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共享经济之利

辽宋夏金的地域环境、经济形态及发展程度皆有不同，但这些差异并未造成彼此经济体系的割裂，反而促进了各政权内部经济的共融和各政权之间的经济互补，成为推动重构大一统政治体系的经济动力。

一、区域经济交融

契丹、党项、女真族群早期都以游牧、渔猎为主要经济生活方式。随着辽、西夏、金统治区域的扩大、族群的增多、人口的迁徙，农耕经济逐渐发展壮大，农牧渔猎混合经济愈发普遍，经济生活方式更加多元化(图8-1)，极大地推动了北方、西北、东北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

辽建立前，契丹地区的经济形态以畜牧业为主，后来农业经济逐渐兴起，与畜牧业同居经济核心地位。辽灭渤海、得幽云十六州后，大量移民到潢河、土河流域定居，设中京安置奚人，形成了南部、东南部农耕区及中部牧农交错“插花田”区。辽中后期，上京道北、西北地区的屯垦面积不断扩大，漠北地区的农业经济得以发展。整个辽境内的牧、农经济区域分布呈现出“农”向北扩、“牧”往(西)南移的趋势。中原的纺织技术、室韦和渤海的矿冶技术传至辽境，各族群相互学习生产技术，促进了不同形态经济的深度融合，为北方农、牧混合经济格局的形成奠定了良好基础。后来，西辽政权又将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工具带到今天的新疆地区，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

党项人原以畜牧业为主，迁徙到黄土高原后开始学习农耕技术。西夏立国后，积极推广农耕经济，“岁时以耕稼为事，略与汉同”。进入西夏境内的大量族群，或迁入农耕区耕作，或镇守州城，推动了西夏的经济开发。河西走廊一直是吐蕃、回鹘等各族群生息繁衍之地，西夏在当地设立监军司，兵民一体，将其变为粮仓与育马牧地，以及战争掳掠人口的安置区。在宋夏对峙的横山地区，各族群众建立堡寨、屯垦荒地，使之成为西夏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

女真起于白山黑水，最初农业发展水平有限。建立金朝后，首次对松嫩平原与长白山地区进行统一开发。金朝亡辽灭宋之后，推行“实内”政策，将大量中原人口迁移至“金源内地”，强令女真猛安谋克军屯田垦荒，促进了东北与中原两大经济区域之间的商贸往来。东北区域经济结构发生变化，农耕种植所占的比例迅速提升，形成了以辽河平原和松嫩平原南部为主体的新农业核心区域，呈现出土地辟、人口增、仓廪实的繁荣景象。

西域地区与辽宋夏金均有频繁的经济交往，高昌地区的农业也有一定的发展。高昌回鹘建立时，农耕居民影响了游牧的回鹘人，小麦、水稻、棉花等作物得以广泛种植。回鹘人还广泛使用铁犁铧、镰刀等中原农具，并充分发展水利系统和灌溉农业。高昌地区还有中国境内最早的草棉产地(东汉时就引进草棉种子栽培)，以此为材料制作的衣物深受高昌王公喜爱，西域的草棉培育技术也由此传入中原。

与北方相比，南方经济发展得更加明显。由于北方人口的不断南迁，两宋时期广大南方地区的经济一直呈不断发展态势。农业方面，引进占城稻，采用先进的一年两熟的稻麦复种制，遂有“苏湖熟，天下足”之丰饶。棉花种植由两广、福建逐渐扩展到江南，广南西路、川峡路则成为麻和麻布的重要产区。两浙路、成都府路的蚕桑业非常发达。茶叶为南方诸路带来大量专营收入。甘蔗、柑橘、药草、漆等经济作物的主产区也在南方。手工业方面，棉纺织业、丝织业、制糖业、漆器制造业、瓷器制造业都在不同区域形成特色和规模。商业方面，草市一市镇一城市三级市场网络体系基本形成，长江南岸逐渐形成了密度较大的城市群，农村市场上，小贩、货郎走街串巷，活跃异常。不仅如此，两宋时期南方地区的海上贸易比以前范围更大、商品种类更丰富、港口更多，朝廷为此专设市舶司管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诞生于益州(今四川成都)。此外，岭南地区在两宋时期也得到了快速开发。始于隋唐时期的经济重心南移在宋代正式完成。由于社会安定与经济繁荣，南方地区既为周边地区输送了大量商品，还为许多族群提供了安居之地，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繁盛景象在此时已初见端倪。

二、榷场贸易网络

区域经济内部整合的同时，辽、宋、西夏、金、吐蕃、回鹘、大理、于阅等不同区域间的经济交流与共构也在展开。辽宋夏金等政权互鉴“食货之制”，共同搭建了榷场商贸网络，形成了以中原钱货流通为中心、共享“中国之利”的统一经济体系。

宋辽之间很早就有边境互市，即使在双方战争期间，榷场也不废罢，“戎退商行”成为常态。缔结澶渊之盟后，宋辽正式确立榷场之制，并“固守盟好，互市不绝”。榷场贸易中，宋向辽输出的主要有香药、犀角、象牙、茶、苏木、九经书疏、缯帛、漆器、粳糯等商品；辽向宋输出的主要有银钱、布、羊、马和骆驼等。羊是北宋宫廷御膳及祠祭的必备食品，也是京师官员极为喜爱的美味，因此成为辽宋官方贸易大宗，宋朝每年在河北榷场买羊数万只。

宋和西夏的榷场贸易同样繁盛。宋多用缯帛、罗绮、香药、瓷漆器、姜桂等交换西夏之驼马、牛羊、玉、毡毯、甘草、蜜蜡、麝脐、毛褐、辣羚角、硒砂、柴胡、苁蓉、红花、翎毛等土产。西夏还大量向宋输出青盐，青盐味优于解盐，在宋朝很有市场。

此外，辽与西夏、西域诸国、吐蕃各部也都保持着榷场边市或朝贡贸易。辽夏之间主要进行贡赐贸易，西夏向辽进贡驼马、井盐等，辽则回赐细衣、弓箭、器杖等。辽宋与回鹊人亦多有往来，回鹘商人在中亚、西亚大量使用宋钱，又将河西、中亚、西亚等地的珠宝、玻璃器、玉石等运往中原。契丹与高昌回鹘也曾建立类似榷场的贸易场所。熙宁之后，喀喇汗王朝与宋朝的朝贡贸易频繁，“远不逾一二岁，近则岁再至”，贡物品类繁多，有珠玉、珊瑚、翡翠、象牙、乳香、木香、琥珀、花蕊布、硒砂、龙盐、西锦、玉鞦辔马、腿胸脐、金星石、水银、安息鸡舌香等。地处丝绸之路南线的吐蕃喻厮啰政权，在西域诸族与中原王朝的丝路贸易和贡赐贸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西夏控制河西走廊后，吐蕃商人们改经青海道入中原。喻厮啰政权因此大力发展贸易，在青唐、邈川等地设立贸易市场，同时护送各国商队直至宋朝边境。各族商人络绎不绝、使青唐成了当时的国际性城市，城内胡商簇拥，宝货山积，喻厮啰政权的经济实力由此提升。

宋夏金并立时期，榷场贸易规模扩大，区域经贸往来更加密切。绍兴和议后，宋金关系趋于稳定，双方互设榷场。金向南宋输出丝、绵、绢、解盐、药材等；南宋则输出茶、布、木棉、象牙、玳瑁、香药、生姜、陈皮等、其中茶为大宗。西夏和金确立交聘关系后，既开展贡赐贸易，又开展榷场贸易。西夏向金进贡马、细犬等，金回赐银、帛等；在榷场贸易中，马和丝帛是主要商品。

宋朝境内缺乏产马之处、辽、西夏又经常禁止卖马给宋朝、所以北宋常向吐蕃购马。宋神宗朝，开始榷四川茶专供买马，宋与吐蕃的茶马贸易兴盛起来，吐蕃每年向宋朝出售马两万匹，得茶约二百万斤。南宋时期，由于陕西路买马场多被金朝控制，宋朝不得已转向西南诸族和大理购买马匹，之后大理的茶叶、药材、刀剑等也广销中原。茶马贸易使宋和西南诸族的经济互补互惠，方便了双方人民的生产生活，开启了后来茶马古道的繁盛局面，使中原和西南地区更紧密地融聚为一体。

官方主导的榷场贸易、使团往来、岁币岁赐，往往商品数量巨大，人员规模庞大。如北宋中期，西南诸族到永康军(今四川都江堰)互市的每天有近千人。与此同时.民间走私活动更是频繁、辽粮和辽盐走私久盛不衰、河东数郡每年都到辽境收购粮食，辽人甚至开辟海运私贩盐于宋。南宋的茶叶也被大量走私到金朝和西南诸族。这些经济活动不仅丰富了各政权诸族群的经济生活，也增强了彼此之间经济生活的共同性和互补性，夯实了中华民族一体化的经济基础。

三、“宋钱”通行四方

辽宋夏金时期，钱币的互通同样促进了各政权的经济交融。随着经济发展，诸政权皆建立起货币铸造与流通制度。诸政权虽皆铸有钱币，但由于宋朝发达的经济，宋钱在诸政权间流通最为广泛，辽夏金政权辖境都有大量宋钱出土。

辽夏金都仿效中原铸钱技术，圆形方孔的年号钱是这一时期钱币的基本形态。契丹较早从中原学到铸币之法，而铸币的制度化始于辽太宗设五冶太师、铸币至道宗时达到顶峰。西夏不仅仿辽、宋铸币，而且学习金朝设立专业铸钱机构—通济监。金初沿用辽、宋旧钱，海陵王模仿“中国楮币”创制交钞，实际使用极少，暗地里仍使用宋钱。回鹘和西辽也能自铸钱币，其圆形方孔样式显然受到中原影响。由于古代中国北方铜矿稀缺，辽、西夏、金等政权除自身铸币外，多仰赖南方宋钱(图8-2、图8-3、图8-4、图8-5)。苏辙称：“《辽)北界别无钱币，公私交易，并使本朝铜钱。”西夏也套购宋钱作为通货。从近年的考古发现来看，西夏使用的货币种类非常多元，但仍以宋钱为主。此外，宋钱还曾输入西辽，并传至中亚。

宋人张方平曾说：“钱本中国宝货，今乃与四夷共享。”这句话精准道出了当时货币流通的特征。由于“天下”之内形成了多个“中心”，货币需求量日益增大，因此，具有经济优势的宋朝，其所铸钱币便成为各个“中心”广泛认可的货币，出现了宋钱“四夷共享”的情形。