。如：儒家重视“仁政”，《福乐智慧》也力主仁政，劝喻国君“对广大的庶民要心怀仁慈”，“要仁爱关怀，保护人民”，告诫“君王善良，正道直行，人民的日子将福乐无穷”;儒家认为“中庸”是最高的道德，《福乐智慧》也强调“凡事均有相应的尺度，只有适度百事才会美满”，“处事要合乎中庸”;儒家提倡为人处事要“温、良、恭、俭、让”，《福乐智慧》亦宣扬“知足、知耻、温良谦恭”和“君子报人以德，小人报人以怨，你可以去以德报怨”的处世之道。

佛教、道教也是联结辽宋夏金及周边各族的重要文化纽带。佛教早在辽太祖建国前就已传入契丹，兴宗、道宗尤其推崇，佛教因此大盛。高昌回鹘和于阅，上自王公贵族、下至底层民众，普遍信仰佛教。高昌回鹘曾多次以僧为使向中原朝贡，在高昌境内，出现译自汉文的回鹘文经卷，所立佛像形如中国制，可见高昌佛教对中原文化的吸收。辽上京、中京等地道士和道观亦不鲜见，道士刘海蟾著有《还丹破迷歌》《还金篇》等道学经典，可见道教在辽亦颇流行。西夏前期主要流行汉传佛教，政府广建寺院，发起大规模的译经、校经等活动；中后期汉藏佛教并行，政府还设立了专门管理佛教事务的机构；晚期，汉藏佛教出现会通的趋向，西夏密宗也成为元明清三代藏传佛教的重要中介。《天盛律令》把“僧人”和“道士”并提，可见佛道二教在西夏待遇相似。金人对佛教亦推崇备至，帝后百官皆重佛礼佛，朝廷在各地设有僧职，许多贵族甘愿舍儿女为僧尼。“金国崇重道教，与释教同”，境内出现了全真派和太一派等道教新派别，对金朝统治及元朝前期的政治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元人在总结辽、金之亡的教训时，曾提出“辽以释废，金以儒亡”，这一说法不尽符合历史事实，却足以说明佛教在辽朝的兴盛与儒学在金朝的流行。

三教在辽宋夏金都拥有深厚的民众根基，三教的理论都有彰显政权合法性和正统性的功能，这些都是各政权统治者非常看重的。因此，对三教的共同遵奉，既是它们竞争中国正统的方式，也使三教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主流文化符号。

在这一时期，伊斯兰教一支由陆路经喀喇汗王朝传人今新疆地区，并随穆斯林商人传入宋境，还有一支则从海路进入，它们经与各族宗教信仰和文化融合，成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此外，景教、摩尼教等在与西域当地宗教融合后也渐趋流行，如景教石碑上的十字架由莲花承托，显然是吸收了佛教传统。

二、汉字之用

文字是教化的有效工具，契丹人、党项人、女真人正式建立政权之前，均有语言而无文字，与中原汉人长期交往后，受儒家文化熏陶，各族纷纷借鉴汉字创制了自己的文字，这是中原文化向天下“边缘”扩展的成果，反映了各族群都在天下体系内向更复杂、深刻的文化形态发展的自觉。

辽立国之后，先是创制了脱胎于汉字的契丹大字，后又设计出了契丹小字。西夏仿汉字“六书”创制了西夏文。金则仿效汉字楷字，参照契丹字制度，合女真语创制了女真大字，后采汉字、契丹字偏旁创制女真小字。这些文字发明不仅借鉴了汉字的造字法，更表达了对“中华正统”的尊崇，以及对中国认同的自觉归属，不啻为诸政权主动融入中华文化的缩影。

尽管部分政权创制了自己的文字，但实际上，汉字和汉语仍是各政权官方和民间的通用语言文字。除汉人之外的很多族群中都有较多识汉字、通汉语的人，一部分还精通汉文典籍。辽朝的诏令奏议、对外国书等多用汉文。西夏兼以西夏文和汉文为通行文字，设有蕃学和汉学，蕃学教授蕃文(西夏文)，汉学教授汉文。辞书《番汉合时掌中珠》(图8-6)载：“今时人者，番汉语言可以俱备，不学番言，则岂和番人之众；不会汉语，则岂入汉人之数。”宋人沈括所写诗句“万里羌人尽汉歌”，就是汉语在西夏流行的一个侧面。在金朝，汉语不仅在各族群上层通行，其使用范围和重要性甚至都在女真语之上，当沟通不便时，人们就直接使用汉语沟通。如宋人许亢宗出使金朝，在托撒孛堇寨见到渤海、高丽、铁离、吐浑、靺耦、女真、乌舍、室韦、契丹、回纥、党项和奚等部族人，说“此地杂诸国风俗，凡聚会处，诸国人语言不能相通晓，则各为汉语以证，方能辨之”。据《突厥语大词典》记载，高昌回鹘有不少人会读写汉文。近代考古也发现，高昌回鹘的大量宗教文书和典籍都是用回鹘文、汉文等十多种文字刻印的。从考古发现的于闻使臣和僧侣遗留的汉文文书判断，五代、北宋时期、汉语仍然在于阅社会一定范围尤其是在官方范围内通行。喀什地区巴楚县脱库孜沙来古城一带发掘和征集了30多枚古代木简，上有汉文、回鹘文和阿拉伯文，表明喀喇汗王朝曾行用汉字。西辽时期，汉语更成为当时新疆及中亚的官方通用语言。汉语的广泛通用推动了各族群众对儒家文化的进一步认同，增进了彼此的文化共同性。

契丹、西夏及女真文创制后，都首先被用于翻译儒家经典与史书，从而教化百姓。辽代萧韩家奴曾译《通历》《贞观政要》《五代史》;契丹文墓志中也有对汉文经典“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的援引。西夏曾用西夏文大量翻译汉文典籍，如《论语》《孟子》《孝经》《贞观政要》等。金朝更是大量翻译汉文经史著作，金世宗时还设译经所。大定二十三年(1183)，译经所先后译出《易》《书》《论语》

《孟子》《老子》《扬子》《文中子》《刘子》及《新唐书》等经史书籍。金世宗特“以女直字《孝经》千部付点检司分赐护卫亲军”，并谓宰臣曰：“朕所以令译《五经》者，正欲女直人知仁义道德所在耳。”金章宗时又设宏文院翻译经书。

儒家经典关乎各政权文治教化、国家治理，历史书写有利于凝聚各族群共同的记忆与认同。辽、西夏、金三朝各族群众通过学习汉字和汉语直接阅读汉文典籍，或者通过翻译汉文典籍，进一步加深了对中原社会制度和思想文化的理解，增强了对中华历史的认同。

三、文艺之融

辽宋夏金时期，各政权文学艺术的基本特征是同受中原文化熏陶，又各富特色，彼此借鉴，互相交融。这在为中华文化注入全新活力的同时，促进了中华文化从多元发展为一体的进程。

宋代文学是中国古代文学创作的又一高峰。论文章，宋朝文学家在“唐宋八大家”中占有六席；论诗，宋朝诗人在擅写“丰神情韵”的唐诗之后，开辟了以“筋骨思理”见长的宋诗;论词，宋朝词作婉约与豪放并秀，将词由“诗余小道”提升至蔚然大观。许多宋词作品也反映了各族深度的交往交流交融。宋朝出使辽、金的使臣在出使期间的词作让宋朝民众更加了解辽、金的风貌。使辽词如时彦的《青门饮·寄宠人》中有云“胡马嘶风，汉旗翻雪，彤云又吐，一竿残照”。使金词数量更多，题材更广，不乏如范成大的《水调歌头·又燕山九日作》等名家之作。此外，宋词中也出现不少表现诸族归心与文化交融的作品。如晁端礼的《鹧鸪天·八彩眉开喜色新》中有云“百蛮洞穴皆王土，万里戎羌尽汉臣”，表达了诸族归心、胡汉一体的思想。晏殊的《木兰花》和欧阳修的《蕙香囊》二词，描绘了胡人乐舞的表演，赞叹了胡姬高超的技艺。刘克庄的《贺新郎·癸亥九日》中有“樽有葡萄簪有菊”，以代表西域的葡萄与代表中原的菊花为意象，揭示了中原与西域的文化交融。

宋朝文学对其他政权的文学产生了广泛影响。辽人素喜宋人诗文，对“三苏”作品能道其详。甚至有的诗文在宋境尚未广泛流传，却已为辽人所得。受唐宋文学影响，辽朝文人也用汉文创作诗词，《全辽金诗》收录辽朝诗人80余家，诗作100余首。辽宋使臣来往时，常以赋诗来交流信息、增进感情，皇帝往往也参与其中。辽朝皇族中文学水平突出者不在少数，辽道宗歆羡中原文物风流，甚至在佛前许愿“愿后世生中国”，其御制诗文《清宁集》中《题李俨黄菊赋》一诗清新雅丽，可与唐诗媲美。辽道宗皇后萧观音工诗文，善谈论、会自制歌词，有文章《谏猎疏》和应制诗《君臣同志华夷同风》等作品传世。

虽然西夏少有诗文作品传世，但仅存成果中也可见其对汉文化的借鉴与吸收。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文《宫廷诗集》和西夏国师鲜卑宝源创作的《贤智集》，风格都不同于西夏传统诗歌，每句字数、用韵规则等均与中原同类作品相似，显然受汉文化影响。有西夏人曾说到在西夏境内“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更可见西夏人对柳永词的喜爱。

金人文学风格亦承唐宋。金朝统治下，汉、契丹诸族群各有名家，如蔡松年、宇文虚中、萧永祺、杨伯仁、王庭筠、吴激等，其中蔡松年、吴激以乐府知名，文辞清丽委婉，时称“吴蔡体”。金后期还有耶律履、耶律楚材、党怀英、杨云翼、赵秉文、王若虚等名家；元好问更是金末诗文成就集大成者，被称为“一代宗工”。他以深厚的汉文化修养、开放圆融的文学理论，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词，有词集《遗山乐府》传世。《新编全金诗》收录金朝诗人600余家、诗作12000多首。宋朝文学在金朝影响巨大。南宋洪皓使金曾作《江梅引》组词四首，被金人争相传诵。党怀英被认为文章有似欧阳修。而赵秉文主张“为文当师六经、左丘明、庄周、太史公、贾谊、刘向、扬雄、韩愈。为诗当师三百篇、离骚、文选、古诗十九首。下及李、杜”，这反映了金朝文学不仅上承中国古代优秀文学传统，而且颇有与宋朝文学争雄的自信。

当词的传播范围向北延展后，它逐渐成为多民族共同使用的文学体裁。在多种元素碰撞、融合的影响下，在俗化与雅化、婉丽与雄健的矛盾中，词最终向元代俚俗而又刚健的曲文学靠拢。而各民族文学也在相激相融、互动互补中，为中华文化北雄南秀、气象万千的历史走向增加了驱动力，促进了中华文化从多元发展到一体的进程。

音乐和绘画艺术方面的融合，同样彰显了多元一体的时代特点。辽灭后晋时，将其乐谱、宫悬、乐架等运至中京，进而吸收了中原音乐文化，辽雅乐中的八音十二律也大抵“因唐之旧”。内蒙古巴林左旗大契丹国夫人萧氏墓出土的《辽代浮雕散乐图》(图8-7)，不仅体现出辽代散乐宴饮之盛，更可见草原丝路中契丹与东西方音乐文化的交流和交融。辽乐对宋金也有影响，在宋朝北方前线的军队中即流行“蕃歌以杂华乐”，辽之教坊乐则被金人吸收。

西夏音乐深受唐宋影响。西夏赵德明归附北宋后，西夏的礼仪、音乐，都遵依宋制。西夏音乐吸收吐蕃等众多部族音乐之长，也深得宋人喜爱。宋神宗曾召见西夏降宋的“蕃乐人”，命其奏乐于崇政殿。西夏乐对元朝亦产生重要影响。

女真原有音乐较为简单。灭辽、北宋后，得其教坊人、乐工、乐器、乐书等，开始吸收辽宋音乐文化。金世宗、章宗又参照唐宋，进一步完善礼乐制度。元杂剧中采用女真歌曲者为数不少，且“女真风流体等乐章，皆以女真人音声歌之”。

在绘画方面，契丹绘画艺术承袭中原的北方画派，涌现出不少卓有成就的画家，创作了大量绘画精品。辽东丹王耶律倍善画贵人酋长和契丹风俗，其《猎雪骑》《千鹿图》等被收入宋朝秘府。辽兴宗、道宗多番求取宋仁宗画像，甚至派丹青高手耶律裹履使宋，“模写”宋帝肖像回国。西夏壁画早期多学习唐、宋技法，中期吸收高昌艺术元素，晚期则将中原传统画法与藏传佛教密宗绘画艺术结合在一起。瓜州榆林窟第3窟的《五十一面千手观音》(图8-8).在观音像的左、右对称地绘有《锻铁图》《春米图》《犁耕图》《酿酒图》等.生动地再现了西夏农牧文化的交融。金朝各族亦深受儒家文化熏染，不乏丹青妙手，显宗完颜允恭、契丹人耶律履、渤海人大简之皆有佳作传世。

赤峰市博物馆收藏的金朝《孝子图》石刻及金墓壁画中的孝子故事图，皆体现了金人受儒家文化影响之深。高昌佛教壁画艺术在题材和绘画技法上，也深受中原文化影响。敦煌莫高窟第98窟的于闻王头戴冕旒，身着衮服，王后曹氏佩戴莲花凤鸟冠，都展现出明显的中原特征。

辽金夏的建筑艺术既仿照汉制，又兼具各自特色，体现宗教文化，生动展现了族群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山西朔州的佛宫寺释迦塔又称应县木塔(图8-9)，始建于辽清宁二年(1056)，是我国现存建造最早且唯一的纯木构大塔，也是世界现存最高的古代木构建筑。位于大同华严寺内的薄伽教藏殿，外观出檐深远，梁架举折平缓，显是唐风遗存。大同善化寺的三圣殿采用汉式建筑样式(如庑殿顶)与技法(如减柱法)，颇具唐朝遗风。宁夏贺兰的拜寺口双塔是西夏模仿汉制的13层密檐式砖塔，而其影塑彩绘又兼具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的双重特征，可谓集汉、藏文化及佛教文化于一身

小结

辽宋夏金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后一个诸政权长期并立的历史阶段。北方政权凭借骑兵形成军事优势，而两宋所处的区域始终占据经济与文化中心。这个时期是诸政权民众通过交往交流交融产生内聚力的重要时期。诸政权以共称“中国”，凝聚中华认同；以战与和，共筑“中国”版图；以承中华典制，共承“中国”之制；以中原王朝货币为媒介，以榷场为载体，完成农牧多元经济制度的互融，同时以人口迁徙、商品流通、榷场贸易为纽带，实现区域经济的融聚；以族群迁徙、族际通婚、礼俗互鉴为主要方式，推动各族群从诸政权辖域内的局部性交融到诸政权间跨区域的整体性互融；以“尊孔崇儒”为主流价值导向，汉字被各政权借以创制文字，汉语更成为诸政权的通用语言，诗、词成为桥梁，促进文学交融；中原音乐、绘画、建筑艺术的辐射，加快了周边并立政权向中原文化靠拢的节奏。与此同时，除汉人之外的其他族群以各自卓有特色的文化风格对中原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辽宋夏金时期的族群交往交流交融，促使各政权共续“中国”正统，共享经济聚合，共融族群文化，共鉴文学艺术，谱写了元明清三代大一统乐章的前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