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融会社会生活

辽宋夏金时期，由于天下体系内剧烈的动态变化，社会动荡频繁，不断推动着各族群由“静”向“动”转化，无论上层的达官贵人，还是民间的普通百姓，都在不断迁徙。同时，族际通婚广泛，礼俗融会发展，旧有的血缘、地域、族属等界限不断被打破，社会层面开始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

一、族群迁徙

辽宋夏金时期，北方游牧、渔猎与中原农耕族群多向度迁徙，各族群开始了新一轮更加广泛更加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为元明清大一统格局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辽朝建立后，契丹人大量南迁幽云十六州并融入当地社会。渤海国被灭后，渤海人被徙于辽东等地，和契丹人一道改变了东北地区的族群关系和社会面貌。同时，中原汉人也有迁入契丹者，到辽朝末年，“契丹、汉人久为一家”的观念已深入人心。女真人在辽代也频繁迁徙，多迁向上京、东京(今辽宁辽阳)及中京。辽代各族的迁徙改变了旧有族群分布的单一性，推动形成了各族交错杂居、和谐共处的局面，加速了族群交融的历史进程

西夏较开明的政治、文化政策，促进了族群大交融。自唐至宋初的300余年间，党项与汉、吐蕃、回鹘诸族杂居相处，西夏建国后，境内族群关系稳定下来。黑水城遗址与教煌藏经洞出土的西夏文书生动地反映了西夏境内各族群交往交流交融的盛况。在内迁中原的过程中，原以畜牧业为主的党项人开始了农耕种植生产，部分党项人也从游牧转为定居。这是西夏积极与中原交往交流后在社会层面出现的转变。西夏覆亡后，党项人逐渐融入其他族群，其治下族群交融的成就助力了元朝大一统格局的形成。

金在辽的基础上进一步突破了农耕、游牧、渔猎的传统族群分布格局，人口流动在当时有了新的明显进展，这促进了多族群共存社会的形成。女真周边的其他族群及契丹人先是融入女真，其后随着金军南迁中原，散居各处，逐渐与中原各族融为一体。海陵王迁都后，将汉人大量迁入东北，同时，女真猛安谋克亦大量南下，时人认为“猛安人与汉户，今皆一家，彼耕此种，皆是国人”。辽东的渤海人再度被逐批迁至山东，与当地汉人混居融合。随着生产生活方式的趋同，各族隔阂逐渐消弭，以致后来的元朝将华北的汉人、契丹人、女真人视为一体。

二、族际通婚

辽宋夏金时期，各族群宗室大量通婚，产生了很强的示范作用，直接推动了族群交融。

辽朝族际通婚极为普遍。奚之王族“世与辽人为昏”，契丹与奚由婚姻结成牢固的政治联盟。渤海国虽为辽朝所灭，但渤海王室始终与契丹皇族保持联姻。韩、刘、马、赵四大汉人家族，也多与契丹贵族通婚，如韩德让家族多娶后族萧氏。辽朝还与高昌回鹘、喀喇汗王朝、吐蕃喻厮啰政权联姻。在宗室通婚的带动下，民间族际通婚亦成常态。辽太宗命令契丹人授予汉官者，需接受汉人礼仪，并允许其与汉人通婚。归化州富室张世卿之孙张伸，娶耶律氏为妻，可以说是民间汉人与契丹人通婚的例证。

西夏建立后，统治上层率先推动其皇室和辽皇室、吐蕃贵族联姻，西夏诸帝又多娶汉女为妃。民间也不乏族际通婚现象，西夏人复合姓氏即为力证。西夏还出现以族群名称作为姓氏的特殊现象，更突出地反映了族群间的交融，如在西夏文《杂字》“番姓”中就有“鲜卑”“细纥”(“回纥”)等姓。

金虽亡辽灭宋，但女真皇族中多有与辽、宋皇室女性婚配者。此后，女真贵族与契丹人、汉人等始终保持着联姻关系，金朝诸帝的后妃中就有不少其他族群女子。战争往往也在客观上推动了族际通婚。1161年，完颜亮攻宋，宋人截获金军部分家书，其中一封写有一位妻子给丈夫的诗：“垂杨传语山丹，你到江南艰难。你那里讨个南婆，我这里嫁个契丹。”金朝明确出台了鼓励族际通婚的政策。如对女真人，“听与契丹、汉人昏因以相固结”9;又如对契丹人，“俾与女直人杂居，男婚女聘，渐化成俗”。这些政策不仅有利于消弭女真人、契丹人和汉人之间的珍域，更表明金朝统治者有意识地通过族际通婚促进融合。

三、礼俗嬗变

辽宋夏金时期，随着人口迁徙、族际通婚而来的是普遍的礼俗嬗变。各个族群不断吸收彼此的风俗习惯，渐趋兼容。

婚丧礼俗方面，契丹人旧有婚俗为“收继婚制”，接受儒家伦常思想之后，旧俗渐被抛弃。契丹人原本采用树葬与火葬，后吸收中原葬俗，用土葬并撰写墓志。两宋时期，部分汉人也受契丹人、女真人影响，采用火葬。党项人也借鉴中原葬俗，《天盛律令》中对丧期礼仪的规定即源自中原

各族群的民间信仰也互相影响，如中原的关公崇拜与包公崇拜在这一时期传至青藏高原。在河、湟、洮、岷等汉藏杂居地区，关帝庙林立，拜祭者不乏藏人的身影。北宋熙河开边时，吐蕃青唐部首领俞龙珂率部属臣服北宋，请宋帝为其赐名“包顺”，为其兄弟赐名“包诚”“包约”。这说明中原的包公崇拜传至藏人聚居区后，已在很多藏人心中植根，他们以包姓为荣；也说明关羽、包拯作为崇拜对象，对他们的崇拜与敬仰不分族属、血缘。

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的嬗变，也能够反映历史上各族群的交往交流交融。韩琦曾说辽“饮食服玩之盛，尽习汉风”。契丹人早期主要穿由动物皮毛制成的衣服，随着与中原交往互动的加深，其衣物材料由原先单一的皮毛逐渐变为麻、布、丝等。女真人迁居中原后，衣饰也渐染汉风，由“衣布，好白，衣短而左衽”改换汉服，妇女“或裹‘逍遥巾’，或裹头巾，随其所好”。金朝汉人也因“久习胡俗，态度嗜好与之俱化……衣装之类，其制尽为胡矣”。契丹人、女真人的饮食结构也产生了较大的变化，从单一的肉食向饮食多样化发展。饮茶之风也盛行于金朝社会各阶层。此外，迁入中原地区的契丹人、女真人逐渐适应了农耕社会的居所，同时北徙的汉人因居地的改变，也有以毡帐为家者。

女真人的姓氏也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女真人改汉姓氏的共59姓。金朝中期，有些女真人甚至只有汉名传世，如世宗诸子。到金朝后期，一些女真士大夫此点与北魏尽易胡姓为汉姓乃倡导于上并带有某种强制性不同。同时，鲜卑人改胡姓为汉姓的方法主要是谐音……而女真人改汉姓有谐音者……也有取义者”。这反映出这一时期族群融合的自觉性、主动性、深入性。总之，辽宋夏金时期，各族群的界限愈发模糊，其社会习俗亦都发生着剧烈变革，一个混同海内的大一统社会呼之欲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